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六）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在与我哥哥的通信中“，我们经常探讨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出路。他是一位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和志向，希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的人，面对他从部队转业后到地方上工作所遇到的现实，他对毛泽东（以下简称为“毛”）和中共当局大失所望，他刚转业到河南泌阳县工作时，还没有彻底看透毛和中共当局的庐山真面目，还想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干出一番事业，为底层民众谋取福利、维护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力，尽管他在单位每年都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他总感觉到对许多事情无能为力。

在农业合作化时，他目睹了几乎一夜之间那些被迫“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几乎杀光了自己家里的除耕牛(因为私宰耕牛，那时是要被判刑的)之外的驴、猪、兔、鸡、鸭、鹅；捞光了自家池塘里的鱼虾，第二天一早起来都不约而同的对别人宣称：不知发什么瘟？一个晚上我家的驴、猪、鸡、鸭、鹅、鱼一下子都死光了。实际上都怕自己的财物入农业合作社后被别人共产掉，干脆自己先杀了腌起来以后慢慢享用，好入社后去共别人的产；还有就是农民入社后，那些农技不精、好逸恶劳的懒汉、无赖因出身好，纷纷当上生产队、大队的干部，甚至社（后来的公社）干部，没有当上干部的也成了中共当局依靠的积极份子。

刚开始入社时，那些农业上的好把式、勤劳成性的老实农民还勤勤恳恳地进行耕作，可是看到那些成天开会的大小干部，和出工不出力成天磨洋工的懒汉、二流子们每天的工分和他们一样多，其至比他们更多时，这些勤劳的农民也慢慢学会了出工不出力，一天到晚磨洋工，致使农业生产日渐萎缩，由此我大哥意识到农业合作化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对农村风气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57年的“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分和良知尚存的干部的无情打击、迫害和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社大食堂”、农村干部的刮“五风”［註：１］，给农村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给农民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以及造成大批农村人口因饥饿而死亡，这一切由于大哥比我更接近底层社会和农民(他调到法院、农业局工作后，经常参加农村工作队，到农村第一线从事“整社”和协助公社、大队干部开展工作)，所以他对这一切了解得更清楚，因此他对毛和中共当局反人性、反文明本质的认识比我更早、更清楚、更深刻。每年他休探亲假回家，他都和我和我弟弟谈及他们县城和农村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惨状，我们一起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我也把从阅览室获得的见闻、国际上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告诉他们，我们兄弟之间的这种谈话，互相取长补短对彼此都是一种提高。

河南那时是由一贯紧跟毛的胡作非为的极左份子吴芝圃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河南58年的浮夸风、虚报产量风刮得最厉害，上调中央粮食农副产品最积极，数量最多，所以河南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最早，三年饥荒对期河南饿死的人仅比四川少。河南58年底便开始有人饿死，到59年已开始大量饿死人，60年更是达到饿死人的高峰期。据大哥说，他们干部内部透露的统计资料显示“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最多的光山县有60％的人饿死，他工作的泌阳县也有30％的人饿死，这些饿死的人中绝大部份是农民。

“信阳事件”已震惊中央，到60年下半年，由于饿死人太多，河南一些地方的领导便背着中央和省委私下准许农民开垦荒地，收入归己，还向农民分了一点自留地，准许农户自养猪、兔、鸡、鸭。上面对此也不得不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较少进行干预。仅仅这么稍微放松一点对农民的限制和管控，这些地方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半夜就有人起来去开荒。大哥所在的泌阳县属地广人稀的半山区，有很多可开垦的荒地，所以到61年秋收之后河南这些地区的农民的生活状态便有了很大的改善。虽不能说是“丰衣足食”，因为那时每人每年仍只有三尺布票，离丰衣实在太远，但这些地区足食是基本做到了。

61年寒假我应邀到大哥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泌阳县邓庄公社的一个大队去度寒假(我大哥当时是这个大以的包队干部)，临走之前大哥来信告诉我乘哪一次车，正好在刚天亮时就到达确山火车站，下车后立即到汽车站去排队购买上午开往竹沟(也叫沟竹)的汽车票，去晚了就买不到票，一天只有这一趟车，上午由确山开住竹沟，下午由竹沟返回确山，买不到就要等到第二天。

我在长沙买好长沙到确山的一趟慢车票(慢车最便宜，只是要花二十来个小时才能到达确山，因沿途的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下来上下旅客)。那天我上午10点多从长沙上车出发，因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长途火车心中充满好奇，非常专注地观看沿途的景色。我看到沿途的农村一片荒凉的景象，山上原本郁郁葱葱的林木早已被炼钢铁和公社食堂砍伐殆尽，死寂的田野里还堆着收割后堆积的稻草，几乎见不到一个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以住冬季南方稻田里布满了的园型的沤制氹肥的肥料圈一个也见不到，水田里只有收割后残留的禾蔸、没有人运走的稻草和积存的雨水。湖南因张平化为迎合毛的旨意实行极左路线，农村仍处于饿死人的极度困难状态，农民们为减少体能的消耗冬季都只能躲在家里烤火取暖，而无力到田里去劳作。

当时湖南的农村尚未发生泌阳县那样大的变化。慢车上每天有两次不收粮票的玉米饼供应，每人每次供应两个直径约10厘米，厚不到一厘米的玉米饼，收伍角钱，本应由每节车厢的列车员负责向乘客供应，但列车员怕自己应付不了乘客们的哄抢，通常就是把这个事承包给自己的几个身高力大的亲友(这些人以此为业)，他们用麻袋背着列车上分到这个车厢的玉米饼，几个人围着麻袋不让乘客们靠近，先按每人两个玉米饼收伍角钱供应，后来就声称乘客太多，后面的人只能按每人一个玉米饼收两角伍分钱供应，后面的乘客元奈，也只好忍气吞声，每人只卖到一个玉米饼，实际上他们早就留下了几十个玉米饼在列车员那里，然后他们下车拿到市场上以一元一个的价格卖给别人，所赚的钱他们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与列车员分享。不过他们每次到我这里都还是客客气气地按两个玉米饼收伍角钱的标准向我供应，大既是看到我穿着中山装又戴了一副眼镜，胸前还别着一个“湖南大学”的校徽，以为我是个干部或是有些来头，怕我向上面举报他们吧！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列车到达武昌车站，由于计划在武汉玩一天，所以事前已拍了电报给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念书的高中同班同学谭志诚，他会在武昌火车站接我，我在武昌车站下车后，刚走到出站口便看到谭志诚站在出站口等我，我们互相问候之后，谭志诚说：今天下午和晚上我们先到长江大桥、蛇山和汉口去玩一下，明天再到武昌玩一下，明天下午四点多你仍乘同一班火车去确山。我说一切由你安排。

于是我们从武昌车站乘公共汽车到蛇山，下公共汽车后，我们一起走到长江大桥上面的公路桥的人行道上，先经过有卫兵站岗的桥头堡，往大桥中间走去，站在高高的钢架大桥之上，观看大桥和桥下滚滚东流的万里长江，因冬季是枯水季节，所以长江的江面并不显得十分宽阔，然后我们回到蛇山脚下，顺着山路登上蛇山顶上，这是武汉三镇的制高点，站在蛇山顶上举目四望，只见四周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房屋，留下的印象就是武汉真大，当时武汉三镇共有四百万人口，而长沙那时大约只有五十多万人口，站在长沙天心阁的城楼上就能看到长沙四周的城郊。

从蛇山上下来，我问谭志诚那座著名的黄鹤楼为何不见踪影，他说当年修建长江大桥时因黄鹤楼的所在地无论是位置还是下面的地质条件都适合作大桥北端的桥头，所以就被援建大桥的苏联专家下令拆掉了，实在可惜。

苏联专家可能不知道这座楼的历史价值，和它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还有那些配合苏联人一起工作的中国桥梁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也不敢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在那个向苏联一边倒、称苏联为“老大哥”的年代，他们都怕因此而被当局冠以“反苏”的罪名祸及自己和殃及家人，而中共当局就更不把历史遗迹和名胜古迹当一回事，所以黄鹤楼也就遭到了和北京的城墙、城门、城楼一样的命运。其实如果改变一下设计方案，也许黄鹤楼便能免遭拆除的厄运，即使因此而增加一些投资也是值得的，因为黄鹤楼对中国来说是无价之宝。

从蛇山上下来，继续乘公共汽车经长江大桥、汉阳到汉口，谭志诚在一家名叫东来顺的饭店请我吃了一餐便饭。那时到饭店吃饭，除了付钱之外，还要按你吃了多少饭付粮票，我说粮票我来付吧！我来前已在学校兑换了全国通用粮票，他说全国粮票不容易得到，你留着路上用吧！我这里有武汉市的粮票。因为当时全国粮票是可以在全国通用的，各省的粮票只艰于在该省范围内使用，各大城市发行的粮票只限于在该市范围使用。那时的黑市上全国粮票要卖到一块多钱一斤，省粮票价格要低一角钱左右一斤，市粮票价格比省银票又要低几分钱一斤。当时粮票的价格视全国粮食供应形势变化和全国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到64年之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粮票在全国各地基木上都保持在伍角钱一斤的样子。

晚饭后，他带我到汉口最繁华的中山四路至中山六路这一带游览了一番，又来到与上海的“大世界”齐名的武汉“民众乐园”去转了一转，因天色已晚便没有买票进去游玩，据谭志诚介绍：“民众乐园”内有京剧、湖北的汉剧、黄梅戏、杂技、相声、电影、儿童乐园、喝茶听书、餐饮、小吃……等等是普通民众娱乐休闲的好处所，只要买一张门票，到里面随便你玩什么、看什么都不必再花钱，只有吃喝需另外付钱。尽管这么好的游乐处所，票价也不贵，晚上又是人们空闲的时间，然而“民众乐园”门前却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因在那个极度贫困、到处充满饥馑的时代，人们有限的一点钱都需花在购买更多的食品充饥上，而应对饥饿的一种最有效的生活方式就是除了上班、上学之外，就是尽量窩在家里不动，以减少体能的消耗。

然后我们又乘公共汽车，中途还转了两次车来到武汉大学化学系的男生宿舍，我和谭志诚一起拿着我从学校开的去河南探亲的证明和我的学生证，到他们宿舍传达室登记之后，进入他的寝室，他说现在放寒假许多同学都回去了，寝室里多的是空铺，你可以舒舒服服睡在这里，要在平时，你只能去住学校招待所；或是住在附近的旅舍。

第二天起来谭志诚帮我在他们食堂买了一张客餐票，早餐是三两粮票一角伍分钱，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小碟咸菜。早餐后他先带我在校园内参观，武汉大学是一九二六年全国成立的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所以大门口的一座石门楼上镌有“国立武汉大学”几个描金大字，侧边还有“一九二六年”九个描金小字。学校建筑多为碧瓦、青墙、红柱、红门窗的中式古代城堡式建筑，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接着就来到学校旁边的东湖风景区游览，这里有个屈原纪念馆，馆前还有一尊屈原的塑像，东湖周围也是游人稀少。

接下来我们先乘公共汽车到洪山“宝通寺”游览，“宝通寺”内还有一部份是尼姑庵，这里面居然还保留了不少和尚、尼姑。这大概是中共当局把它用作它“宗教信仰自由”厨窗里的一个供东南亚佛教国家领导人参观的花瓶，因此这个寺庙、尼姑庵以及和尚尼姑们才得以保存下来供人参观膜拜。

中午就在“宝通寺”旁边的一家小饭店午餐，谭志诚说到了洪山不吃这里产的红菜苔那就太可惜了，于是中午的菜中便点了一份炒红菜苔，当这纷炒红菜苔一端上桌，夹到觜里一试，果然不同凡响，又脆又嫩，口感极好，除了一种天然的甜酸味(酸味是因为加了一点香醋)之外，还散发出一种独有的淡淡的幽香。谭志诚说洪山红菜苔之所以声名大振还有一个典故：满清后期李鸿章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有一年冬季巡视到武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设宴款待李鸿章，宴会上，上了不少山珍海味，李鸿章都艰少动筷子，张之洞大惑不解，连忙借故跑到后堂与幕僚商量怎么才能引起李大人的食欲？有位饱经世故的老师爷对张之洞说；“李大人在京城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有吃过？而且都是京城的名厨烹制的，张大人手下的厨师烹制的山珍海味哪能让李大人看得上眼？还不如炒一盘洪山的红菜苔让李大人一试，说不定能让李大人味口大开哩！”张之洞一听，认为有道理，命师爷快去办理，师爷派人骑快马到洪山菜农的菜地里摘了一把又肥又嫩的新鲜红菜苔，送到厨房命厨师炒好端上去，李鸿章正在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尽是早已吃腻了的山珍海味而发愁时，忽然看见端上来一盘红中带紫、色彩艳丽，又飘来一股幽香的小菜，立即夹了一筷子红菜苔，往口中一送，嚼了起来，连忙对张之洞说这菜好吃！这菜好吃！连问：这是什么菜？怎么京城也没见过？张这洞告诉李鸿章，这是湖南、湖北一带特有的一种蔬菜，尤以武昌洪山附近所产品质最佳。李鸿章又问道合肥(李鸿章的家乡)气候与武昌差不多不知是否可栽种？张之洞说应该可以吧？

李鸿章走后，张之洞便派人用大木船运了两船洪山的菜土和红菜种子送到合肥李鸿章的老家，并带去一位洪山种红菜苔的菜农，随船前去指导李鸿章家的下人种红菜苔。事后是否种植成功就不知道了。我想张之洞虽然知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的道理，把洪山的菜土也送到合肥去了，但张之洞显然不知道所谓“水土”指的不仅仅是土壤和水质，还包括物候条件，也就是气温、日照、降雨量、无霜期、干湿度、风力、风向……等物候条件，在这方面武昌洪山与合肥之间肯定是有较大差异的，所以我估计那次的红菜苔移栽，可能以失败告终，即使成劝了，品质也肯定比洪山的要差。从此事可看出张之洞不仅才华出众也办了许多实事，在拍李鸿章的马屁方面也堪称高手。

吃完午饭我们又到位于首义路的“辛亥革命纪念馆”去参观了一下，然后就步行前往武昌火车站去候车。那时的火车票有效期多为三天，路程远的有效期更长，在中途下车后，再继续乘车，如不变更所乘车次，只要在有效期内，无须去售票口办理改签，即可直接上车继续旅行，如果要更改车次，则须到售票口办理改签手续。

这天上午我已在武昌一个邮局发电报告知大哥，明天一早到确山，他将于中午在竹沟的汽车站等我。谭志诚送我到进站口才互相挥手告别。我上车后找到一个坐位，刚坐下来不久就见几个牛高马大的人背了一个麻袋里面装着玉米饼向乘客分售，昨天在车上看到的那一幕又在我眼前重演了一遍，我仍然是只花伍角钱买到两个玉米饼，先吃了一个，另一个准备留到半夜肚子饿的时候吃。在发车不久，火车经过长江大桥前列车员来把所有的车窗都关上，并且来回巡视，不准乘客在列车经过长江大桥时打开窗户，大概是为防止阶级敌人从打开的车窗里向长江大桥扔炸弹，把长江大桥炸毁吧！实际上这种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全为钢结构的长江大桥十分坚固，远不是几个土制炸弹就可以对它造成损伤的，更不可能把它炸毁。不过过桥时关闭车窗，对于防止民众因饥饿、贫因和政治迫害而从车窗跳江寻求短见也许还能起到点作用。

半夜过后我就不敢入睡生怕坐过了站，大约早上6点半左右，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列车员叫道：确山车站到了，请到确山的旅客准备下车，我走到车厢门口等车一停稳就跳下车，一阵寒气迎面扑来，我一看周围地上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房顶上草地上都打满了霜，气温比长沙低了许多，我连忙从包里取出带护耳的棉帽和绒布手套戴上，问同下车的旅客汽车站在哪里，这位旅客用手朝火车站斜对面一指说那就是，我连忙跑到那个简易的汽车站售票口去排队，已有好几个人排在那儿了，此时寒风凛冽，吹得我直打哆嗦，我只好不停地在原地跳动以便身体发一点热。

好不容易等到八点钟，售票口紧闭的小门终于打开了，此时排在队伍后面的人都突然往前一拥，都想争先购得车票，一些原来排在前面的妇女、老头、老太太被挤到后面去了，在后面破口大骂，我幸亏在后面的人拥来的那一刹那，一伸手抓往了挡在售票口前面的铁栏杆，才没有被挤走，我一面用力抓往铁栏杆不让自己被挤走，一面还要把自已装有钱和粮票的小包举在胸前，以防被别人抢走，或被扒手把里面的东西扒掉。

好不容易才轮到我挤到了售票口前，买了一张上午九点半到竹沟的汽车票，又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人堆里挤出来，这么一折腾寒意顿消，全身直冒热气，额头上也沁出了汗水，我掏出小手绢，擦掉头上的汗水，在附近的一家饮食店找了个座位坐下来，花了二两粮票、两角钱买了一碗面条，这是一碗除了几滴酱油和盐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地地道道的“光头面”，我把在车上省下来的一个玉米饼，就着那碗面的热汤一起吃掉了，肚子基本上吃饱了，太阳出来后气温虽稍有回升，但不停刮来的西北风吹到脸上还是有如刀割一样的感觉。

［註：１］：“五风”是指“大趺进”前后，农村干部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誇风和共产风等五种不良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