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致許燕吉大姐在天之靈/張成覺

在下是您的“五七右派同年”張成覺，“同年”者乃科舉時代同一年“進舉”的考生，並非同一年出生。不過您生於1933年1月，我的牛一是公元1939年12月6日，所以敬稱您為大姐，絕無攀附之意。

我被交通大學上海部分（1959年9月改稱上海交大）打入另冊的那一天，是1958年1月15日。當天我所在的運輸起重機械製造系內燃機車製造專業62班的同窗，按照上頭的部署，由一位積極分子帶頭發言，對昨天全班參加63班揪鬥另一位“右派”的會議提意見，說是為何放著本班的“右派”不管。當時我即感到不妙，大禍臨頭了。

果然，本班“唯二”的女生之一,團支部組織委員Z拍案而起，戟指怒視，目光如劍，直刺我的內心。她怒氣沖沖地喝道：張XX，你就是我們班裏的“右派”，你要立即交代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

Z長相漂亮，學習成績也很不錯，以往我對她頗有好感，她也善待我。不料一場政治風暴，改變了一切。

雖然明知無用，我仍然不甘就此趴下。此前，作為全班年紀最小又是成績最好的學生，我以非黨非團“民主人士”的身分，在班裏獲得廣泛的尊重和愛護。

這時，從車輛專業空降到本班的一位黨員調幹生郭某某（因本班原先的黨員符某某患病留校休學），以無可爭議的“太上皇”身分厲聲下令：“張XX，根據革命群眾的要求，你馬上返回宿舍作出書面交代！”

許大姐想必能夠記起，當時大學每個班學生一般為30名左右，有所謂“班三角”——由學校任命的班長,本班團員推選的（也許是學校團委指定的）團支部書記和全班同學選舉產生的班主席，組成領導層。可是班裏唯一的黨員（通常只有一位，且幾乎一定是調幹生，即入學前是機關幹部）實際上儼然居於發號施令的地位。

所以，郭某話音剛落，就有兩位跟我同寢室的同學“押送”我從教學大樓退場，回到宿舍寫所謂“交代”。

總之，時年19歲零一個月加九天的我，自此墜入深淵，直到1979年5月23日，中共上海交大黨委作出《關於張XX同志被錯劃為右派的結論》（滬交委（七九）字四八O號），才算大致在政治上取得跟一般非黨群眾相似的地位。之所以說“大致上”，因屬“改正右派”也，即有前科，仍在黨和政府格外垂注之列！

請許大姐原諒我的小肚雞腸，把所謂“改正”的日子摳得那麼死。因為之前我雖已“摘帽”十八年，但那屬於皇恩浩蕩，法外施仁。而“改正”也者，乃當局承認昔年“錯”了，並非我搞事。此案關乎本人一家六口（妻子及四個女兒）的政治經濟地位，斷不能含糊。

周場長大喝一聲：“反革命右派雙皮老虎許燕吉出來！”我趕快繞到前排，（保衛科長）周德耀一把把我拽到場子另一端，這時工人那邊就有幾個人同時喊道：“慢點兒，慢點兒。”宋科長馬上站起來說：“許燕吉這隻雙皮老虎，.....很能迷惑一部分工人,大家要認清她的反動本質......”......(《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頁224）

我之所以撿出上面那一段，也是因為之前“很能迷惑一部分”同班同學。自然，那些工人喊“慢點兒”，很重要的是由於看到許大姐您大腹便便，即將臨盆了！

由此可以分辨出人性與黨性！聖人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黨性絕對壓倒人性，淹沒人性！

不過，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即使是十三四歲加入中共的少年男女，也並非全都心如鐵石。許大姐您的書裡邊有類似例子。俗語說得好：人心是肉做的！不應該一竹篙打一船人。

說千道萬，看一個社會最根本的看它的體制，英文寫作system，也譯成制度。我覺得，許大姐似乎迴避了這個根本問題。

這個問題誰也回避不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漂亮的女生Z，四年級時自殺了。原因在於她跟我班的團支書L多次在暑假期間發生性關係，而L不知何故受到審查，作交代時把兩人上床也和盤托出。其實當時他倆早已不那麼如膠似漆了。所以，L此舉也許包含了某種報復心理。不管怎樣，Z就此香消玉殞。

至於郭，卻是一直順風順水，畢業後分配到青島市四方機車車輛廠，後從政步步高升到該市市委統戰部長，市政協主席。但此人還算天良未泯。我在《六十餘年家國》中曾對之痛加貶斥，後察覺不妥，故致電給他時略表歉意。誰知他反過來向我說對不起。就這樣，我們也算一笑泯恩仇了。畢竟1958年初的大氣候之下，他雖屬“偉光正”一員，也只是卒子而已。沒有郭某，不還會有趙某錢某孫某李某空降來主事嗎？

再說一件事，世界真小，許大姐您書中多次提到的容珊是我表姐，也就是我姨父容庚教授的小女兒。十幾年前我去三藩市探親，在她女兒家見過她。據悉如無意外她目前應住在廣州華南農業大學，可惜多次致電均無回應。她今年該是九十二歲了。或許你倆早已在天堂共敘？

我呢，正雄心勃勃地準備活過一百歲，力求能夠見到“五七反右”和“八九六四”的徹底平反。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在天堂歡聚，為神州大地陰霾掃盡，自由平等得以實現高呼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