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二部）/陶洛诵

我所在的师大女附中高一（4）班是各校考进来的尖子学生。几乎个个志向远大，这个结论是在我们一入校，先让每个学生暴露思想中得出来的。按说我们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应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却是成名成家思想。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我们的样板。

64年九月一日入校，不仅是我们班，而是在全校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牟志京的文章中得知，在四中也开展类似的运动，叫“四清”）班里大部分同学老老实实吐露实情，学校里大部分同学都有个人奋斗的名家情结

我一开始并没太注意梁立明，她睁着两只金鱼般鼓鼓的眼睛骨碌碌地观察着每个人的发言，并嘲笑了沈扬扬，沈扬扬反唇相讥道：“我不像你，除了报恩思想，什么都不说。”

我的小学同校不同班的同学梁立明无论怎么动员，她只咬紧牙关说自己只有报恩思想，她爸爸被打成右派，开除工职劳改，国家发给她助学金。

梁立明和我初中也有两年同校不同班的历史，女十二中在初二时把十个班留在原址，成立只有初中部的“灯市口女中”，四个班分到同福夹道的高中部，仍属于女十二中。

灯市口女中考进师大女附中的有八个女孩，在我们班的有梁立明汪静珊宋业明伍正怡高江宁，女十二中考进来两个，我和姚雨虹，她是英文班的。

暴露思想运动后，没人爱理梁立明，大家可能觉得她心机太重，不真诚。她没有朋友，我却被她盯上了。在一次参加崇文区清洁队的倒垃圾活动后，她邀请我和她星期六去崇文区清洁队玩。

汪三儿和我已经打得火热，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標在一起，不是看电影，就是去天文馆，我并不想去清洁队，那有什么好玩的？可又不好意思推辞，就随她去了。

我们学校在西城，崇文区清洁队在全国很有名气，因为那儿出了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刘少奇主席和他握手。当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习雷锋，学习王杰，大家觉得倒垃圾，掏大粪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一窝蜂地去表现自己具备这种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我才知道，梁立明为什么要去清洁队，团员们揭发高一时的班主任李松文喜欢梁立明，让发展她入团，团支部坚决反对，她不但右派出身，而且不说实话。我们班还有一个叫李筠，爸爸也是右派，也看不起梁立明，公然说：“我爸爸以前是干什么的？她爸爸以前是干什么的？“李的爸爸曾是革干，梁的爸爸是工程师。

文革中，67年，高二班主任杜梦鱼老师到我家，对我妈妈说：“陶洛诵在入团问题上受了压，我跟团支部多次说发展她入团，团支部老说再考验考验。“（插队时，戎雪兰说，幸亏我们没入团，省得将来成为历史问题。笑）

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前，许多人预感到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全社会紧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到处寻找阶级敌人，并要求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一闪念斗争，什么都是意识形态，脚踏实地想学点知识，干点实事被讥讽为“白专”，社会风气虚假浮躁。

学校里树了三个典型，一个是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华苏，在全校的发言中批判自己的虚荣心，她说：“怕数学竞赛拿不到名次，就不报名参赛。” 在高一年级大会上，一位家里九口人七个是右派的学生杨鸥发言，她胖胖乎乎，脸色红润，说被一个小孩无端称为“反动学生”，“我就怒气冲冲地给了他一拳。”看得出她是个性格开朗，胸襟坦白的女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文革中，我和她成为好朋友。

最瞩目的是高三的学生宋彬彬，她是高干子弟，爸爸是宋仁穷，她被树为正面人物，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发展会在大礼堂招开，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文革中，1966年8月5日，她是学校革委会负责人，在斗争学校领导大会后，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成为全国文革第一个牺牲者，打人杀人的血雨腥风从师大女附中刮向全国。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指示她：“要武嘛！” 她更改名字为：“宋要武”。

从1964年～1966年5月，极左路线从暗流涌动到张牙舞爪统领全国，这两年的历史应该也被史学家高度重视，在类似文革的运动出现前，也必然会有类似的酝酿过程，如果政治家能做到防患于未然，那是再好不过的。否则，国家将被拖向再一次的崩溃边缘，老百姓生命再次被涂炭，二遍文革苦，二茬文革罪是免不了了！

高二（四）班扬溢着热烈的政治空气。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教语文的王老师（他在学校有一个引人入胜的红楼梦讲座，名为“凄凄哀哀一挽歌”）在班上诵读我一篇作文，我在里面引用李大钊一句话，里面有“赤旗“一词，扬扬和游子对此表示疑义。王老师肯定我文章的语言凝练。

在发展李世明同学的入团会上，沈、游二位同学投反对票，理由是李同学的爸爸去世前是资方代理，李在会上谈认识，说：“资方代理比资本家还坏。”被她们认为言不由衷。沈的爸爸是驻英国临时代办，游的爸爸是少将。

文革前，汪静珊同学的姐姐，北大地球物理系的高材生汪静愉（高中就读女附中）在参加四川四清运动时，溺水身亡，背上绑着口铁锅，里面有两块大石头。消息传到我们班，李小琦说：“自杀还想装烈士！”汪同学爸爸有历史问题。李的爸爸是军事科学院院长。文革中，李小琦主持了在班里对高滨滨同学（高岗女儿）的批判会。

我即使被梁立明同学拉去掏茅房也难掩我靓丽的外表，端庄的举止，辞藻文雅的谈吐。时任团支部书记的马恬扬言道：“我们不相信不会把一个在旧社会生活两年的小孩改造不好！”（本人47年11月生）

我们宿舍共四个人，刘纪华，何代明，宗美和我。宗美胖胖的，很白，像唐朝仕女画中的人物。她凡人不理，很神秘，不知道她的任何资料。她和我只说过一句话，是文革开始后不久，她重复我在班上的发言：“鸡晒（本人的外号），你真够逗的，说自己沉默得像一条鱼🐟。”我很难得地看到她一展微笑。

我们宿舍一个人一张床，我的床和刘纪华挨着。纪华是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善良，不左不右，说话总是非常平和，多大的事在她那儿都能一笑了之。她不高不矮，偏瘦，相貌端正，戴付度数不太浅的白边眼镜。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要给她讲个故事。“福尔摩斯探案集”，“海底两万里”什么的。

文革破“四旧”，她问我要不要小说，我说：“当然。”她就带我去海军院校，一个漂亮的军校女孩指着一堆准备焚烧的书，让我随便挑，我恨自己只背了一个书包！

67年一月，我跟四中的蒋孝愚（此君官运亨通，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任）等十人去新疆，其中一个目标是追打联动，回北京后，纪华问我：“你是不是在打入联动内部时，要和他们说一些反动话啊？”

83年，纪华穿着军装到我工作的银行地安门分理处找我，她是军医，营级。她的丈夫是原人大附中的常空军，一个在学校出名的善待出身不好同学的干部子弟。

我87年出国不久，接到马恬的来信，说纪华想出国。紧接着，接到纪华的来信，说：“小日本是绝不能去的，澳大利亚如何？”我在信里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国家是你们的，你出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我们班干部子弟应该占三分之一多，还有一两个自诩出身好的，又瘦又小跑步如飞的苑秀琴的姥爷是共产党员，红八月高潮过后，她斜着眼睛看我说了一句：“血统论煽起的一种狂热。”我理解是她对自己的检讨。

以出身为严厉的分水岭是在八月十八号以后，“8.18“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班核心没通知我，究竟通知谁了，我不知道。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将近一半的位子空着，一半同学灰头土脸在抄首长讲话，我问那些同学哪儿去了？说：“到社会上破四旧去了！“

我看看油印的首长讲话，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我妈妈在她教书的女十三中八月十号被红卫兵打，剃头。我的心悬在嗓子眼上，怕她像卞仲耘校长似的被打死，心情很沉重。陈姗同学跟着我后面进来，她刚刚转到我们班不久，她原来是专业体操运动员，身材好，脸漂亮。（她是班里唯一夸我漂亮的人，时间是靠后几个月，地点是我家）她父母出事了，好像同学都知道，她表面看起来很洒脱，说：“他妈的原来还是......”这个那个一堆罪名，小个子赵籍丰招呼说：“陈姗，坐这儿！”我一看班上已群龙无首，知道有机可乘，可以自由活动了，我用胳膊一碰汪静珊，低声说：“走！” ”上哪儿？“ ”回家！“ 汪静珊惊恐地看看四周，收拾一下，跟我悄悄溜出教室。

大街上，一辆又一辆载着抄家物资的解放牌大卡车呼啸而过，走进胡同，王奶奶家正在被抄，她是房产主，基督徒。小芬去福建工作前住在这个院里，每星期天，王奶奶家有基督徒的聚会。王奶奶很慈祥，给过我一把她院子里结的枣。她的头发被剃了半边，她的女儿搀扶着她，从此不知去向。她家的三间大北房被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姓杨的刻字人家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