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80年代在北京的外国人 /陶洛诵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定居悉尼。

　　早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听戎雪兰说：“北大有两个农村来的工农兵学员，毫不嫉妒地争着嫁给一个非洲小国来的黑王子，旁边人看了甚觉可笑，说等去非洲的船开了，不把她们扔到海里才怪呢！”那是我首次在“文革”中听到的有人想靠婚姻出国的消息。

　　接着听堂妹莎莎说他们中央美院有个学生找了个印度人，这个印度人的老爹在联合国工作，这女孩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对象。我有次去美院学生宿舍找莎莎，碰巧看到这女孩儿，黄黄的瘦瘦的，谈不上漂亮，很机灵的样子。

　　“星星画展”后，李爽与法国大使馆一文化参赞白天明恋爱，白天明的叔叔是当时法国的国防部长。北京东城王府井附近有块地界叫“红霞公寓”，住着的都是外国人，李爽住进了白天明在那儿的公寓。马德升他们去公寓探访过李爽，李爽穿着绸缎的拖地长裙，坐在精美的梳妆台前，梳妆台上从低到高码着一排香水瓶子。在闲适的生活之余，李爽依然作画。

　　这种同居生活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尤其是和外国人。有天，李爽的姐姐去看李爽，李爽出来开门，被事先埋伏好的警察逮了个正着。

　　这下气坏了老白，逮李爽时老白正在香港出差，回家后见太太没了，就去准岳父家（李爽的父亲曾被打成右派）拍出一千多块钱，说是给李爽刑满释放后去法国的飞机票钱。老白自己回法国后，向报界新闻界谈了这事，法国人炸了窝，据说掀起个和中国人结婚的高潮，巴黎街头挂着李爽的巨幅画像，邮局里发行李爽头像的邮票。

　　老马说：“眼睛不算太大，可特聪明，小眼睛一眯一个主意，瞄准了谁一击一个倒儿。”接着老马感喟地说：“有的人虽然长得特别漂亮，可是不会运用。”还怕我听不出来，又进一步指点说“我认为你模仿你母亲是没有意义的。”我母亲是社会（母亲学校，父亲单位，街道，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公认的贤妻良母。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时，把整个家，我奶奶和我们这四个孩子留给母亲，自己出走了。老马常去我家，深知我母亲的艰辛，又看我一个人抚育儿子，认为我在步我母亲后尘。

　　老实说，我在中国时还不开窍，一直追求纯粹不搀任何杂念的感情，生活虽然艰苦，但在母亲的羽翼下，没有生存的危机感，仍能生活在虚无飘缈中。

　　回过头再说李爽，两年劳改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批外国记者堵在监狱门口恭候李爽。接受过专政滋味的李爽说：“今后一定按照政府法律办事。”由此推断李爽的罪名可能是违反了《婚姻法》，不该未婚先与洋人同居。

　　下一个李爽是乔雪竹的同班同学——中央戏剧学院的张谆。因为雪竹的关系，我也认识这张谆，张谆长得可真漂亮，绝对够得上美人儿档次。面部轮廓分明，高鼻梁大眼睛，皮肤细白，身材挺拔，腰细臀丰，又有书卷气，十分招惹人。先见张谆和一军人男友在一起，张谆本人也是军人，后来男友换成一法国大胡子，张谆不仅被开除军籍也给抓了起来，下落不明。

　　1987年我出国后，看到海外华人杂志连载张谆的自传体小说，想必已先我一步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还碰见过一杨姓老太太，自称去过法国，并给李爽看过两个孩子，可见张、杨二人在法国过得都还不错。

　　奇怪的是公安局抓的都是女人，男人与外国人结婚的一个没抓，如王克平娶的法国太太，黄锐娶的日本太太，牟志京娶的美国太太……皆是皆大欢喜，携着外籍妻子走出国门。

　　牟志京说出一种大家都比较认同的看法儿，就是公安局可能认为中国女人让外国男人占便宜是丢脸的事，中国男人娶外国女人则是脸上有光的事。

　　这种说法也是有据可考的，改革开放后，进来的外国人多，妓女应运而生，当时公安局耻于用妓女二字来形容这类事情，管涉外妓女叫“四百号”，有档说这是丢国格的事情。听说还有“四百号”被枪毙的事情，不知真假。

　　而今，涉外婚姻已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富裕后的中国同样吸引了许多外国新郎、新娘，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嫁出来好还是嫁进去好。

　　徐莉亚的英文名字叫Celia，她是从英格兰伦敦附近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系。她原来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寇莉亚，我叫了她几年寇莉亚，她中文提高后，说翻成徐莉亚更妥当，我就又叫她徐莉亚。

　　她是牟志京美国太太的朋友，不同的是，牟志京太太来中国教英文，徐莉亚来中国学中文。我们相识在友谊宾馆牟志京的婚礼上。

　　我和遇罗锦到达时，客厅卧室都挤满了来宾，徐莉亚孤零零地坐在一群中国人里，像个星外来人。她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征，白皮肤、高鼻梁，褐色的眼睛，褐色的头发，脸颊红红的，像两朵火烧云，那年她二十五岁。当她听到遇罗锦的名字时，热情地站起身来，想和罗锦攀谈。罗锦对外国人不感兴趣，当徐莉亚请罗锦留下联络地址时，罗锦说：“你找她吧。”罗锦指着我说。

　　我们俩没有语言障碍，这徐女士在英国时贷款一千英镑专门攻读汉语，她像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激进青年人一样，是个社会主义者。

　　我和徐莉亚在一起的时候，我远远没有她坦率。徐莉亚是研究妇女问题的，至今我记忆犹新的一次谈话是，她首先谈自己十六岁时和男友发生了性关系，并说从那时开始感到受男孩子的欺负。接下来她向我询问同样的问题，我感到为难，我耻于开口，我拒绝回答。她凝神等待了一阵，只好作罢。

　　我甚至没对她谈过文革中我家的遭遇，例如我外婆因为成份是地主被轰回安徽老家的事，我认为这不仅丢我的脸也丢中国人的脸。这种对外国人的态度源于我爸对我的教育。

　　三年自然灾害，我小学五年级，那天下学我忽然心血来潮去科学院出版社找我爸。我爸带我在食堂吃了碗一点油腥都没有的熬茄子，说已经请示了党支部，一位以前工作上的朋友从苏联来旅游，要见他。既然我来了，就带上我。路上，我爸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说中国闹饥荒，没得吃的事。

　　到了那朋友（中文名叫王崧山）夫妇下榻处，他们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款待我们，面包、香肠、黄油，火腿等等，我爸使劲让我吃，我都吃不下了，我爸还让我吃，我又吃了一片香肠，觉得胃很不舒服。

　　平时我爸老说我们不应该只这么高，正长个儿的时候赶上饥荒年代，有钱买不着东西吃，才这么矮（我1.64m）。

　　我和我爸，一点也没露中国遇上饥荒的事。可人家自己看出来了，说商店里没东西卖，早知道这样，多带些吃的来。

　　由于虚荣心好面子（我当时认为是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可说的话就不多了，谈话的主角倒成了徐莉亚，这倒帮我瞭解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真相。

　　原来上学时总准备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类，后来知道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又产生幻想，以为他们个个幸福快乐。徐莉亚的话让我知道了不少真相。“英国中学生毕业后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才能上大学。”她说。“百分之五？”我不能相信，“百分之五。”她看着我，肯定地点头，她的汉语没问题。这一点就够让我失望的。

　　插上一句与本文关系不大的话，前几天，法国因为热浪热死一万多人，我的澳洲女友瓦拉瑞说：“这个国家可够穷的，怎么那么多人不安空调。”瓦拉瑞也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的两个亲密的外国女友竟都是社会主义者，这难道只是个巧合。

　　有次徐莉亚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同屋住的女孩对她不好，在我诧异的眼神下，她很快收起了眼泪。待我到澳大利亚留学后，才明白对留学生来说，居住是个多么大的问题。没过几天，她邀请我去她住的老虎庙，一座在当时相当现代化的公寓，主人是个印度尼西亚华侨，那座屋子，价格当时是人民币五万。

　　她住老虎庙以前住在北大宿舍，又小又挤又不方便，吃留学生食堂，我看那些外国学生一点也吃不惯中国饭。一个又高又胖又壮戴黑圈眼镜的短发澳洲姑娘把酱油往花生米上浇，她是学钢琴的。

　　徐莉亚的父亲是个律师，在徐莉亚留学期间，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徐莉亚平静地告我这件事：“他一点没受罪”。为了安慰母亲，徐莉亚接母亲和姑姑来北京旅游，我请她们来我家作客，街道积极分子吴大妈跟着也进来了，问我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外国人，我解释清楚，她没再追究。

　　这在“文革”中简直无法想象，别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都不行。文革开始时，有一杨大妈，她家本住在我们胡同外的刻字铺里，七个孩子两个大人睡觉时脚都伸在门外。1966年“红八月”，她自称红五类，把一百三十三号的房东王开泰的母亲斗了，说她家是国民党伪军官团长，把老太太剃了个十字头，叫来红卫兵抄走全部财产，把王家母子扫地出门，她占了王家三间大北房。她成了居委会主任，负责监视胡同全体居民，她的得力帮手是抢占我家五间房子的张大妈，两个人都因操心过度，心力交瘁，英年早逝。居委会主任的位子落到了吴大妈手上。

　　吴大妈的丈夫原是资本家，两口子在公私合营后入了党，后来吴大爷被劝退，吴大妈的党籍倒保住了。这回我回国探亲，八十多岁的吴大妈还在连任居委会主任，我请她找个清洁工扫扫胡同，工钱由我付，我不想让第一次到北京的冉·阿让对北京有个骯脏的印象，吴大妈帮了我这个忙。

　　我与徐莉亚纯属友情的交往使徐莉亚很愉悦，我出国时，她帮了我两个忙，她当时的男朋友是埃塞俄比亚大使，澳大利亚的可可小姐是大使的朋友，我的签证是徐莉亚帮我办的，她还从她工作的美孚公司用1：3.70的官方牌价为我换了一千元美金，我从未求过她，这两个忙是她主动帮的。

　　帮我出国留学的另有其人，他要求我永远不要写他，为了遵守诺言，我不能用文字来表达有关他的一切，他如能看到这一切，就能知道我对他有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