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对儿女在澳洲的生活（十六）
陶洛诵
19.
卡市有个“越棉寮联谊会”，大陆东北来的有位叫王楚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在里面工作。
我写过一篇“警察王叔叔”先登在1994年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施国英的“自立快报”副刊也登了。
王叔叔今年九十多岁，几年前，王婶因为老年痴呆去世后，他又续弦了一位比他小30多岁的太太。疫情前，我还与这位新王婶通过电话。
王叔叔长着一张娃娃脸，像极了漫画里的小孩子丁丁，他是我们卡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以为他在大陆当过民警，他几乎对卡市的每个华人都了如指掌。
我儿子喜欢武术，他小时候，正是李连杰在香港拍的“少林寺”风靡一时，他受了影响。我就把他送到北京市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武术队习武。来澳洲后，他进了卡市“龙形功夫班”，是一对香港夫妇办的，招收青少年。逢年过节他们在商家门口舞龙表演。
王叔叔住在我家街对面的Townhouse里，看见我儿子在草地上练功，要教他“打魔杖”，儿子对我说了，我说好。送他一些礼物酬谢。
王叔叔的故事很传奇，他出生在东北哈尔滨一个大家庭里，冬天，院子里布满大酱缸，是家族人一年的菜肴。“解放前”，他在镖局工作，易帜后，他当上派出所民警，最先赶上的是改造妓女的工作，“妓女都被拉去配挖煤窑的小子，有的不干，就逃跑，跑了再给追回来”。
文化大革命，王叔叔被打断了一条腿，走起路来稍微瘸。他们整个大家族因为娶了一位中苏婚血儿的媳妇，得以全体成员移民澳洲。听了他的故事，有了我那篇文章。
王叔叔的传奇并没结束，他因为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越棉寮”负责人认为他是个有用之材，嘱咐医生一定要把他救活，给他电击两个小时，“崩”一声从床上蹦起来再重重地摔下去。这些都是他事后说的。当时金老师丈夫刘教授患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王叔叔自豪地说：“他那么弱，受得了这个吗？”他说他的身上插满了管子。他估计自己还能活五年，为自己准备了开追悼会的巨幅遗照。
“越棉寮”为什么如此看好王叔叔呢？仅举一例，我和儿子都是他发展的澳洲工党党员。
我们卡市向来是工党选举的票仓，四年前澳洲大选，自由党几乎完胜，但卡市所在的选区依然保留住了工党的议席！
我们入党手续是这样的，王叔叔说让我们娘儿俩加入工党亚洲支部，我问他要求我们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用做，党证由他负责保管，党费由他统一交。没几天，他拿来一叠党証，大小如驾照般，他找到我和儿子的名字，给我看了看。又收进口袋。
我和儿子分别参加过一次工党活动，有汽车来接，交五毛钱车费。开会的都是白人，中间给吃的是面包，演讲的人说：“我们不像自由党有钱，他们开会吃好的！”
王叔叔病了后，再没听他说过此事，我也不知道，我和儿子的党証下落如何？
王叔叔的生命并没如他预料的五年后结束。他和新王婶像王子与公主一样幸福快乐地生活。
我和儿子、女儿搬到南区，已经改投自由党，这次选举，儿子改了回去，又投的是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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