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四）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大约两三年之后，肖治民已因病完全退休，那年春季他回湘探望母亲，先与谭运华、胡守兴等同学一起从长沙开车到汨罗我家聚会，老同学相聚大家都十分高兴，我特意把珍藏多年的一瓶“五粮液”打开，与老同学一起“把酒话桑麻”，肖治民当时已患有糖尿病但仍然破戒陪我们喝了两小杯酒。

午餐后我们一起乘谭运华的车到长沙，我也隨车同行，一起到星沙(新建的长沙县县城，在长沙北郊，距长沙约二十来里路)肖治民的妹妹家去拜访他的母亲。那时他母亲已年近九十，身体依然健朗，头脑清晰。他母亲因不习惯北方生活，所以离开老家后，就一直住在肖治民妹妹家里。我们去的那天，他母亲身体有点不适，所以躺在床上未起来，当我坐在她床前为五十年前去她家度秋假一事向她老人家表示歉疚、感谢和敬佩时，她老人家淡然一笑说：你们是远道来的客人，招待你们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当时农村条件有限招待不周，有些过意不去，哪里值得你这么感谢啊！肖治民的妹妹指着我问她：您还记得他不？她母亲说：记得！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飞天蜈蚣啊(长沙人把喜欢调皮捣蛋的男孩称之为“飞天蜈蚣”)！此后我又专程去看过肖母两三次，直至几年前听肖治民来信说他母亲已经仙逝。两三年前又听到肖治民也因糖尿病不治去世。

1956年的寒假我们一行七、八个长沙学生(都是男生)，还组织了一次到铜官谭运毕家、霞凝刘杰家的旅行活动。那是放寒假的第一天，天气阴冷，我们先隨谭运华到北门草潮门码头乘小帆船到铜官他的家里去玩，由于出发较早，又有风又顺水，船速较快，而铜官镇距长沙不过三十多里水路，所以上午10点左右船就到了铜官码头。谭运华家就在距码头不远的湘江边的一个小山坡上，他家背靠一座小黄土山，屋前是一块带有天棚的较大的空坪，平日是用来晾晒陶坯的；收获季节却可用来晾晒稻谷。站在他家的客厅里便可望见小山坡下面滾滚北去的湘江。

谭家人见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的到来都十分热情好客，连忙泡茶给我们喝，并拿出炒蚕豆、炒红薯片来招待我们，由于距午飯的时间还早，谭运华就带我们到一座陶窑里面去参观，在一座小黄土山有几条凸起的烧制陶器的龙窑(因陶窑从山脚像一条龙一样一直延伸到山顶，故又被形象地称之为龙窑)，为了提升热气流上升的速度和加快空气进入窑内的速度在窑的顶部还都建有一个高约十余米的烟囱。这是一座烧制的陶器已出窑，而新的陶坯还未装入的空窑，我们从一个供人进出的窑口进入到窑内，窑内呈拱形最高处有一人多高，窑从下面的进火口到顶部约有二三十米长，宽度约有两米左右，整个窑都由红砖砌成，谭运华打着手电筒带领我们进去参观，并担任讲解员，窑的内壁由于烧制陶器时的高温和使用年代久远都已变成了黑色的琉璃状烧结物，窑的两侧每隔不到两米远便有一个通风口是开始烧窑时用来排除烟气和陶坯排出的水气用的，待水气排淨后，便用湿黄泥封堵起来以提高窑内温度。当工人把陶坯装满后，便用砖把进出口封起来。点火之前在窑的进火口处还要按规距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开始点火，进火口是两三条并列的约十厘米宽；一米多高的垂直火道，火道外是一个火坑，柴火并不直接放到窑内去烧，而是在这个火坑里烧，利用烟囱和窑本身对热气和火的牵引力，把木柴燃烧产生的热气和高温火焰吸到到窑内去形成高温热气流把陶坯烧制成陶器。陶器烧制的成功与否，以及品质的好坏.，全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对火候的控制，开始的烘烤阶段窑温不可太高，太高会导致陶坯的炸裂，要陶坯所含水份全部排干后，才能提高窑温，所以烧一窑陶器是一个十分慢长的过程，从装窑到停火后冷却，再到可以进人出窑，前后要半个多月。

从龙窑出来之后，谭运华又带我们去参观由陶土制作陶坯的全过程：首先把从矿洞里开采出来的陶土(就是一种灰白色的高岭工，颜色越白越好，纯白色的高岭土就不是制作陶器而是制作瓷器的瓷土)晒干、粉碎、用清水浸泡，然后搅拌，将上部的泥浆舀入另一池子沉淀以除去浸泡池底部的沙子碎石之类的固体杂质，然后放掉沉淀池上部的水，再取出底部的精制陶土放在坚厚的木质案台上，反复搓揉、用木锤捶打，以增加陶土的粘度和可塑性，这叫“炼泥”，炼好的陶土要保持一个恰到好处的干湿度，太干难以在转盘上塑成型；太湿会使塑成的陶坯坍塌。然后把一坨陶泥放在一个厚重木转盘的正中央，用一根细木棍插到木盘靠近外沿的一个小孔中，制陶工人通过细木棍用力转动木盘，在木盘达到尽可能高的转速时，迅速抽出细木棍，然后用双手从下到上把陶土旋揑成一个个陶坯：碗、钵、壼、罐、缸……等等，然后把做成的一个个陶坯整齐地摆放在一块长木板上，再把长木板放到晾干棚下面的木架上晾干，晾干后的陶坯再选择一个晴天放到太阳光之下去进一步晒干陶坯中的水份，充分晒干后的陶坯还要在混有碎玻璃粉或碾碎的细沙的泥漿之中去浸一下，马上取出来晒干，这个过程叫上釉，这样烧出来的陶器表面上才有一薄层琉璃状的釉质，不仅使陶器外表美观而且可防上淘器漏水。上好釉、充分晒干后的陶坯才可装进窑内整齐緊密码放后，再进行烧制。

经过参观和谭运华的详细讲解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看似平常的一件陶器制作过程居然如此复杂讲究。此外由于一窑产品的烧制是否成功关系到许多人、许多天的劳动是否会付之东流，所以烧窑时还有许多禁忌，诸如：烧窑时妇女是不能到烧火的窑口去的，生人(即便是男人)是不准与窑工搭话的……，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禁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却是窑工们自古以来信守不逾的教条。

参观后回到谭家，他家丰盛的(按那时农村的标准)午餐，除了几样小菜、几样罎子菜之外还有肉、雞蛋和豆腐。谭家因家里劳力较多，生产队又有陶窑，而谭父又是一位十分精明能干的人，因为人耿直、公正在当地已小有名望，当然家里也打理得比一般人要好。午餐后我们与谭家人告别道谢。

谭运华同学年纪约比我大两三岁，因大凡来自农村的同学通常发蒙都要比城市生长的同学晚两三岁，，他初中在C－116班与我不同班，高中才一起考到高50班成为同学，谭同学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学生，不仅学习用功、成绩优异而且多才多艺，唱歌、演花鼓戏、演讲无不出类拔萃，加之出身又好，所以从进初中起，便成为长郡中学重点培养的对象，在人才济济的长郡中学，他初中就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刚进高中不久便入了党，当时同学们都深信谭同学将来前途无量，都相信他高中毕业被保送清华、北大，然后被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培养，而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高中毕业后后，不知是湖南省希望把他留在湖南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培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被保送到刚由“中南土建学院”恢复原名的“湖南大学”铁道系的桥隧专业学习，对此大出同学们的意外。数十年之后，当我们向他问及此事时，他的回答也令我们不解。他说当时学校领导在高考之前也曾向他表达了省领导希望把他留在湖南作为后备领导培养，就近保送到湖南大学就读，科系任由他选择的想法；如果不想留在湖南，那么保送清华、北大的任何科系也可以。他说此事需回家与家人商议后再作决定。他回家与家人商议此事时，他父亲说北京太远，路费太贵，回家一次太不容易，还不如就近在湖大读书，可经常回家看看，也不花多少路费，况且省领导有意培养你，也不可辜负了省领导的好意。家人和谭同学考虑到当时铁道部门职工们的福利待遇又好，而原中南土建学院的铁道系乃是全国最好的铁道系之一，于是才决定留在湖南上湖南大学的铁道系，三年基础课完成后分专业，他选择了桥梁与隧道专业。然而当时这个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共产极权体制，却因一件微不足道、且十分正常的小事而断送了他那本应十分美好的前程。他大学时与他相恋的一位女同学，后来谭运华发现与她性情不合，便提出分手，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不料这位女同学因此与他反目成仇，写信到学校举报谭同学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喜新恹旧，抛弃她移情别恋。

爱恋双方性情不合互相分手，这种于情于理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那种体制之下，却被当作大逆不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谭同学不料竟因此区区小事，不仅被取消了被当作后备领导人培养的资格，而且在毕业分配时，被发配到当时还荒无人烟的青海格尔木一带去修建铁路。后来几经辗转，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调回长沙铁道学院任教。

我们下一站是赶到与铜官相邻的霞凝刘杰同学家去吃晚饭，然后到他家附近的霞凝火车站，坐傍晚的那一趟开往长沙的慢车返回长沙。谭运华坚持要送我们一程，并顺便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中共早期领导人郭亮在铜官的故居，并向我们讲述了不知是当局编造的；还是真实的“郭亮带兵抓郭亮”的故事。

他把我们送到后山的一条大路上，向我们指明了去霞凝的大致方向，并告沂我们遇到岔路时，只问霞凝，当地人就会告诉你们往哪个方向走，到了霞凝附近，只要问刘杰父亲的名字，当地人就会告诉你们他家的位置。我们向谭运华致谢后，便与他挥手告别。我们按谭运华指示的方向边走、边玩、边问终于在不到下午四点就到了刘杰家，刘家情况虽没有谭家好，但家里人对我们仍然十分热情，我们的火车是傍晚六点多钟的火车，刘杰家就在霞凝火车站西边的小山坡上距车站不到一里路，为防止误车，我们提前就把到长沙的火车票买好，霞凝到长沙只有两个小站，经过捞刀河车站，下一站就到长沙东站了。为了不使我们误点，刘家提前做好了晚饭，下午5点就开饭了，尽管家境较为困难，但都和肖家、谭家一样倾其所有热情招待我们。晚餐后，我们与刘杰及其家人道谢告别，我们一行便到霞凝火车站那小小的候车室等候火车，那时乘车的人很少，整个车站就只有我们七八个同学在那里候车，车票也很便宜只有三角钱一张票。我很兴奋，因为长这么大，大小轮船、帆船、小木划子、卡车、大汽车、小汽车都坐过，唯独设有坐过火车。上火车后，列车开动后，只见车窗外的山、水、房舍、田野、树木……等都快速地从我眼前向后方掠过，当我还沉浸在眼前的惊喜和兴奋之中时，突然一位同学的手拍着我的肩膀说：长沙到了，你还不快下车！我才惊醒过来连忙隨同学们一起下车，和几位寄宿生一起回到学校。

1956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１９５５年发生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余波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６年的上半年，中共当局发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胡风及与其相关的文艺界人士的无情打击，以震慑文艺界的人士。在中共当局的高压之下，已经在“反帝爱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反、粛反运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吓破了胆的几乎所有文艺界、学术界的精英们，包括：巴金、夏衍、周扬、冯雪峰、冰心、丁玲、冯友兰、郭若沫、翦伯赞、周谷成、沈雁冰、梅兰芳、程艳秋……等都纷纷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在报刊、杂志和广播上与胡风划清界线；对胡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检举揭发；有的甚至不惜以不实之词，对他们昔日的同志、战友、朋友落井下石。这些情况作为高中学生的我当时是不清楚的，直到“改革开放”资讯来源丰富之后，才逐渐了解清楚。这场运动由于它主要是针对文艺界人士发动的，故对中学波及较小，教师学生很少被捲入其中；二是：这年上半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除极少数远离村镇的农户外，所有农民都被迫带着自己的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自愿”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成了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新型农奴──合作社社员；三是在这年的下半年，中共当局实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千上万的资本家、个体手工业者被迫“自愿”敲锣打鼓带着自己的工厂、商店、房屋、资金和自己的劳动工具进入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他们和农民一样，成了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的新式奴隶。

尽管资本家们己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献给了中共当局，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成份成为工人、店员，而是仍然被中共当局保持着剝削阶级的头衔：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仍然被中共当局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只是没有像农村中所有家产(甚至包括妻室、儿媳以及成年女儿)被瓜分一空后，仍然被载上一顶“地主份子”帽子而成为贱民“四类份子”中的一员的地主、富农那样被戴上一顶“四类份子”的帽子。

这年冬季为庆祝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对农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啇业和私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在年底一个到处结冰的日子，在长沙市在烈士公园西南面的省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我们高中部的学生早餐后，便列队赶到了会场，会场上除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没有其他队伍入场，我们到后，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各行各业的队伍如工人、郊区农民的队伍才先后敲锣打鼓、举着各色彩旗、标语陆续来到会场。直到将近中午省、市的党政军的领导们才姗姗来迟，到达主席台就坐，在此期间我们这些先到达的学生在凛冽的寒风之中，站在冰凍的操场上凍得瑟瑟发抖，都只好站在冰地上不停地原地跳跃，或不停地跺脚以让身体发热来降低寒冷的感觉。

好不容易才盼到大会开始，省市党政军各级领导按级别的高低依次先后发表了大同小异的讲话，其内容无非是“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新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远瞩、英明领导的结果，最后呼吁大家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爭取更大的胜利。接着又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我们站在冰地上又冷又饿，好不容易盼到散会，我们又等了好久才轮到我们走出会场，同学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返回学校的游行途中，我们还要一边呼喊口号；一边挥动手中写着各种应时口号的三角形彩色小旗。当我们又冷又饿地回到学校时，已到了下午四点半左右。由于明天就要开始期末考试，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一下重点是我考前的必修课，所以一回到学校我也顾不得饥锇和寒冷，赶紧跑到教室拿起一本明天上午要考的科目的教科书，迅速跑到食堂旁边的开水房，两个烧开水的大灶之间的一个用水泥砌的灶台上坐下，这个灶台已被两边灶膛内的两炉熊熊大火烘得像北方的热炕一样暖和，小小开水房内的空气也被这两炉大火烘得温暖如春，这是我早就侦察好的冬天复习功课的“洞天福地”。我在这里聚精汇神地看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书，才被食堂里开晚飯的铃声惊醒，才赶紧去拿上碗筷去食堂狼吞虎咽了四大碗饭，这才一扫飢寒交迫的感觉；四是：这年上半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及苏共在斯大林时代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敲响了埋葬共产极权主义的第一声丧钟。只是中共和毛泽东所作所为与斯大林如出一辙，所以对中国民众隐瞒了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的真实情况，只是向中国民众声称：斯大林虽犯了一点个人崇拜的错误，但其功绩是主要的、其思想是正确的，对其错误和功劳应三七开(即错误只占三成，而功劳占七成)。赫鲁晓夫那个震惊了全世界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把斯大林这尊共产极权主义神壇上的巨神一下子摔到了地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独六亿中国人除极个别中共高干之外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民众的隐瞞、欺骗达到了何种程度；五是：这年6月在波兰发生的的波茲南事件，和这年十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这是国际共产极权阵营内部最早爆发的大规模民众自发反抗斯大林式政治、经济体制的大规模群众反抗行动，尽管这两次运动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怂恿、支持之下，被苏共当局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镇压下去了，但现在看来，这两次反抗共产极权暴政的壮举，对促进东欧共产极权政权和苏联此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运的影响。

然而由于当时中共当局的欺骗、丑曲真像的宣传，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民众都只知道：这两次事件都是波、匈国内不甘灭亡的剝削阶级代理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之下，而发起的试图在波、匈二国复辟资本主义统治的反革命暴乱。

我当时只是在处决匈牙利事件的主要领导人纳吉时，宣布纳吉的一条主要罪名是：纳吉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时，心中产生了一点疑问，我凭常识判断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因为纳吉贵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总理，他在匈牙利要权有权、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他即使为了个人私利也绝不会冒着生命危險，委屈自己去充当权力、名誉、地位都远不如匈牙利政府总理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

这种疑问早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上台后，处决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时就产生过，当时苏共当局宣佈的贝利亚的罪行之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当时我年纪虽小，但我凭常识就怀疑在斯大林时代，位居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贝利亚，实在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可以驱动他去充当帝国主义间谍。当时我还未意识到这些在常识之下产生的怀疑正是我觉醒的开始。

1956年寒假我和班上的吳心林、徐仲良都选择了留校度寒假。那时我为了锻炼自己的抗寒能力，冬天都只穿两条单裤，上身只穿一件衬衫、一件卫生衣(当时流行的一种表面是棉织的；里面是棉绒的保暖衣，其保暖效果相当于一件羊毛织的毛线衣)，外面再罩上一件兰布学生衣，那时长沙的冬天气温常在摄氏零下好几度，尽管每天凍得全身发抖、牙齿咯咯响，也坚持不加衣服，实在凍得不行了，就去跑步、打乒乓球、打篮球。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才加上一件毛线衣，以避免遭到母亲的责骂(母亲是怕我凍出病来)。我们三人白天在一起或做寒假作业；或鑽研数理化的难题；或一起打乒乓球、打篮球、跑步。晚上或去附近的文化电影院看电影(凭学生证买学生票，一张电影票只五分钱)；或读古典诗词、小说；有时也到学院街口的一家小食店买点油条、油炸穤米糖餃、油炸空心糯米芝麻油坨、豆漿到寝室里来霄夜，那时这些东西还比较便宜，油条、糯米糖餃、芝麻油坨每样两分钱，加了糖的豆漿一分钱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