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对儿女在澳洲的生活（十八）
陶洛诵
21.
我在1989年12月5日对冉阿让交械，他海誓山盟掷地有声：“要好就好一辈子！”我听了他这句话，心里有些恐慌，对这么个人，交出一辈子？我没有作声。
我自由自在的日子从此消失了！
“星岛日报”从90年2月开始连载我的长篇自传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他们付稿费给我，找不到人。
那连载是刘渭平教授推荐，需要香港总部批的，很长时间才批下来的。我从12月5日就再没去悉尼唐人街附近的“星岛日报”报社。再没见过刘渭平教授。
我的社会关系只保留了和徐家祯先生通电话，如果再没一个人跟我说两句，我会憋疯了！但连这，冉阿让也不允许。有天，他看到我和徐先生通电话，居然干涉，我气得把给他买的 补品从三楼阳台扔下去。他一看我发脾气顿时老实了！
在女儿七岁那年，我带着她去参加悉尼作家协会的一个活动，欢迎刘渭平先生、李承基先生等大儒来卡市联谊。刘渭平先生见到欢迎队伍里的我，停住脚步，问：“我们多少年没见了？”我搂住女儿的肩膀说：“她有多大，我们就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刘先生没再说话，转身离开，他跟我说话时，后面队伍李承基先生等人都跟着停下，他一走，后面跟着前进。
那天，从未谋面的李承基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他在扉页上称我：“女史陶洛诵”。
刘渭平先生曾把我引见给“星岛日报”的东家胡仙女士。89年秋天，胡仙女士从香港来悉尼视察，刘先生介绍我给她，说我为“星岛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胡仙女士个子中等偏高，适中的身材偏胖，黑色的高领羊绒衫外面罩着黑色薄呢外套，头发很黑，烫成卷花过耳。平易近人，普通话说得不错。她说星岛准备开辟英文版，让我给英文版也写文章。刘教授说：“没问题，他爸爸是搞英文的，她几个弟弟也是搞英文的！”
我壮着胆子给刘先生看了我自传的手稿，没想到他大为激赏，说：“文化大革命，你们没念到多少书，还能写出这么个东西，不容易！”
他帮我复印了三份，看着70几岁高龄的老人家站在复印件前亲自为我幼稚的作品工作，于心很是不忍。
刘渭平先生很喜欢和我聊天，他给我详细地讲过他的生平，为尊者讳，我做为珍贵的史料保留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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