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遭遇

謝寶瑜

我的父親謝智齊在朝鮮戰爭中身負重傷，在軍部醫院和其他傷病員一起被中國軍隊抛棄，成了美國軍隊的戰俘。他被遣返回國後卻因為當過戰俘而受到了近三十年的迫害。

我的祖父本來是鄉下的貧苦農民。因為生活艱難，他去重慶市尋找出路。他最初當苦力，後來找到一份看大門的工作。生活安定下來之後，他把我父親從鄉下接到重慶。我父親幸運地考取了一份“清貧優獎學金”，從而得以在重慶著名的樹人中學讀書。在學校“進步”教師的影響下，他思想左傾，對共產黨非常敬仰，參加過中共地下黨發動的學生運動。1949年11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當時他只有十六歲，初中還沒有畢業，便報名參加了解放軍。1951年3月25日，他所在的部隊以志願軍的名義入朝參戰。此時他是中國人民志願軍12軍31師92團政治處正排級工作員。

我父親參加的是志願軍發動的第五次戰役的第二個階段，聯合國軍方面稱為“第二次春季攻勢” Second Spring Offensive。他所在的12軍31師92團强行穿越聯合國軍的炮火封鎖綫，丟下一路的尸體和傷員，不顧一切地向前穿插，到達目的地後卻接到軍部立即撤退的命令。此時聯合國軍已經開展了反攻，92團只好邊打邊撤。下午4點過，我父親在撤退的時候右腿受傷，栽倒在地，昏了過去。

在撤退中，傷員都被留在了敵人的後方，由他們自生自滅。我父親是團部的人員，得到了特殊的關照。團長派了兩名士兵在天黑之後穿過前綫，摸回我父親受傷的地方，用擔架把他抬了回去，並且在第二天下午將他送到了軍部醫院。

所謂的軍部醫院實際上僅僅是一條山溝，兩旁的灌木裡擺滿了躺著傷員的擔架，一架接一架，一直向山溝的上方伸延，不知道有多少傷員。我父親成天躺在軍部醫院裡，沒有任何人來管過他，更不要說治療了。他成天躺著，餓了吃兩口炒麵，渴了喝一口水壺裡的水。第四天下午，十來架美國飛機轟炸掃射這條山溝一個多小時，我父親右小腿再次受傷。第六天晚上八點過，他第一次在夜色中見到了一位醫務人員的身影。這個人順著山溝跑下來，不停地叫喊：“走得動的傷患，馬上跟我走。快，快呀！”我父親幾次掙扎著試圖站起來，卻摔倒在擔架上昏迷了過去。到了第十天，他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吃過任何東西，完全昏迷了。

我父親再次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在美軍的戰地醫院，成了美軍的俘虜。他是在十八歲生日之後剛好一個星期被俘的。據說美軍搜索了那個巨大的軍部醫院，多數傷患早已喪命，只發現了二十四個仍然活著的人。隨後他被轉送到釜山戰俘醫院，經美軍醫生和護士的治療和護理，他的腿保住了，但是成了終生殘疾。他在醫院呆了兩個多月後，拄著拐杖，被轉送到了巨濟島戰俘營(Prisoner-of-war Camps on Koje (Geojedo) Island)第86聯隊(Compound 86)。

巨濟島戰俘營共關押了近20萬朝鮮和中國戰俘，其中有兩萬多是中國戰俘。戰俘營裡的中朝戰俘分為兩派，一派親共，一派反共。兩派之間經常發生衝突，而且手段都很血腥，總共造成了兩千多戰俘的死亡。後來聯合國方面進行甄別，將親共和反共的戰俘分開關押。我父親去了親共的602聯隊(Compound 602)。86聯隊戰俘中反共派佔優勢，我父親不敢暴露自己的政治立場。到了602聯隊，他就積極參加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活動，被該戰俘營裡的中共地下黨委任命為一個“大隊”的“文化幹事”。

1952年4月中旬，親共的中國戰俘利用外出幹活的機會，與親共的朝鮮戰俘取得了聯係。雙方商量後決定聯合起來製造事端。於是，中朝戰俘一起絕食抗議，示威游行，並且向美軍管理當局遞交了備忘錄，要求停止甄別，將所有的戰俘遣返回國。5月7日，76聯隊的朝鮮親共戰俘實施了中朝戰俘事先策劃的一個行動，以談判為藉口，將杜德將軍(Brigadier-General Francis Dodd)誘騙到聯隊的入口處，然後十幾個人突然衝出，綁架了杜德將軍。602聯隊的六千多名中國親共戰俘在戰俘營裡示威游行，聲援他們的朝鮮同志。在這次事件中，我父親出頭露面，擔任了602聯隊裡帶領六千多人喊口號和指揮唱歌的人。這次“鬥爭”就是著名的巨濟島事件Koje Island incident or Geoje Uprising。該事件造成了一名美國士兵和31名朝鮮戰俘喪生。

巨濟島事件後，美軍將602聯隊中的中國親共戰俘轉移到了濟州島上新建的第八戰俘營營。這個戰俘營裡有十個小戰俘營，每個可住五六百人，中間用鐵絲網隔開，以防止戰俘聚眾鬧事。然而親共戰俘利用肢體動作編制了一套密碼，取得了相互之間的聯係。於是，中共的地下黨委再次把親共戰俘嚴密地組織了起來：每個小戰俘營為一個“大隊”，每個“大隊”有三個“中隊”，每個“中隊”有三個“小隊”。我父親在這個戰俘營裡參加了中共組織的“共產青年團結會”，被任命為“第九大隊”的“宣傳教育幹事”兼一個中隊的“文化幹事”。他積極創作革命歌曲、活報劇和小歌劇，以此來與美國人作鬥爭。

1952年9月20日，“共產青年團結會”總委下達指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這一天，十個小戰俘營在同一時間升五星紅旗慶祝國慶。總委提出的口號是：以這一實際行動向祖國表明戰俘們的忠誠，用鮮血和生命來洗刷自己身上的“恥辱”，爭取祖國人民的寬恕。我父親聽到“宽恕”這個說法時心裡就在嘀咕：“難道祖國母親對兒女們被俘就這樣耿耿於懷嗎？難道鬼門關纔是戰俘應該進的門嗎？”但是他還是寫了保證書，刺破拇指蓋上鮮紅的血手印，參加了“保旗隊”，並且被任命為第九大隊的“保旗隊”隊長。

10月1日早上8點，十個小戰俘營的“保旗隊”湧出帳篷，升起了五星紅旗，並且高唱國歌，高呼口號。美軍在連續的警告之後，向七、八號小戰俘營發起進攻，迫使戰俘降旗。這次事件造成65名戰俘死亡，109人負傷。事後美方抓走了戰俘中的一些組織者，“共產青年團結會”則處死了幾名懷疑向美方告密的戰俘。

1953年5月1日，我父親和其他七百多名自願回國的中國傷殘戰俘和患了肺結核病的戰俘一起被美方送交中方。為了表明他們對中國的忠心，他們拒絕吃飯，並且脫掉了美方發的衣服，只穿襯褲回到中方。這是1953年4月到5月的“小交換”Operation Little Switch，總共有1,030名自願回國的志願軍傷病戰俘回到中方。後來雙方在8月到12月之間又進行了一次“大交換”Operation Big Switch，有5,640名自願回國的中國戰俘回到中方。1954年1月，又有440名原先不願回國的中國戰俘被中共工作人員說服回到大陸。三批加在一起，總共有7,110名中國戰俘回到大陸。其餘的14,715名中國戰俘則選擇去了臺灣，個別人去了印度等第三國。

回到中國大陸後，我父親和其他傷病戰俘一起被輾轉送到扶餘縣的第26陸軍醫院一分院。1953年11月初，回國的傷病戰俘被要求“交待”自己在被俘前後的經歷和表現，批評自己為什麼不與敵人同歸於盡，為什麼不絕食自殺，等等。與此同時，他們還必須互相檢舉揭發。1954年1月，當局宣佈了對這批傷病戰俘的審查結果。我父親被定為叛徒，開除軍籍和團籍，資遣回家。他自己所知道的罪狀中最嚴重的一條是在“甄別”時他曾經表示過願意回“中國”。他是傷病戰俘中第一個接受甄別的人，不知道在當時集中營當局的話語中“中國”指的是在聯合國佔有安理會成員席位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臺灣。而他心目中的“中國”則應該是“共產黨大陸”。他拄著拐杖走出甄別帳篷時，發現前面挂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旗，知道自己弄錯了。他趕緊退回去，向搞甄別的美國軍官澄清了自己要回共產黨大陸。他還透過鐵絲網將這個情況通知了其他想回大陸的戰俘，避免了不少人再犯同樣的錯誤，可是他仍然因此而受到了嚴懲。他的其它罪狀則一直對他保密，幾十年之後他纔知道。其中的一條是他在集中營按血印，强烈要求去臺灣；另一條是他擔任過教育幹事，為敵人服務。我父親的確按過血印，但那是他參加保旗隊時向中共表忠心的時候按的。他也的確擔任過教育幹事，但那是集中營的中共地下黨委任命，為中共服務的。如果這些罪狀不對他保密，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證明人來澄清這些事實。幾十年後，我父親仍然不能理解審查他的那些人爲什麼要這樣做。這一次，七百多名傷病戰俘中百分之九十五的黨團員都受到了不同的處分，還有五人被逮捕法辦，送進了監獄。

我父親被遣送回重慶後，他檔案中的“叛徒”帽子也就跟著他回到了重慶。於是他就成了當地公安局派出所的監控對象。派出所的公安人員經常闖進家裡來問話，或者在街上攔住他問話，指派地段的積極分子每天監視他，並且讓一個鄰居以關心的面目來接近他，經常和他東拉西扯地聊天。我父親不知道這個人肩負著特殊的任務，對她一點警惕也沒有。這個人將我父親的一言一行都詳細地記錄下來，並且及時向派出所匯報。不過，派出所的人當時似乎希望人們相信解放軍的官兵個個忠於黨，都寧死不當俘虜。他們似乎覺得不便公開宣佈我父親的“叛徒”罪狀，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並沒有以這個罪名公開懲罰他。

1958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派出所利用反右運動的機會，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把我父親揪了出來。因為出席這個大會的人多數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派出所的人隻字未提他當過戰俘的事，只是批判了他的一些反動言論，基本上都是他和那個鄰居在聊天時說過的話。這年4月，我父親在重慶市中區人民法院接受了審判。判決書說：“謝智齊，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分軍人。該人在朝鮮作戰時被俘投敵，為敵人服務。回到地方又污衊共產黨沒有美國民主，污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美化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現剝奪其選舉權。”法庭旁觀席上坐的都是街道上的積極分子，所以法庭的判決書中提到了他被俘的事。從此之後，我父親便被正式納入了地富反壞右分子的群體之中，和他們一起學習，一起義務勞動，一起在鬥爭大會上被鬥爭。

1958年11月，我父親被送進了由重慶市公安局舉辦和管理的“集中改造隊”，簡稱“集改隊”。集改隊從字義上來看是一個改造學習的組織，實際上卻是一個變相的勞改隊。重慶市公安局搞的這個集改隊裡面有近兩萬名成員，主要是社會上那些沒有正式工作的地富反壞分子，包括那些已經刑滿釋放的人和從解放軍退伍回家的原國軍起義軍官，以及那些罪行較輕、沒有被送去勞改或者勞教但是卻被開除回家的右派分子。我的父親打過一段時期的零工，沒有正式的工作，屬於“社會閑雜人員”。因此，儘管派出所已經掌握到了他的一些右派言論，卻沒法走一走過場把他定為右派分子，甚至不能像一些有右派言行的工人那樣把他正式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所以他在集改隊裡面的身分一直不清不楚，有時候被稱為叛徒，有時候被稱為壞分子，有時候被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我父親等人最先是被送到重慶市南桐礦區青隆冶煉廠築路工地勞動。他們到達工地後，分隊長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張綠布胸章，兩顆鎖針，要求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把胸章別在左胸上。胸章是長方形的，周圍有個黑框，裡面印著黑色的五位阿拉伯數字，也就是每個集改隊員的代號。可見他們雖然沒有被關進高墻，卻受到了與勞改或者勞教人員相似的待遇。他們幹活也同勞改人員類似。誰要是不使勁幹活，便會受到隊長的大聲呵斥，甚至會在鬥爭會上受到鬥爭，由那些“積極向政府靠攏”的集改隊員拳打脚踢。因為勞動强度大，吃得又差（很長一段時期餐餐吃紅薯），我父親的分隊有一個集改隊員受不了這個苦，企圖逃走，結果被抓回來吊了一晚上的“鴨子浮水”（四肢反吊），然後又在鬥爭會上被狠狠地揍了一頓。他雖然癱倒在地上不能站立，卻仍然要躺在地上接受批判。

1959年1月下旬，公路修通，農民的莊稼地被鏟平了數千畝，有關當局卻宣佈鋁礦太薄，沒有開采價值，青隆冶煉廠停建。我父親等人又被帶去修建渝碚鐵路。渝碚鐵路下馬後又去為松山農場割草，去大煉鋼鐵，然後去長壽縣的東風農場繼續改造。我父親的右腿在朝鮮受過傷，他成了一個跛子。但是他也必須和其他集改隊員一樣幹非常沉重的工作。在大煉鋼鐵的時候，他推獨輪車運礦石，傷殘的腿非常疼痛，腫了三次，消了三次。他只能咬緊牙關幹活，不然就不能完成每天運送一噸礦石的任務。1961年，大饑荒進一步加深，集改隊裡的一千多名黑五類分子因為營養不良得腫病死了，東風大堰南山坡上隆起了數不清的新墳。我的父親幸運地挺了過來。

1964年5月，集改隊撤銷，我父親回到了重慶。他先是在公安局屬下的勞動工程隊幹一些打雜活。第二年，他被安置到了重慶市土橋運輸社道角搬運站當搬運工。不過，他的黑五類身分仍然未變，仍然在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和革命群眾的監督下生活和工作。他每個星期六必須走十幾里的路去土橋派出所“學習”，直到深夜11點鐘纔能回家，並且還必須經常參加各種强制性的義務勞動。另外，其他的搬運工生了病可以報銷百分之六十的醫藥費，而黑五類分子卻只能報銷百分之二十的醫藥費。

文化大革命中，黑五類分子是“死老虎”，經常被拉出來鬥爭。我父親或者和其他的黑五類分子一起站成一排被鞭打，或者挂著黑牌打著銅鑼喊叫著自己的罪名游街。有趣的是，我父親的牌子上本來寫的是“洋叛徒”，後來卻換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據說是因為軍代表不喜歡我父親給戰無不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抹黑纔命令造反派戰士更換的。除了被鬥外，我父親和其他黑五類分子還經常去充當“陪鬥”。只要某家工廠鬥爭叛徒特務走資派或者其他壞人，那家工廠便派車來接他們去陪鬥。新揪出來的壞人站在臺上，我父親這類的老壞人挂著黑牌站在臺下，批判大會的聲勢因而造得更大。黑五類分子經常上午到一家工廠陪鬥，下午到另一家工廠陪鬥，一連幾天吃在派出所，住在派出所的會議室裡，搞得緊張而疲憊。搬運工實行的是計件工資制，從貨船上卸一擔煤炭就給一擔煤炭的卸貨費，往貨船上裝一罎硫酸就給一罎硫酸的裝船費，所以去陪鬥的時候就沒有任何收入。到了文革後期，派出所還給我父親和其他黑五類分子每人發了一個布胸章，上書“黑五類”三字，命令他們一天到晚都必須戴在胸前，以便群眾監督。

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造，我父親也學會了怎樣盡可能地保護自己。例如，只要不是盛夏，他每天都穿著一件破棉衣，儘管有時會感到非常熱。好幾次他被突然抓去五花大綁地鬥爭，這件破棉衣都為他減輕了一些痛苦，因為繩子捆在棉衣上不容易勒進肉裡去。再如，有一天，我父親正在幹活，兩個區公安局的人來找他，對他說：“你常說你很冤枉，現在我們是來幫你申冤的。你立馬回去寫一份申訴書交給我們。”我父親想起這時正在反擊翻案風，相信這是一個“引蛇出洞”的圈套，便裝出很感激的樣子說：“謝謝你們的好意，現在我不想寫。”公安局的人勸他說：“你還是趕快寫一份申訴書吧，機會難得啊！”他們勸了很久，我父親只好乾脆挑明：“我知道你們的用心。我前手交出申訴書，後脚就會踏進你們的看守所，你們的好意我心領了。”然後他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把那兩個公安氣得臉色煞白。不久之後，那些因為輕信而遞交了申訴書的人都被整得非常慘，證明了我父親的判斷正確。

1980年，我父親見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已經被平反，相信時機已到，終於寫了申訴信。1981年，中共中央就抗美援朝作戰被俘人員問題下達了一份文件，開展了復查改正工作。我父親的叛徒帽子這纔被揭掉。

我父親被俘不僅給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給我們一家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在我父親回到重慶之前，我的祖母一直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治安委員。我父親回來後不久，派出所就將她免了職，理由是她的年齡太大。可是新任的治安委員年齡比她還要大兩歲。很明顯，她被免職的真正原因是我父親當過戰俘。當時我的姑姑（我父親的妹妹）在一家工廠當工人。她本來很紅，是優秀共青團員，先進工作者，“組織上”正在培養她入黨，並且準備提拔她當幹部。當他們發現她的親哥哥是個“叛徒”之後，就永久地把黨的大門對她關閉了，也不再考慮提拔她當幹部的事了。我的祖父在1949年前本來是個貧苦的農民，後來在銀行當了一段時間的看門人。因為他的工作是臨時性的，不是正式的職工，所以中共在劃分階級成分的時候仍然把他劃成貧農。他的出身比銀行裡的多數職工好，所以“組織上”把他轉成了正式的職工，而且一直重用他。我的祖父也勤奮好學，很快就成了該行辨別真假金銀和鑒定金銀成色的權威。我的父親回到重慶後，我的祖父便不再受到重用。1956年，“組織上”以支援邊遠地區的建設為名把他發配到了涼山彜族自治州越西縣銀行工作。從此之後，每次政治運動一來，他都要捱整。不過，我父親的問題實在是太特殊了。越西銀行的領導似乎不願意把這件事公開，所以從來不明說為什麼要運動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貧農出身，既沒有什麼歷史上的“污點”，也沒有什麼現行的反動言行或者錯誤言行，很難定罪。他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於是大家都心照不宣。每次政治運動期間，“組織上”總要糊里糊塗地批判他一通，他也糊里糊塗地作一些檢討。政治運動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往往是最後的一個勉强過關的人。我父親被送去集改隊之後，我母親同他離了婚，我由我的祖父祖母撫養。因為我父親是個“叛徒”，我沒有資格上高中，不能入黨提幹。一九七七年高考，我上了重點大學的分數綫，也是因為父親的問題而被剝奪了入學的資格。

我父親的遭遇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個案。回到大陸的近七千名戰俘絕大多數被開除了黨籍和團籍，很多人被開除了軍籍。即使保留了軍籍的人，他的檔案中也寫上了“内部控制使用”之類的話。他們回到家鄉後找不到工作，貧窮潦倒。每次政治運動一來，歸國戰俘都是被整的對象。絕大多數歸國戰俘最後都戴上了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叛徒、特務、壞人等各種各樣的帽子。不少歸國戰俘因為絕望而自殺。歸國戰俘的家庭成員也都受到了牽連。他們被打入另冊，不能上學，參軍，招工，招幹，等等。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為了掩蓋有很多戰俘選擇去了臺灣的事實，告訴他們的家屬和地方政府這些人已經陣亡，把他們一律列為“烈士”。這麼一來，這些人的家屬不僅沒有受到歧視，反而處處受到優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