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七）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上午九点刚过不久，汽车站旁的空坪里开来一辆半旧的解放牌卡车，只见司机跑出来一叫：去竹沟的上车啦！我正在想这难道就是班车吗？此时只见一群男女老少手里举着车票，一齐蜂拥到这辆卡车旁，连一个登车的梯子也没有，只见几个年轻的先手攀着车上的木栏杆一脚踩着车轮，一翻身登上汽车，然后伸下手拉住下面的老头、老太太、妇女和小孩的手；后面的人在下面往上推，就这样连推带拉的把他们拉上车，我也立即跑到汽车旁先抓往从车上伸下来的手一脚踏上汽车轮，另一只脚跨过车栏杆，登上了汽车，我转身也伸出手拉下面的人上车，不久去竹沟的人终于都登上了车，此时司机过来站在车轮上检查车票，有两个没买到票的被他硬拉下了车，这一车有将近五十个乘客，都站着时还可免强站得下。但到开车前，司机跑过来大叫道：要命的全都给我坐下来！路况不好，摔下车要死人的。我们只好一齐往下坐，四吨的解放牌汽车面积就哪么一点大，人坐着所占面积比站着又要大不少，怎么也坐不下，直到开车后车身摇晃厉害，东摇西晃倒是把人的密度摇均匀了，这时一车人才勉强坐了下来，每人都只好把自已双腿尽可能收拢，整个人缩成一团，脚上也坐了人，在车上几乎不能动弹。那是一条走牛车的大路，到处坑坑洼洼，一车人在车上东摇西晃，有几次车身倾斜到几乎翻倒的地步，引发全车人一片惊叫。尽管坐得腰酸背痛，双脚发麻也不敢站起来舒展一下，一是怕真的摔下车去，二是怕一站起来旁边的人趁机松动一下，你就再难以坐下去了，坐这种车用他们河南人的话说叫“遭罪”。这样的路况下，尽管司机艺高人胆大、又熟悉路况，他不敢也不可能开快，确山到竹沟五、六十里路竟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停好车后，刚一站起来双腿和脚都发麻，几乎无法迈步，在车上站了一阵，才缓步走到车厢边翻过车栏杆，踏着车轮下了车。

早已在此等候的大哥连忙迎了上来，他见我身上满身的黄土灰尘，连忙帮我拍打，所有乘客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拍打或独自拍打身上的灰尘，拍完灰，大哥说先去吃点东西再走，竹沟镇不是很大，但却因它曾经是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的驻地而闻名遐迩。我们来到一家小饮食店，买了半斤“油果子”就是把经过发酵的半稀半干的面捏成长条状，放到油锅里去炸，有点像南方的油条，但形状没有油条那么规则，由于“油果子”长的长短的短、粗的粗细的细，所以它不是按根卖而是按斤卖的，又每人买了一碗面片，除了付钱之外都还要付粮票。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大哥说你早一两年来，你就是有钱有粮票，在镇上也是什么都买不到。

吃完饭，我问大哥还要走多远才到你包队的大队？他说还有好几十里山路，我说那恐怕要走到天黑才能到啦！他说不会，来时他到邓庄邮电所借了一部单车，现在放在竹沟邮电所，我们骑单车去，我们拿到单车后，由大哥带我(那时我还不会骑单车)，去邓庄的道路比刚才的路更窄更崎岖，不通汽车，但勉强可走牛车。平路可以正常骑行，如遇到下坡就比刚才的汽车还快，耳边响起一阵风声，急驰而下，小坡道也可以骑，但遇到较陡的上坡就只能下车步行，把单车推上去后再骑。

一路都是山，有的山上有用石头修砌的城堡式的建筑，大哥告诉我那以前就是这一带某大土匪的山寨，除了山之外，这一带很少有人家和耕地，多是长满荒草的荒山野岭，连灌木都很少，大哥说这一带以前也有好几大片森林，“大炼钢铁”和办“公共食堂”后都被砍光了。

下午四点多，终于到了大哥包队的大队书记曲建德的家里，大队书记曲建德夫妇很热情，他们接下我的行李，带我到他家安排我往宿的房间，安顿好后，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说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一起吃晚饭。

曲建德五十来岁高高瘦瘦的个头，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在他的带领下，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使他们这个大队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他老婆比她略小，缠了一双小脚，五官生得还算端正，年轻时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是二婚，她原来的丈夫参加中共的游击队，牺牲后才改嫁给曲建德，她与前夫生有一子已廿多岁叫李松，尚未成家，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她与曲建德生了一个时年12岁的女儿和一个6岁的儿子。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有造反派揪斗曲建德说他出卖、杀害了他老婆的前夫霸占了他的妻子。这是68年我去北京上访，返回时顺便去泌阳探望我大哥时听说的，究竟事实如何？却因我大哥于70年8月1月自杀离世，而未能知道结果。

我住在大队书记曲建德的家里每天红薯、马铃薯、玉米饼和小米粥尽量吃，到过年那几天居然连白面馍馍也尽量吃，曲建德所在的生产队还杀了两头年猪，全队每人还分到两斤猪肉，三十晚上许多社员家里还吃上了猪肉炖粉条和大白菜。

泌阳县城里不收粮票的黑市烧饼伍角钱便可以买到一个。而那时的长沙，这么大的烧餅恐怕两块钱也买不到一个，记得有一次湖大附近的一个蔬菜生产队死了一头小猪崽，队上的社员用死小猪崽肉煮了两大桶半稀半干的芋头汤，担到湖大的一家饮食店前叫卖，五块钱一瓢(大约有一个小号菜碗那么多)，很快就被湖大的教师们抢购一空，只有极少数从港、澳和东南亚归国读书的侨生买得起，其余绝大多数学生都因囊中羞涩，而只能望芋头炖死小猪崽肉兴叹。

我在曲书记家度寒假时，不时还有许多热情好客社员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和他们聊天时，发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说起武汉、岳阳、长沙、株州、衡阳……的大街小巷来比我都熟悉。原来泌阳一带历来比较贫穷，每年所收粮食往往难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特别是遇上荒年时，更是如此，于是每年秋收之后，许多人便扶老携幼外出要饭，他们首选之地当然是隔河南又近，又号称天下粮仓的湖南、湖北，又有京汉、粤汉铁路与河南相连，便于他们往返时爬乘火车。他们在这两省的城镇走街串巷沿街乞讨，过年时也不回家，因为过年时候是一年乞讨的最佳时节，除了可讨得丰盛的剩饭剩菜之外，还可讨得现金。有头脑灵活的人用红纸印上财神菩萨，过年时挨家挨户去送，人们图吉利，也都比较慷慨地打发一些钱给他们。通常他们到湖南、湖北一带要饭，都要要到春耕前，才带着大包小包讨来的粮食和讨来的钱爬拉货的火车回到确山、信阳或驻马店，再走路返回家乡。

讨饭虽然辛苦，但不仅可以为家里省下外出要饭的几个人几个月的口粮，还可带回几十上百斤的粮食和一点现金，可使全家安然度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

当然聊天时也免不了要谈到去年、前年饿死人的事，我问他们，那时为何没有想到外出要饭这一条求生之道？他们说当时上面不准他们外出逃荒要饭，说这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交通要道都有民兵站岗放哨专抓外出逃荒要饭的人，人们只能在家里等死，也有极少数历尽艰险侥幸逃了出去，但湖南、湖北也在闹饥荒，他们那里也在饿死人，哪里还能讨到吃的？所以逃出去的不是饿死在外面；就是被抓住遣送回来，只有极个别的人逃到了新疆，那里缺劳力，只要你能干活，也不管你出身好不好，有没有证明，那里的军垦农场都收留，许多出身不好的地富子弟都选择了这一条路，因而逃过一死。

我在邓庄公社看到的农民们的生活状况，简直令我无法想象这里在去年和前年居然是个饿死了30％的人的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比前两年减少了30％，干部还是那些干部，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只是多开垦了一点荒地、社员家里分了一点自留地、准许他们私人养猪、养鸡鸭；只是不再叫他们去炼钢铁、不再叫他们去深耕三尺、不再叫他们下雪天半夜赤膊上阵点火把战通霄去放卫星创高产，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那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由前两年的人间地狱、饿殍遍野，到今天的家家户户不但都能吃饱饭而且都略有余粮。这充分证明59、60、61这三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一场饿死四千多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好大喜功和愚蠢的工农业政策、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在邓庄一个多月的生活，不仅让我实现了吃饱饭、吃硬饭的梦想，久违的红润又回到了我的脸上。更重要的是使我对中国大陆农村和农民“解放”后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我愈发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

那次寒假在泌阳期间，我与大哥私下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大陆的前途和我们应作出何种努力来改变中国大陆民众的命运这类话题。我们意识到以当时毛和中共当局在中国统治几乎无所不至的严密程度，和民众因自身的无知愚昧，以及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而仍处于尚未开始觉醒的蒙昧状态，还不具备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毛和中共在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共产统治是一种极权统治，只认为它是一种独裁统治)的条件。要改变中大陆民众的命运就是要把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真像告诉他们，让他们认清自身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和不公的根源，就是“解放”后，毛和中共当局的共产独裁统治所导致的、违反一切伦理道德和政治经济常理的胡作非为(也就是中共当局的所谓“政策”)所造成的。只有民众的觉醒才能具备推翻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最基本条件，只有推翻了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才能使大陆民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获得真正的解放；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中国大陆才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平等和繁荣昌盛的大道。

为了唤醒民众只有通过宣传，而宣传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办报纸，其次是向各自周围的人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揭露现实和历史的真像，促使尽可能多的人觉醒。但当时的大陆完全不具备民间办报纸的条件，于是我们打算偷渡到香港、澳门取得当地有良知的工商业人士的资助办一份报纸宣传民主宪政、揭露中共当局在大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过沿海渔民偷运和用气球飘投的方式送往大陆散发。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在海外成立政党，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先取得海外侨胞的支持然后再往中国大陆发展。

为了便于与大哥之间的通信联系，我们设计了一套简单的密码那就是用10000减掉那个汉字的电报代码［註：１］就是这个字的密码。我们互相通信时对于那些当局敏感的内容和词语就采用这种密码书写(这就是后来湖大化学化工系把我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时，向同学们宣称我有密码、电台与台湾有联系的缘由)。我们商定不谈恋爱、不结婚，以免分散精力和连累女方，除非女方具备能促使我们偷渡出境的有利条件，并与我们志同道合才可以考虑。我们深知我们决定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崇高、神圣，但却是充满风险的，在当时中共当局的高压暴力统治之下，随时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春节那天大哥带我去攀登他包队的大队对面的大铜山，这是一坐陡峭的大石山，不知是古人曾在这一带发现过铜矿石而得名；还是有其他典故，大铜山旁不远处还有一座小铜山。我们先从曲建德家走了十几里山路才来到大铜山脚下的一户农家，户主与我大哥相熟，因他家旁边有一小片生长茂盛淡竹林(淡竹是一种小型竹类最大只能长到直径五、六厘米粗，高可达八、九米，适合做凉晒衣服的竹竿，和撑船用的竹篙)，我很诧异，据我所知在湖北以北的气候条件是不适合竹子生长的，所以湖北以北基本上是看不到室外生长的竹子的，一问大哥才知道这里是一处小盆地，大、小铜山挡住了北方和西方刮来的冷风，这里冬季的气温比周围地区都要高好几度，所以这里的竹子冬季不会冻死，他以前在县农林局时曾在这里召开过“竹竿院现场会”要把这里的竹子移裁到泌阳县其他地区，给果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那些地方都不具备这个小盆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也是毛和中共宣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元穷”和“人定胜天”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的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这户人家除了帮生产队养护这一片小竹林(这片小竹林在“农业合作化”之前是这位户主祖传的私产)之外，自已己还养了两三箱中蜂，他见我们到他家休息，连忙把他珍藏的为数不多的蜂蜜，冲了两杯蜂蜜水给我们喝，我已有十几年没有吃过蜂蜜了，那又香又甜的蜂蜜水喝到嘴里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据户主说他以前一直养着十几箱中蜂，入“高级社”后，蜂群也被集体化，搬到大队的专业队去了，不到一年便被专业队那些外行积极份子们折腾光了，这三群中蜂是去年下半年政策松了，他自己从大铜山上收来的野蜂。

喝完蜂蜜，辞别这家农户后，就开始登山，据大哥说大、小铜山一带原本森林密布，经过“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之后，成片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我们眼前看到的大、小铜山一带，除了一些稀疏的灌木之外，便是一片枯黄的蓑草。大概中午时分，我们终于登上了大铜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座一半在山洞内，一半在洞外的小庙，里面仅剩下一尊石雕的小佛像，其余都在“大跃进”时被毁掉了，小佛像的两边的墙上写了一副对联，右边是：“广结良缘不借财”；左边是“明里去了暗里来”。佛像的上方有一横幅是：“帝道遐昌”。这是一副诱使信众们慷慨布施的绝妙对联，只要你布施了之后，你今后遇到的所有幸事诸如：结婚生子、子女升学、赚了钱、得到丰收、身体康健，其至入了团、入了党、提了干、转为城市户口、吃上国家粮、招了工……等等，你都会认为这些都是我“不惜财”之后的“暗里来”，使你产生要捐资“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的冲动。尽管“解放”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中共当局大力横扫一切“封建迷信思想”拆毁大量庙宇、道观，迫使僧尼道士还俗，结婚生子，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告别可耻的寄生生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铜山寺原本也有几个住寺和尚，随着“解放”后寺庙的毁坏，也被迫还俗回老家去了，现在只有逢年过节，或重要的佛教节日才有一两个笃信佛教的老头、老太太来招呼前来朝拜、许愿或感恩的信众，并顺便向信众们出售一点香烛、钱纸之类的宗教用品。

我们去的那天是大年初一，也有一些人不顾山高路遥上山来敬香烛、许愿、感恩，这些人以老头、老太太为主，少有中青年人，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上山来是感谢神灵保佑他们在前两年的大饥荒中没有被饿死，祈祷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大灾难；也有的是为了来超度前两年被饿死的亲人们的亡灵，但可惜已没有和尚来为众多饿死者念经超度他们的灵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他们只能点两三根小小的香烛和烧几张钱纸，表达他们对饿毙的亲人们的思念，和希望借此表达把他们亲人的饿魂超度到天堂的愿望。小庙内因此还挂了不少锦旗大小的红布，也有窄一点的红布条，上面大都写的是“有求必应”、“恩同再造”之类的感恩的话。

我大哥看到小庙内那副对联和横批也突发灵感，就随口念出了一副对联，右联是：“此地何谈民主”，左联是：“书记一手遮天”，我听了便说那横批就是：“马道遐昌”［註：２］如何？结果大哥和我会心地相视一笑。

在泌阳度寒假期间，大哥还带我去过邓庄公社和区所在地，以及去过泌阳县城几次，邓庄和它所属的区都只为有一条很小的街，街上除公社机关之外还有粮站、卫生院、供销社和打制农具的铁匠铺，只有极少几户普通城镇居民。泌阳县城是一个老县城，也有好几条街道，看规模大约有一两万居民，按当时的标准应该称得上是一座典型的古老县城。在这几个地方，我和大哥都在邓社公社、区和县城的干部食堂吃过饭，这些干部食堂通常都没有餐桌和椅子，交三两粮票、一角钱，给你一个大馒头、一个菜碗，然后厨房的大师傅用一个大铁瓢从大锅里舀一瓢由豆腐、粉条、红、白萝葡、大白菜煮成的混合菜(有时菜里还有一两小片猪肉)，然后吃饭的人便一手拿着馒头；一手端一碗混合菜，在周围找一个空地蹲在地上，咬一口馒头、喝一口菜汤，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吃饭的方式。

很快一个多月的寒假就要过去了，我回湖南前，曲书记和周围的几户农民都拿了一些小米、红薯干、高粱米送给我，曲书记还另外包了芝麻、红枣各一小包(每样各约一斤左右)说是送给我父母吃的。这些东西一共有二、三十斤，分别用报纸包好后，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让我带回湖南和家人一起分享。回去的经过和见闻与来的时候没有多少差异，只是大哥一直把我送到确山，直到火车往南开动，大哥才站在站台上挥手离去。

［註：１］：在无线通讯广泛应用之前，远程快速通讯主要靠长途电话和电报，因长途电话费用很贵，所以当时远程快速通讯多选择较便宜的电报，为便于收发报，把常用的汉字都用不同的四位数字代替，这个四位数字便是这个字的电报代码。

［註：２］：此处的“马道”系指马克思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