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李慎之先生

張成覺

大陸中國“九三”閱兵剛剛過去八天，“九一一”紀念日24週年就到了。由此不禁想起中美兩國目前的對峙，更記得李慎之先生的名篇《風雨蒼黃五十年》。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2003年4月22日），哲学家、社会学家，江苏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20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摘自百度百科“李慎之”條）

文中，李先生回憶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數十萬中國人熱情激昂地齊聚在天安門前，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多少中國人來說，他意味著中國的新時代已然開始，多少人冀望自此中國徹底告別舊社會的落後與貧窮。而時至今日，五十年已過，國慶大典雖依舊是激越輝煌的場面，但對真正走過這五十年歷史的中國人來說，從土改、大躍進、三反、五反......到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一頁頁的歷史莫不寫滿了中國人的辛酸與無盡的失落......，而改革開放仍長途茫茫。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一切都那麼相像，唯一的差別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觀禮台上親眼目睹，而五十年後我已只能從電視機的螢幕上感受盛況。我已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廢疾，雖說還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麼長的路，站那麼久的時間去觀禮，已經是無能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腦子裡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了。

● 新時代開始了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六歲，臨時受命去迎接據說是史達林親自派來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為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那在當時是唯一的外國來的賀客）。在天津迎到了貴賓，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乘專車到北京，在前門車站候迎的居然有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這樣一些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到貴賓下榻的北京飯店參加完歡迎的宴會之後，我本來應該回機關了，不料已經戒嚴，只得隨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代表團的團長好像是上城樓了，其餘的人就由我們陪著到臨時搭的西觀禮台就坐。這樣就從三點鐘一直待到十點鐘。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卻是並無絲毫倦意，整整七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閱兵式，沒有見過這樣的禮炮，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甚至他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名單中若干委員的名字的聲音。我不斷回憶從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經歷，回憶自小從啟蒙到覺悟到參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當時的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熱淚盈框。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協開幕詞裡講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驚嘆他講話總是那麼簡潔，那麼有力，那麼響亮。但是，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自己在腦子裡不斷重複「今天的感情絕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這樣一句話。這種感情，到九點多鐘廣場上從匈牙利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北京各大學學生湧向金水橋，向天安門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達到頂點。

我曾經長期感覺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口號，但是這個時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為決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結果還是有人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十一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卻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

時間開始了！我怎麼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瞭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絕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民主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後還要建設毛主席說是「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世界上現在只有蘇聯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蘇聯作樣版，我們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不久就可以趕上蘇聯，與它並駕齊驅，然後再把全世界--什麼美國、歐洲、印度、非洲......都帶上由社會主義而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去。

「時間開始了」！我歷來是不怎麼讚賞胡風的才氣的，但是這一句真是神來之筆，怎麼偏是他能想得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摘自《風雨蒼黃五十年》）

1953年在廣州唸高中一年級時，語文課本赫然居首者就是一首長詩，題為《我們偉大的節日》，作者何其芳。當年抗日烽火正烈之際他從延安到重慶，對致力於挽救民族危亡的胡風及其同儕傲氣十足，故胡在私人書信中稱之為“穿黃馬褂的人”。且不論政治信仰如何（其實胡篤信馬克思主義），就詩論詩，何所撰《節日》較胡風的《時間開始了》就差太遠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隆隆的雷聲中誕生

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

…………

我們的砲兵走過

我們的騎兵走過

我們的工兵走過

我們的飛機在天空飛行

…………

我現在還能背出這麼幾句。

這是什麼詩？

李先生文章接著寫道：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自己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後，他竟被毛主席御筆欽定為「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陳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二年之後，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後的昭雪平反。

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分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我自己，竟被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而「右派份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份子」，稱右派份子不過是稍示客氣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

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國慶。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 是四十週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國慶那日白天是不敢有什麼活動了，晚上則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參加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要先到機關集中，然後再坐小巴士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跡。每隔幾十公尺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撲克，人家告訴我：那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台上倒是見到許多老同志、老戰友，人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的觀賞焰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覆，不知有幾個曾經測見到了。

現在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了，就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就花掉了起碼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史達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樣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

觀看慶典的民眾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哪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慶典的標語是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

許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蓋了，埋藏了。

在題為《腥風血雨的歷史》這段裡，文章先引述了毛《論人民民主專政》裡的話：“‘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然後列出義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獨裁。”繼而徵引毛自詡的那句“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最後歸結為阿克頓勳爵所說的“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

文章臚列事實：

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

至1956年上半年蘇共二十大，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相繼發生，“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訂計設局，“引蛇出洞”，無端端的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份子。繼之以大躍進，大煉鋼鐵，公社化，導致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之後三年調整，元氣才稍有恢復，就開始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口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的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為「愚忠」的周恩來頭上，只是因為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二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摘自《風雨蒼黃五十年》）

下面一段話語重心長：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的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口，冤錯假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為體制實質上並沒有變化，意識型態並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型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同上）

鄧的歷史功過，文章如此評述：

鄧小平衝破毛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線，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是無可饒恕的罪過。我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為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為人民軍隊的。」

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沈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扼殺了剛剛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主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份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跡了。

…………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二十年的極權專政，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文軼事，缺乏理論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啟蒙。

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為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週年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大恥辱、大災難的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的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自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日月講、天天講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的了嗎？別忘了，「莫謂無人輕一物，他時需慮石能言」！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是何等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袖」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是謊言。

下面《 在誇飾和真實之間》中寫道：

這次國慶還有一個極度誇飾之處，就是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馬力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張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在中國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以後，中國的民族評價本來已經得到滿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去年不但是「十一」五十週年，也是「六四」十週年。為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並且撫卹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為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去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眾與打砸美國使館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卻置國計民生於不顧，只是師毛澤東「氣可鼓而不可泄」「個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點」的歪理邪說，以大搞排場來震懾天下耳目，以為這樣就可以「安邦定國」，全然不顧其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

去年還是「五四」的八十週年，然而「五四」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口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並沒有達到。去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了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了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事件用的完全是毛主席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決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麼一回事了。

不管現實多麼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參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過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二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

從「六四」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了。江澤民入承大寶，正位核心也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並無尺寸之功，但是僅僅因為「人會老」這條自然規律，他的龍庭已經坐穩了，中國已經沒有可以向他挑戰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個「明白人」，現在是他可以大手筆為中國，為歷史，也為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了。

既然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名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份政治經濟關係，為中國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為什麼你不能學他的榜樣，在鄧小平因為歷史侷限而不得不讓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違反他自定的四項原則而說「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使中國經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為什麼你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呢？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經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於要看清什麼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兩步，再......（註：因影印失誤，這裡缺了18個字，大意是：江澤民應該跨出民主改革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以後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下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什麼。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化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的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壟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黨禁與報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於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已經預告了共產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衝激下，中國要開放黨禁、報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準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謂「聖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的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同上）

筆者幾乎照錄李慎之先生的傳世之作，竊以為原文確實字字珠璣，值得後人一讀再讀。即使時間的巨輪已經轉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依然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

不過，其實老朽最想說的是：為什麼在幾千萬中共黨員之中，只有李慎之先生言人之所未言呢？愚意以為，關鍵是他知己知彼，對國際國內大事瞭如指掌！

斯大林說過：我們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無論蘇共或中共，大體來說此言非妄。就筆者所見所聞所知，在大陸中國能夠拿到一張黨票者，於其本單位應非等閒人物，工作能力知識學養多少勝於同儕（當然不排除少數能說會道善於巴結領導的風派）。其中不乏為國為民的仁人志士。有所謂“兩頭真”的自由主義者，即早年加入中共“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由於毛太祖乾綱獨斷令中共蛻變，這些人無力回天，但晚年幡然悔悟，不忘初心，為民主憲政搖旗吶喊。儘管形勢比人強，他們做不了什麼，可還是義無反顧地努力不懈。突出者如李銳便是。李慎之先生就尤其屬於領軍人物了！

或者我們可以拿于光遠做個對照。他的知識學養工作能力自然算得上有口皆碑，但他跟李慎之先生相比，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認識就差得太遠了。他親自到歐美考察的機會甚少，外交也非其所長。英文聽力完全沒法跟李先生相比。

值得注意的是，于光遠被譽為“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但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已遭歐美學者證非，他的所謂“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被批駁得體無完膚。

馬克思認為，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由生產它們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工人通過他們的勞動，為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增加了價值，創造出比其各個部分總和更有價值的產品。然而，擁有生產資料（如工廠和機器）的資本家，卻佔有了工人所產生的剩餘價值。這就是馬克思所指的「勞動剝削」的核心。

產品的價值完全歸功於勞動嗎？大多數企業都會失敗，那麼資本家如何獲得他們所承受的資本損失風險的補償呢？如果產品的所有價值都歸功於勞動，那麼資本家為什麼要創辦企業呢？（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于光遠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跟蘇星合作撰寫《政治經濟學》成為權威學者，光是這部書的稿費他就賺到盆滿缽滿。實際上他是以己昏昏，使人也昏昏！

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效用價值由“四本六力”構成：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土地資本，司商力，技術力，勞動力，公權力，資訊力，環保力。勞動力只佔其中一份。其中公權力若蛻化成為或者本來就是租權力，勾結上述任一生產要素謀取私利，就會產生經濟剝削——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交換，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壓迫。（徐澤榮《真相真理雙真集》頁241，夏菲爾出版公司，2019年2月第一版）

由於這裏面涉及許多經濟學名詞術語及原理，本文不擬詳細闡述。其實只要看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的蘇聯和毛太祖之下的“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失敗，就可以洞悉《資本論》之荒謬絕倫及害人無數。

與此相反，李慎之先生堅持了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信念，雖然一生坎坷，但光明磊落，始終正直無私，故此終將在海內外億萬炎黃子孫心目中永垂不朽！

2025年9月12日下午1:47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