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厂编剧李平分

毕汝谐

时间过得真快呀，我的一位老朋友、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李平分患癌过世十几年了；

而他的很多事迹却没有被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谓亡羊补牢，我来补牢吧。 

文化革命就像多棱镜，我必须把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都写出来，供后人参考。 

文革年间，李平分是北京干部子弟圈的著名人物；可以这样说，李平分不认识人很多，

而不认识李平分的人很少。 

李平分白白胖胖，五官马马虎虎；他热情坦诚，没有害人的歪心眼儿；有些神经质，典型艺术家的气质。  

 李平分的父亲是国务院冶金部副部长，7级高干；李平分父亲斯文儒雅，像个学者。李平分家住百万庄申区；文革期间，北京有两个副部级高干群聚的地方：一是百万庄申区，一是北京饭店后面的宏霞公寓。 

一般来说，8级以上的高干家庭，门槛也比较高。可是李平分家却像阿庆嫂的春来茶馆，笑迎八方宾客。

那时候，李家门前的自行车之多，永远就像存车处似的。 

1967年夏，小才子李平分写了一部老红卫兵题材的独幕话剧《历史的一页》，拼凑哥们姐们排演了；该剧把红卫兵运动放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 风格类似政治活报剧。 

  1967年晚秋，北京干部子弟组成了老红卫兵合唱团，打着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堂皇旗号，演唱列宁斯大林时代的革命歌曲，比如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等等，当然，也少不了红卫兵战歌。

当时，江青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一统天下，北京老红卫兵用这种方法发泄不满。 

李平分和另一位著名人物沈自由是老红卫兵合唱团的主要组织者。沈自由的父亲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大校军衔）。 

近水楼台先得月，沈自由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拿了（或者说是偷了）许多乐器，成立了一个管乐队。沈自由自任指挥。 

我去护国寺影剧院观看他们的演出；所有参予者都非常投入，少男少女怀着神圣的情感走上舞台，剧场有很好的扩音设备。   

演出过程充满了激情，演员们有 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台下的观众们则狂热地鼓掌叫好。  

窃以为，文革初期，北京老红卫兵反抗中央文革及江青，分为几个阶段：从刚性反抗到柔性反抗，直到放弃反抗。  

 1966年底，北京老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及江青的矛盾尖锐化了；一批胆大包天的老红卫兵，

公然骑着自行车穿过天安门广场，狂吼打倒蓝苹；根本无所顾忌。 

公安部长谢富治遵照中央文革旨意，铁腕扫荡了一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红卫兵，关在公安部。

这就导致了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 

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冲进公安部，拯救同伙；他们还闯进公安部食堂，把给值夜班人员预备的火烧夹猪头肉抢光了；那个时候，哪个男孩子说我吃过公安部食堂的火烧夹猪头肉，人人都要高看他一眼。 

为此，张春桥曾经把北京老红卫兵比成是沙皇俄国的十二月党人。 

而后，在谢富治的指挥下，一举抓了几百个高干子弟，包括中央大员董必武陈毅的孩子，这些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于是，谢富治与红二代结下了死仇；几十年后，各种报复落相继到谢富治的遗孀刘湘萍的头上。 

此后，在中央文革的默许下，北京各校老红卫兵组织被抄、被砸、被 封；许多干部子弟被打得头破血流，被人任意关押、凌辱；就这样，文化革命翻过来覆过去，某些红八月的加害 者变成了被害者，而—些红八月的被害者，疯狂地加倍报复，又变成加 害者。 

进入1968年，北京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文革的政治斗争，成为逍遥派、“颓废派；吃喝玩乐，醉生梦死。

在大街上拍婆子成为新的时尚。  

转眼到了1970年初冬，北京干部子弟圈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两个老红卫兵领袖李平分和沈自由反目成仇——

因为一个风流女人刘文英争风吃醋，各自纠集朋党，准备决一死战。 

刘文英原本是沈自由的婆子，却被李平分勾搭到手；李平分如此诱导刘文英：文英，你要热爱生活，要热爱艺术；来，搭一杆吧（按照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话，搭杆是性爱的粗鄙说法）。 

——在1968年北京江湖，我亲见几位工人子女刘文英、江克敏、宋锡梅，一心一意要往上爬，企图以联姻方式成为干部子弟圈的一员，而终归失败了。 

刘文英（女八中老初三）、江克敏（北京农业大学附中老高一）都是8级工人的子女；刘文英靠的是长得比较漂亮（用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话来说，这叫盘儿亮），而江克敏靠的是敢于动刀子（用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话来说，这叫手黑）；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地位比较高，像这种8级工人在任何工厂都是特殊人物，就连厂长书记也得敬8级工人三分。

可是北京干部子弟圈并不把8级工人的子女当一回事。大家敬重的是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而不是8级工人子弟。 

还有一位宋锡梅，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学员，出生于哈尔滨一个电车工人家庭。人们公认她比王晓棠还美丽。

宋锡梅的标准照片，被北京市各阶层的男人们秘密翻印着，当成宝贝一样收藏起来。宋锡梅是无数单身及已婚男人的梦中情人。

宋锡梅千方百计想攀高门嫁入高干家庭，却始终未能如愿。 

总之，在北京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工人子女（哪怕是8级工人子女！）是很难完成阶层跨越的。 

当时，大家都很苦闷空虚，唯恐天下不乱；听说李平分和沈自由要为花事打群架，我们都高兴得很，两边拱火，挑拨离间，盼只盼能打死个把人才好看呢。 

到了约架的那一天，什刹海冰场的冰面上，密密麻麻地站了一排又一排杀气腾腾的小伙子，

大都是从插队地方返回北京的知识青年，绝望和兴奋的情绪弥漫整个冰场。 

我们这些看客上蹿下跳，煽风传话；可惜的是，李平分根本就没有现身，而是派其弟小胖到了现场。

沈自由手下的有个打手，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学员，据说会两下子武功。这家伙一把揪住小胖，说：哥们儿，咱俩单练吧。 

小胖立马就怂了，连声说：我筛糠了，我筛糠了。 

结果双方根本就没有动手。我们全都白高兴一场。 

也难怪，李平分和沈自由都是花花公子，热衷声色犬马，打群架根本不在行。 

——窃以为，1970年，李平分和沈自由为刘文英约架颇具象征意义：北京老红卫兵作为政治势力已不复存在，只能为了争风吃醋这样的非政治性理由进行组织动员；而老红卫兵领袖只不过是嘴把式，并非实干家，其先天性的弱点暴露无遗。 

最近，胡锡进们吵吵嚷嚷要武统台湾；我就联想到1970年李平分和沈自由吵吵嚷嚷要武统对方，觉得很可笑。 

沈自由不战而胜，高调地把刘文英带回家中同居了六、七年。 

刘文英多次说过，毕汝谐这个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这就引起了沈自由的高度警觉，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我笑着对他说：不必如此；我对八级工人的女儿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八级高干的女儿。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文革后，沈自由认为他和刘文英这事系文化革命的产物，理应拨乱反正。他决定迎娶已故贺炳炎上将的女儿。

于是，沈自由的父母与刘文英谈判议定：今后，二老认刘文英为养女，沈家给她保留一个床位。 

 李平分后来因故蹲了5年大狱；北京附近的这些专政机构——

分局拘留所、炮局监狱、天堂河劳改农场、团河劳改农场等，他一个也没漏下。 

像李平分这样的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进去以后，通常是要被平民子弟殴打折磨的；李平分毕竟是李平分，人很聪明，竟然靠给那些狱友讲离奇故事以躲避灾祸。 

李平分敏锐地发现，这些来自底层社会的流氓小偷，内心深处有两大渴望：一是性的渴望，二是翻身当上等人的渴望。

于是，他就不间断地给狱友们讲故事，都是他绞尽脑汁即兴编出来的故事，大同小异。 

李平分个性放荡不羁，富于感情，动不动就会激动得身体发抖；他绘声绘色地编造底层青年发迹的传奇：一个苦出身的土鳖虫，坑蒙拐骗偷，穿上呢制服、新皮鞋，最后娶了高干家的女儿，成为大官的乘龙快婿。 

这种千篇一律的故事，极大地满足了那些底层青年的欲望和渴盼；李平分就此和狱友们打成一片，在里面没有受太多的罪。 

据李平分说，劳改期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地里捉了蝉，烤熟后去劳改农场小卖部买二两烧酒，美餐一顿。 

文革后，李平分如愿成为专业电影编剧。他们家从百万庄申区搬到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住所的一个大宅子，气派！ 

1984年央视春节晚会，李平分的妻子在现场与台湾归来的艺人黄阿原插科打诨；

我由是想起1970年李平分与沈自由争夺刘文英的往事，心中很有些感慨。 

上世纪八十年代，贺敬之夫人柯岩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讲的是青少年刑事犯怎么改造成好人的故事。 

在座谈会上，李平分拍案而起，道：这些都是假的。那些人都是人渣，根本不可能改造。 

柯岩争辩说：我亲自去采访他们，不会搞错的。 

李平分冷笑道：你去采访，旁边有管教干部严密监视着；如果管教干部离开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吗？

你是一个女同志，我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柯岩的脸色煞红煞白，无一言。 

像一般中国文人一样，李平分也有很大的官瘾；为了当上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他想尽办法，搞了很多不光彩的小动作，终于如愿以偿。 

当年的老哥们讥笑李平分眼皮浅，为一顶乌纱帽得罪了平素要好的同事朋友；而李平分不管不顾，好官我自为之；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堂堂正师级！ 

实事求是地说，李平分长于口才而拙于笔才，文学功底不行；因此，他没有独立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几十年编写了十几部电影，全都是多位编剧里夹在中间的一个编剧；窃以为，李平分更适合当导演而非编剧，

因为他善于现场激发演员的情绪。 

共产党员李平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文学部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于200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苏联电影侦察员的功勋里的一句台词：活着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