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
陶洛诵
从我会思考开始，我就为母亲揪心，1956年，我八岁，看她大腹便便，怀着第四胎，在老君堂四合院院子里走来走去，我怕她把未来的弟弟或者是妹妹大便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毛坑里。
我鼓起勇气，扬起脸问她：“妈妈，你会把小孩掉进毛坑里吗？”她看都没看我，很自信地笑了一下：“不会。”没有任何解释，我将信将疑，并没有完全放心。
她的这次生产是件很惊险的事情。她是夜里动了胎气，爸爸跑出去叫出租汽车，久久未归，同院的邻居胡奶奶急中生智叫来了三轮车，把妈妈及时送去了妇产医院。等爸爸乘出租汽车回来，发现妈妈不在，掉头直追。
第二天，爸爸带我和大弟、二弟去妇产医院，我们隔着玻璃看见白嫩粉红漂亮的小弟弟躺在一个盒子里，还有许多初生的婴儿躺在码放整齐的盒子里。我不用再为母亲担心，我也很高兴她又为我生了个弟弟。我会更得宠，我依然是家里唯一的女孩。
我对她的第一个记忆，是她坐在床上抄着双手那双生气的凶巴巴盯着我的目光。
那是1951年与1952年交际的冬天，我四岁，妈妈和奶奶带着我和大弟弟从北京到南京看望得了气管炎病重的爷爷。他的病是在华北革命大学得的。食物非常差，又不卫生，拉肚子咳嗽。在“革大”十个月毕业，先分配到邀远的广西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因身体不适，调到南京大学。没多久，就病倒上不了课了。
我推测他的身体不好是从49年跑反开始的，他领着一大家人从安徽向广州跑，想去香港，跑到长沙时听说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跑不出去了。10月17日，妈妈在长沙生下我的大弟弟，取名“湘诵”。
那天，她干嘛对我生气，因为夜里我把屎拉在床上了。吵醒了爷爷，惊动了奶奶，奶奶忙着给我清洁。我不经意地看到她的眼光，让我害怕又羞愧。这如炬的目光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经常出现。
我们住在南京丹凤街33--7。我为什么能把这个地址记得如此清楚？要感谢孙德丽，她是北京的邻居，她学我的安徽腔说话，她们北京人笑我们南方人说话“挎”。文化大革命时，她找到我东四的家，说：“你记得吗？小时候问你，你们家在南京住哪儿，你说（她变调儿）
南京丹凤街33号至7。”
从比我大几岁的孙德丽的反馈中，我才知道我小时候说过一段时期的安徽话，并让我记住了在南京的住址。
1966年12月，在罗文家，遇伯母问我是不是南方人，我说是。她说从我说话的尾音里可以听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