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十一）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正当我潜心致力于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突然禍从天降，1964年3月17日，这是一个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季节，那天天气阴冷，还下着毛毛细雨。上午大约9点左右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忽然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骆X钧到寝室里对我说：“陳Ｘ甫，刘书记在答疑室有事找你，你马上去一下”。我心想刘书记怎么会找我？有鉴于他一贯擅长靠整师生往上爬的名声，我估计他找我不会有什么好事。

当我一进答疑室的门，只见刘书记坐在答疑桌旁，桌上放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面前还放了一叠材料，他劈头就对我说：“陳Ｘ甫！你的案子破啦！我现在代表组织宣佈你从今天起停学反省，老老实实交待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和进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爭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党的政策历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是知道的。从现在开始你停止写毕业论文，马上开始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不经批准不准离开寝室，不准随意行动”。

此时我心里想我和我的大哥、弟弟要做的事都还正还筹划之中，大都尚未付诸行动，我自认为没有什么把柄抓在他们手里(因我的疏忽大意，我不知道他们已偷阅、审查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还是知道他们有时是在偷听我在被同学们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寝室里面的言谈)，所以我说我没有犯什么案子，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刘书记听后把桌子一拍，叫道：“陳Ｘ甫！你到现在还不老实、还想顽抗到底，老实告诉你，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槍斃你都有多”，说着从桌上拿起摆在他前面的那一叠材料纸对我扬了一扬说：“罪证都在这里，我们早就掌握了，就看你坦白不坦白，你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只要你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积极检举揭发别人，争取立功赎罪，争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你还是有前途的”，说完他拿出一叠空白材料纸递给我，我没有接，他说：“你的态度很不老实，这对你没有好处，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然后对门外喴了一声：来人！马上就有两位早已等候在门外的积极份子(其中有一位是外班的叫陈Ｘ新的党员积极份子，另一位是我班的党员积极份子骆Ｘ钧)应声而入，刘书记对他们说：先把他带下去，并把那叠空白材料纸交给其中的一位，说道；要他下去老老实实写交待，不许他乱说乱动。

于是我被陳、骆二位积极份子一左一右押回了寝室。此时全寝室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没有一个同学敢跟我说话、敢跟我打招呼。很显然，就在我被刘书记找去谈话时，已向同学们宣佈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大家捡举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与我划清界线。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紧张地思考怎样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一开始头脑里面很混乱，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脑子便慢慢冷静下来。我确定先决不主动承认任何“反革命罪行”，尽量没法摸清刘书记他们究竟掌握了我们兄弟多少情况，然后再决定应对的办法，我决定把凡是他们己经掌握的情况都酌情“主动”交待出来，同时在与刘书记谈话时，要改变头一天那种强硬态度，装出一副很胆小害怕的样子，以在他们面前制造出一种“这家伙很胆小、也还老实，容易对付”的假象以麻痹他们；此外坚决不牵扯到任何一个同学亲友，因为决不能因为我而伤及任何一位亲友同学，这是我为人处世不可逾越的基本底线，此外也可阻止刘书记之流想把问题扩大化，然后把我的问题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企图。

在我被隔离反省交待“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我的两个平日往来最密切的同班广东同学候Ｘ章和邹Ｘ卿也同时被隔离审查，要他们交待参与我的“反革命集团”活动的罪行，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第二天全年级停课招开师生大会，检举揭发“陳Ｘ甫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译东思想的罪行。以后几乎每天都要以班为单位轮流召开对我的检举揭发批斗会。

一开始因为老师、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己认清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决心献身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并正在釆取行动付诸实施的真实情况。在老师、同学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乐观向上、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尊敬师长、友爱同学、乐于助人、为人忠厚、爱好广泛的模范学生，所以最早的几次批斗会，除了几位党团员按会前的佈置发言时我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并带头呼喊一些“陳Ｘ甫不老实只有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头子陳Ｘ甫！”之类的口号之外很少有人发言。

后来系里面召集学生开会对学生们施压说：以后的批斗会上谁不发言、谁不检举揭发陳Ｘ甫的反革命言行，谁就是阶级立场不稳；就是与反革命份子划不清界线；就要影响到即将到来的(大学毕业生)毕业鉴定、影响他的毕业分配，这些材料都要进入他的档案要影响他的一生。

刘书记找我谈话更是赤裸祼地对我说：以前老师、同学都认为你是一个好学生，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你搞透、搞臭，让同学们认清你的反革命真实面目。

在系党总支的高压之下，同学们为求自保，不得不纷纷发言揭露我的“反动言行”，这种批斗会因涉及同学们的毕业鉴定、毕业分配和政治前途，所以许多同学都站出来发言“揭露”我平时；特别是在那间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寝室里发表的反动言行，以及政治学习时以开玩笑的方式发表的反动言行。其中有些同学(其中包括一些平日与我关系很好的同学在内)当时也付和我的言行观点，到此时为洗清自己，不仅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甚至还无中生有揘造一些我的反动言行上纲上线对我进行诬陷。看到这些同学的表现，我心头感到无比的悲凉，我冒着犯反革命罪的危險为之献身的事业不正是为了维护你们的权益；不正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孫不再遭受“解放”后我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吗？你们怎能这样对我落井下石？你们为求自保检举揭发我那些众所周知的反革命言行，我都能理解并予以原谅，因为你不检举揭发别人也会检举揭发，但对于那些没有第三者在场的一些平日关系很好的同学我们私下的谈话，你就没有必要检举揭发出来，这种只有你我知道的言行你不揭发，对你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和危險。更有甚者有些二人之间的私下谈话，有些明明是他自已讲的“反动言行”，他发言时却推到我的头上，在那种批斗会上，他知道我的任何辩解都会被认为是不老实的表现，而招来一片“陈Ｘ甫不老实！”的口号声，而将我的辩解淹没在口号声中。还有一些品格卑劣的同学为表现积极、为表示自已立场坚定、斗爭性强，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一些我的所谓反动言行上纲上线对我进行揭发批判。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包括一些平时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同学在内，在发言时都只捡举揭发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对于我和他们之间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很“反动”的谈活内容却秘而不谈，或是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应付一下了事，看得出这些同学的发言纯粹是为了“过关”，他们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仍然坚守住了自已做入的底线，光凭这些人，我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将要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从3月18号起除了写交待材料之外就是参加由各班学生轮疏召开的批斗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批斗会成了同学们本性赤裸裸的地表演的人生舞台。在政治利益、在决定人生前途和命运好坏的面前，批斗会到后来便成了我观赏同学们赤裸裸地表演自己真实本性的人生舞台，有时我在批斗会上看同学们在这个舞台上赤裸裸的演出看入了神，以致批斗会上有人要我回答问题，我都没有听到，当提问者提高声调大声质问我为什么不回答时，我才猛然惊醒过来，连忙说刚才我没有听清，请你再说一遍。

对于那些在政治学习上以开玩笑的方式对现实和中共当局的嘲讽和在寢室里宣扬民主宪政、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些事我知道，知道的人太多是瞒不住的，我便在交待材料中“主动”交待，但对于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和发展了哪些成员、纲领是什么、与台湾有无联系、有无电台、密码这类事则坚决否认。但对密码一事，我知道他们早就在审查我和大哥通信的信件，他们肯定从信中知道我们有密码，我交待说密码倒是有，只是为了与大哥通信时不让别人知道里面的内容，而不是用来与海外联系的，因为我们没有电台，也从未打算过要去搞个什么电台。尽管如此，刘书记后来在把我以反革命集团案移交给湖南省公安厅时，还是不顾事实真像在报告中指称我有电台密码，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

在要我写交待材料时，他们总是把同一个问题要我写多次交待，其目的是要看看对同一问题，我每次所写交待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以图从中找到突破口，逼迫我承认对我的某项指控。我很快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对同一问题，我每次写的交待都完全一样，他们根本无法从中挑出任何毛病。

许多年后，我碰到一位当年曾参与我反革命集团一案侦查、批斗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你的记性真好，你每次对同一个问题写出的交待材料都完全一样，几乎一字不改，我们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那位刘书记也曾当面质问我：你为什么每次写的材料都完全一样，没有交待一点新罪行？我回答说：因为我完全是按事实交待的，所以每次写的交待都一样，你不是要我按事实老卖交待吗？我正是按你的要求老实交待爭取宽大处理，我总不能违背事实乱说一通，你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

为了防止候、邹两位同时被隔离审查的同学在当局的的威胁诱骗之下顶不住，为求解脱胡乱承认参加了我的反革命集团，我决定找机会稳住他们二人，他们二人那时被隔离在我对面的寝室反省、写交待。也有两人看守，有一天我见候同学出来，到位于宿舍旁小山坡上的厕所去方便，我也向看守我的同学提出要上厕所，他们把我帶到距厕所还有七、八米远的地方，就停下来，示意我进去方便，因那时的厕所内都积存有许多糞便气味很难闻，我一进厕所连忙走到候同学(另一次是邹同学)身边低声对他说：我是不会牵连你们的，只要你们自已不承认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其他有关我的事都说不知道，你们就什么事都没有，否则就是自找麻烦，他点了点头。为避免引起看守们的怀疑，我等他离开厕所后，又在厕所呆了一阵才离开，对邹同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告诫了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在我交底之后，顶住了刘书记他们的威胁诱骗，没有承认参加了我的“反革命集团”。后来他们都顺利地领得了毕业证，分配了工作。

刘书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成一个大型“反革命集团案件”，威逼与我交往较密切、有书信往来的中学、大学同学、亲友承认参加了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并检举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为了在湖南高校界制造出一个大型“反革命案件”，作为刘书记往上爬的政治资本，把我的问题添油加醋、誇大其词、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后，上报到湖南省公安厅立案侦察。

四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湖大保卫科一位姓文的工作人员把我叫到湖大办公楼的保卫科办公室，我一进去就看到保卫科的三名干部正在陪一个三十多岁的身着便衣的人在打扑克牌，他们一见我进来连忙停止了打牌。保卫科的文干部就指着那位着便衣的干部对我说：这位是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又对肖侦察员指着我说：这就是化学系的陈Ｘ甫。

此时肖侦察员坐到了办公桌的主坐上，并要文干部端了一张小方凳，放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并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打开他那黑色的公文包，从中拿出厚厚的一叠材料，对我说：陈Ｘ甫！我们监视你已经很久了，你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我们早就掌握了，随即拿起那叠材料对我扬了一扬。他接着又说：我今天是代表党和政府来找你谈话，主要是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待、认罪悔过的机会，现在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主动老实交待自己组织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爭取得到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你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只要你主动认罪、接受师生们对的的批判斗爭，还是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的，还是有前途的。否则你的下场是十分危险的。他指着放在他前面的那叠材料对我说：根据我们己经掌握的材料判你一、二十年徒刑；甚至更重的刑罚都绰绰有余，党和政府是看到你还年轻，也有点才华是想挽救你，才让我来找你谈话，给你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

我心里想，你们如果什么都知道还找我来审问干什么？显然是你们还没有掌握把我定为组织“反革命集团”罪所需的材料才来对我进行日以继夜的批斗、审讯。

这位肖侦察员审讯时与刘书记他们那种声色俱厉、拍桌打椅的方式不同，他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闲谈的方式进行审问，他从不直接要我承认“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有电台密码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或“进行反革命宣传”等罪名，而是先从一些看似与这些罪名无关的问题谈起，只要你一开始的回答落入了他早已预没好的圈套，那么你对他下一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他早已预计好了的答案，到最后你就只能被迫承认他所提出的罪名，例如，他要逼迫我承认在同学们中“进行反革命宣传罪”时，他会说：据我们的了解你是一个与同学们关系不错，又很乐观、健谈的人，是吗？当我回答说：是，之后，他又会问那么你与你同寝室的同学天天住在一起，想必关系更好，你们在一起谈话更多，更隨意是吧？从逻辑上说，我就只能回答说：是，接着他又问：你是不是跟同寢室的同学谈论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西方国家的现状？是否议论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我从刘书记对我的审讯中已知道这些内容已有党员积极份子和同学写了举报材料)此时我也只能回答说：是。接着我申辩道：我在寝室里与同学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从学校图书館和阅览室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上看到的，“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农村同学家里都饿死了人，是从同学们家里来信中知道的，都不是我凭空捏造的。

此时他才说：你在同学们中美化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社会制度、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这不是进行反革命宣传是什么？使得我无言以对。此时我知道我碰到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审讯“高手”了，他远比刘书记他们难对付，我冷静思考之后，才想好应对肖侦察员审讯的办法，那就是：每当他谈及一个新话题时，不要马上回答，而是仔细思考这个新话题可能与他们将要对我进行的那一项指控相关联，然后再使自己的回答避免落入他预没的陷阱，以免被他一步一步逼得不得不承认他将要对我进行的指控。

我有时装做没有听懂他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我对他的每一个新话题的回答都尽可能地简洁为：是或不是；有或没有……，这类简单的回答，以避免他从我过多的回答话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漏洞或把柄，一步一步逼迫我承认对我的某一项指控，而他则想尽一切办法诱使我多讲活，以便他从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漏洞和把柄。

后来他见我不再上他的当了，便对我说：你平常不是很能说会道的吗？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寡言？是不是心中有鬼怕见得人？我以一种“恭维”他的方式嘲笑他，我说：肖干部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侦察员，你的审讯技巧太“高明”了，我随便多回答几句话，都有可能被你一步一步逼得我承认我从未犯过的罪行，所以我不敢多说。此时肖侦察员以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态指着我，对旁边几位保卫科的干部说：你们看看，他这是什么话？我们党和政府历来是主张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怎么会逼迫你承认你没有犯下的罪行呢？此时审讯已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肖侦察员已觉察到我已看穿他的审讯手腕，不会再上他的当，他已不能从我嘴里挖出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了，便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你回去为自己的前途、为你的家人好好想一想，是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爭取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好呢？还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好？接着他挥了挥手示意文干部把我帶回寝室，这次审讯就这么结束了，此后的情况表明，这次审讯已使肖侦察员得出了除了我们三兄弟之外，我还没有发展其他反革命成员、也没有电台、也没有与台湾的持务系统有联系的印象。

接下来的日子仍然是每天由各班学生和教师轮流批斗、不停地写交待材料，有时晚上刘书记也带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审讯，仍然是试图逼迫我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有电台、与台湾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有联系、企图叛国投敌……。但这种审讯始终没有湖大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参加，这使我隐约察觉到湖大校方在对待我的案件上的态度，与以刘书记为首的化学系党总支是有分歧的。就在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对我审讯之后不久，候同学和邹同学就都被解除了隔离审查，继续撰写他们的毕业论文，这使我察觉到，省公安厅和湖大校方基本上已经否定了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此后有一天轮到监控我的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李同学在押送我去厕所的路上小声告诉我：刘书记他们起草了一份起诉书，要求公安部门将反革命集团头子陈Ｘ甫逮捕法办，并胁迫全系师生都要在起诉书上簽名。在1964年那种“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政治氛围之下，是没有哪个学生、老师敢不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