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艺面对极权：跪舔、御用、忠诚、暧昧与异见》
马青
导语
在极权体制下，文艺从来不是“纯粹的美学追求”。它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反抗的利器。面对极权，文艺展现出五种典型姿态：跪舔、御用、忠诚、暧昧与异见。
港台艺人在中国的“亲共”表态，诸如，晒中国身份证、打新冠疫苗、登上统战舞台、亮相于政协——这些举动，早已超越了个人选择，成为赤裸裸的政治宣誓。
然而，这一系列现象并非中共独有。纳粹德国的御用文艺家、前苏联的异见作家、夹缝中苟生的肖斯塔科维奇，以及中国文人老舍、郭沫若的跪舔与耻辱，共同构成了极权与文艺的历史镜像。
一、千百惠：从歌声到身份证
台湾歌手千百惠 1991 年移居北京后，逐渐淡出演艺圈。她给儿子取名“高陆湾”，象征连接“大陆与台湾”。2021 年，她晒出中国身份证，写下那句舔共名言：“祖国是强大依靠，是时候晒出来了。”
2025 年，她在北京病逝，她儿子通过她的微博账号发布讣告，并称：“妈妈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看到家乡回归祖国。””她的一生被彻底纳入“统一叙事”。
二、周海媚：疫苗代言与“爱国短片”
香港女星周海媚因“周芷若”走红。2019 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时，她出演中共党媒的“爱国爱港”短片。疫情期间，她高调接种国产疫苗，并大力宣传。
2023 年，她在北京去世。媒体悼念其“爱国立场”，舆论却质疑：她究竟是女神，还是统战工具？
三、黄安：从歌手到举报成生计的“共奴”
黄安原本以歌手出道，凭借《新鸳鸯蝴蝶梦》等作品在华语乐坛走红。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台湾综艺界也颇受欢迎，以幽默、油滑的主持风格积累了不少人气。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人气逐渐下滑，他转而通过政治表态重新吸引关注。特别是在 2015 年后，他频繁在微博上公开举报台湾艺人“台独”，从周子瑜到陈昱安，凡被他点名者，几乎都被中国舆论和官方施压。因此，他被中国媒体奉为“护旗手”，也被讽为“共奴”。
黄安早已不以作品被记住，而是靠举报与表忠换取曝光。他的舞台不再是音乐或综艺，而是一个个举报帖与民族主义的声浪。他的名字，成了举报和跪拜的代号。
四、欧阳娜娜：大提琴少女的统战符号
欧阳娜娜出身演艺世家，凭借大提琴才华和清新形象，很早就在华语演艺圈赢得关注。她原本被视作中立的“音乐才女”，在台湾年轻观众中，也有不错人气。
但随着中共在文化领域的统战加码，她的名字逐渐被卷入政治光谱。2019年8月14日，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她在微博转发“我爱香港，我爱中国，我支持香港警察”的图片，并在帖文中附上“香港是中国香港”。2020 年，她在央视“国庆晚会”上，高唱《我的祖国》。随后，又多次出现在官方宣传场合。这些举动在台湾引发争议，被批为“配合统战”的代言人。
在艺术上，她本可凭音乐天赋建立声望，却主动将自己置于政治叙事之中。她的形象，从艺术新星，转变为统战符号。
五、刘德华：“零负评”的天王与政治身份的暗影
自 1980 年代起，刘德华在港台演艺圈以清秀外表、敬业态度和对粉丝的热情关爱，赢得“零负评”的美誉。四十年来，几乎没有丑闻，堪称华语娱乐圈最具人气的偶像之一。
但 2019 年“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艺人几乎全都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要不要开口、如何表态，已经不仅是个人选择，更直接决定他们能否在中国继续演艺事业。黄耀明、何韵诗，公开支持抗议行动，立刻遭到全面封杀；谭咏麟、梁家辉则转向亲中立场，随即获得更高曝光度与更多资源。
刘德华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显露政治姿态。他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在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上唱《我是中国人》。虽然，他本人并未刻意张扬政治身份，但从舞台布景、歌单安排，到刻意的卷舌音发音，无不显示背后那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他在台上唱出“我是中国人”的那刻，其担负的政治任务昭然若揭。他不再是过去荧幕上清高正义的龙家俊，更像是《无间道》里的刘健明——那个被长期培植、深陷身份困境的卧底。
政治立场吞没了他的才华，成为他身上最醒目的标签。
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共国独有。放眼历史，凡是极权体制，一旦掌控文艺，几乎都会复制同样的剧情：艺术家被卷进宣传机器，沦为权力和制度的附庸。纳粹德国的艺术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六、纳粹御用艺术家：影像与乐声的污点
纳粹党深知艺术的力量。希特勒本人就是个落榜画家，他比谁都清楚艺术如何塑造极权神话。艺术家被纳粹党收编，化作帝国的布景与装饰。
在这个舞台上，电影导演、指挥家、作曲家纷纷亮相：莱妮·里芬施塔尔用镜头为元首造神，赫伯特·卡拉扬在纳粹党籍中攀登事业，理查·施特劳斯则出任音乐局长，为体制站台。
莱妮·里芬施塔尔：1935 年，她拍下《意志的胜利》，把纽伦堡党代会的盛况剪辑成一部视觉史诗。镜头从天空俯冲而下，元首的身影宛如神祇降临；青年男女齐步走过镜头，构成“民族团结”的幻象。里芬施塔尔坚持说“我只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但她的电影语言已经成为极权的代言。她个人的美学造诣无人否认，但她一生都没能摆脱“纳粹宣传片导演”的烙印。
赫伯特·卡拉扬：这位指挥天才，1933 年加入纳粹党。正因如此，他迅速获得机会，执棒柏林爱乐乐团。他指挥的贝多芬和布鲁克纳，被公认为世纪经典，但人们也无法忘记他在党旗下鞠躬谢幕的照片。他的名字注定和“纳粹指挥家”连在一起。
理查·施特劳斯：德意志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却在 1933 年担任“帝国音乐院长”。他想借此保护犹太裔的儿媳，却成为纳粹文化的门面。
他们的作品，也许仍被人演奏、播放，但所有的光辉都罩着阴影。御用的代价是：作品可能流传，名字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与今天的“亲共艺人”如出一辙：哪怕才华横溢，一旦把艺术献给极权，历史不会只记住作品，还会记住跪拜的姿势。
纳粹的御用艺术家们，以美学装点屠杀机器；他们的才华，成了帝国的血色布景。然而，并非所有艺术家与作家都献身于极权。另一种选择，是以文字与思想对抗体制，即便代价是流放、禁声，甚至死亡。前苏联的异见作家，就是最鲜明的见证。
七、前苏联异见作家：用文字揭露真相
在前苏联，极权同样要求艺术“服务政治”。但也有作家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宁愿被放逐、被消声，甚至付出生命，也要留下真相。
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揭示了革命后的荒谬与人性的撕裂。1958 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电报上写下“无限感激”，却在克格勃的威逼下，被迫拒绝领奖。他的“拒绝”，成了前苏联言论审查的证词。
索尔仁尼琴：因在一封私信中批评斯大林，被判刑八年，继而，被流放。他用劳改经历，写出《古拉格群岛》，以冷峻笔触揭开劳改制度的铁幕。197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 年，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在流亡岁月里，他成为全球最具份量的异见声音，揭开了前苏联合法性的假象。
曼德尔施塔姆：仅仅因为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就被捕，被流放。妻子娜杰日达用记忆背诵保存下他的诗篇。1938 年，他死在远东劳改地，尸骨无存。他的诗句成了政治迫害与暴政的双重见证。
布罗茨基：年轻时，就被控“游手好闲罪”。在法庭上，他据理力争，说“写诗也是工作。” 但仍被判刑。1972 年，他被驱逐出境，流亡美国，198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告诉世人：哪怕在流亡中，文字依旧可以拥有尊严。
这些异见作家被孤立、流放，甚至毁灭，但他们的文字穿越铁幕，成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他们和“亲共艺人”形成鲜明对照，前者争抢舞台，后者失去舞台，却赢得历史。
八、前苏联异见作家与中国当代的回响：孙文广的声音
在前苏联，极权要求艺术“服务政治”，但也有作家选择流放与死亡，用文字揭露真相。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他们都成为铁幕下的灯塔。
在中国当代，孙文广教授便是这样的声音。他原是山东经济学院的教授，却在退休后坚持公开发声，呼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2018 年 8 月 1 日，他正在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批评中共建军节的军国主义色彩。连线时，济南国保闯入他家，将年逾八旬的他粗暴带走。那一刻的混乱声与掐断的电话，赤裸裸地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极权体制害怕的不是武器，而是一个老人讲出的真话。
此后，孙文广长期被软禁，直至 2022 年去世。他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行动，书写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异见姿态”。他和前苏联的异见作家们遥相呼应：即便被掐断话筒、拖走身体，真话依旧穿透封锁，成为历史的见证。
八、肖斯塔科维奇：伪装的顺从者
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是极权制度下，“伪装顺从”的典型。1936 年，《真理报》批评他“形式主义”，他夜夜等候秘密警察。1937 年，他推出《第五交响曲》，题为“苏联人民对正当批评的艺术回应”，表面迎合，旋律中充满讽刺与悲怆。他既不是彻底反抗，也不是彻底顺从，而是在恐惧中，用双重语言延续生命。
九、老舍与郭沫若：舔共文人的双重悲剧
老舍 ：这位写下《骆驼祥子》《茶馆》的大作家，建国后竭力靠拢体制，写下赤裸的“忠诚作品”——
《龙须沟》：歌颂“新社会”如何改造臭水沟。
《陈各庄上养猪多》：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是这篇快板书，热情讴歌顺义县“新农村建设”和养猪业繁荣。
然而，文革爆发，他被批斗、游街，最终投湖自尽。跪舔至此，依旧换不来生路。
郭沫若：五四时期写《女神》的叛逆诗人，建国后则成为极致“御用文人”。他写下无数溜须之作，如“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但他家人仍未能幸免：长子郭世英在清华武斗中被逼跳楼，次子郭世基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其他子女也遭流放与批斗。他本人苟全荣华，却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们被铁拳狠砸。
老舍自尽于太平湖，郭沫若活在耻辱柱上。两人的命运，构成了极权下文人的双重悲剧。
十、极权下的中间姿态
极权体制下，并非所有人都直接顺从或彻底反抗。更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徘徊在灰色地带。他们试图保留尊严，却又不敢越界；他们想讲真话，却又不敢讲透。
第二种忠诚者（刘宾雁）
他在《第二种忠诚》中说：真正的忠诚，是敢于揭露黑暗、坚持真话。他希望党能自我纠错，寄望于“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的命运是被开除党籍、流放海外。他证明了：即使宣称忠诚，想做啄木鸟，只要你说真话，就会被抛弃。
半真半假者（季羡林）
他说自己：“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靠着这种中庸姿态，他既避免了彻底出卖，也保住了学术地位与荣誉。“真话不全讲”的人是大滑头，这种人，看上去正义凛然，却总是在独裁问题外绕圈圈。
扛着红旗反红旗者（遇罗克、林昭）
遇罗克在《出身论》里捍卫平等，用革命语言戳穿“血统论”；林昭在《十四万言书》里自称“真正的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控诉中共。结果，一个被判死刑枪决，一个在监狱中秘密处决。 他们证明了：红旗怕有人真的把它举起来，反过来质问。
这些“中间姿态”显示：在极权体制下，所谓“灰色地带”终究站不住脚。你想忠诚，讲真话；你想沉默，不说假话；你用红旗刺穿红旗——最后，结局无非都是被边缘化、被抹杀。
在极权体制下，“御用者”与“忠诚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御用者：他们并不一定真的信仰体制，而是接受体制的召唤，甘愿成为权力的工具。他们的存在，是体制“挑选”出来的样板。郭沫若、莱妮·里芬施塔尔便是典型，他们以献媚换取荣华，艺术与尊严同时沦丧。
忠诚者：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共产主义，真心希望党能够纠错、改良。刘宾雁就是代表，他揭露腐败与黑暗，却始终自称“忠于社会主义”，把批评当作“第二种忠诚”，冒死“帮助党”。
二者的区别在于：御用者的“忠诚”是虚伪的，是一场交易；忠诚者的“忠诚”是真实的，是理想主义。
然而，结局却惊人一致——御用者苟且一时，仍难逃历史耻辱；忠诚者坚守真话，最终，仍被抛弃流放。
十一、极权与艺术：八种姿态
综合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体制下，明星与知识分子主要呈现八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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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者 —— 真心跪拜，换取舞台（千百惠、周海媚、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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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者 —— 被体制选中，成为工具（里芬施塔尔、卡拉扬、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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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舔者 —— 主动卑躬，出卖尊严（郭沫若的溜须诗，黄安的举报人生，老舍的《龙须沟》《陈各庄上养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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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忠诚者 —— 体制内讲真话，寄望改良（刘宾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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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真半假者 —— 假话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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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着红旗反红旗者 —— 用体制语言对抗极权（遇罗克、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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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见者 —— 公开反抗，付出孤立与流放（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孙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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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身者 —— 被毁灭的个体（老舍、郭世英、曼德尔施塔姆）。
结语
千百惠晒身份证，周海媚打疫苗，欧阳娜娜唱《我的祖国》，刘德华频频亮相政协场合，这些举动，在极权体制下，都成了政治宣誓。
同样，纳粹御用艺术家、前苏联异见作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伪装、老舍的投湖与郭沫若的耻辱，都是同一面镜子的不同倒影。
在极权体制下，顺从者、御用者、跪舔者，最终都只是消耗品；唯有真实与反抗，才能穿透时光，留下不灭的见证。
2025年8月20日 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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