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推荐长篇小说《贞洁的眼神》..........朱振和

旅德学人彭小明的新作——长篇小说《贞洁的眼神》于2016年5月由台湾熊猫出版有限公司（地址：台湾新北市板桥区民生路二段234巷2弄11号五楼，E-mail：lo.hsu.chang@gmail.com，电话：02-2251-8443）出版了。2016年6月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两位主要发言人在介绍这本新书时都说，新书应该叫《邓小平的风流情史》。后来我读了这本小说，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小说一开始描写邓小平在1959年因打乒乓球而摔跤伤了小腿，胫骨骨折，住进了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护理他的是纯洁美丽的21岁女护士金韻秋。邓小平兽性大发，强暴了金韻秋，使她怀了孕。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听到此消息以后，跑到邓小平的办公室大闹了一场。后来党组织派一名高级干部汤主任来作善后处理，汤主任得到的“首长指示”是：“…… 能够听话，服从组织安排的，就给予多方照顾。如果不听话，不服从安排的，处理要干脆利落。走极端的，处理更要尽量不留痕迹，不要给党添麻烦！”金韻秋被迫做了人工流产，隐姓埋名，改名为云秋，调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

往后小说就讲述云秋到上海以后的故事（这占了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与邓小平的风流情史毫不相干。即使小说的开始部分，那也是邓小平的恶行丑事，而不是邓小平的风流情史。

云秋到上海以后，找到了互相相爱的人，结婚生子，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云秋的丈夫方克勤是某海军科研所的科技干部，在一次海上执勤时，方克勤的实验艇被公安海关缉私船误会，方克勤被误伤死亡。而这一场误会的根源是邓小平鼓励部队经商。海军的酆都舰走私大宗货物被中国公安海关联合缉私组的公安海警船和海关缉私艇发现，公安海警命令酆都舰停航。酆都舰向公安海警船开炮，打死了海警船的大副邓志诚。事发后，中央军委下令禁止传播和私下议论此事。公安和海关人员无不对海军武装走私、开火伤人的行为义愤填膺。于是就导致了误认为海军实验艇在走私而发生纠纷的误伤事件。

1989年6月3日晚，北京发生惨案，军队开枪杀害学生和市民。云秋的儿子方海雄是北京的人民公安大学的应届毕业生。6月3日晚方海雄在木樨地执勤，见到武警在攻击两个女学生。方海雄去救助两个女生，却被武警打成重伤致残。方海雄的身体留下了严重的内伤，一直不能治愈，病情日益严重，四年后病发死亡。

邓小平祸害了云秋一家三口，使她一步一步认识到中共极权制度及其最高领导人的虚伪与残暴，从而坚定了向中共极权制度及其最高领导人抗争与复仇的决心。除了云秋一家三口的悲惨遭遇以外，云秋经过三十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政治运动的经历终于认识到，她在1959年听到的“首长指示”不光是针对像她这样受害的女孩子的，而且是针对全国老百姓的。所以云秋的复仇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而且是代表全国老百姓向中共极权制度及其最高领导人的抗争与复仇。最后云秋壮烈牺牲，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实现了她的复仇计划。

小说也描写了在中共极权制度统治下中国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三年大饥荒时期人民生活的困苦、遣送站、劳改营的场景、云秋亲身经历的文革大动乱的恐怖和六四血腥屠杀的惨状。至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敢于揭露中共统治下黑暗腐朽的作品很少见。这正是1949年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文学大师的根本原因。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多年，害了中国，害了中国人民，罪孽深重。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描写，回避这个基本事实的作家绝不可能成为大师。文革以后出现了“伤痕文学”，那只是揭示了一些事情和现象，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中共极权统治的黑暗腐朽。当代文学大师必定是一位深刻揭露中共统治的黑暗腐朽的文学家。希望这部小说揭开当代中国文学的新篇章，希望彭小明先生今后有更深刻地揭露中共统治的黑暗腐朽的好作品问世，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来从事这样的作品的创作。

小说还描写了上海的人文景观。上海是中国最早接近国际市场经济的城市，上海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埠通商，逐渐与海外经济生活接轨。由此铸成了上海人开放、宽容、豁达、竞争向上、好学的性格，上海人是中国人民中最具有自由精神的群体。所有中国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都与上海联系在一起，现代工商业、航空、电力、纺织、印刷、出版、新闻、现代文学、话剧、电影、现代音乐、舞蹈、美术，几乎都是从上海首开风气，发轫肇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继承了上海人的才情和风貌。陶诗洵、裘雅笙夫妇是典型的上海文化人的代表。裘雅笙为了抗议红卫兵剪去她的美发，愤而自尽，这是何等的刚烈，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壮烈情操！小说中诸多关于上海人文氛围的生动描写，使我这个上海人阅读起来倍感亲切。

金韻秋是烈士的遗孤，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党妈妈的抚养下在部队里长大的孩子，年青的女护士热爱党，忠于党，对中央首长极其崇拜，那是理所当然的。最终云秋成为一个勇敢地向中共极权制度及其最高领导人抗争与复仇的英雄。云秋思想转变的历程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在此我联想到另一件事。

2016年4月26日，一位颇为有名的民运人士因不幸的意外事故死亡。他为民运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做过一些错事。另一位曾与他共事的民运人士写了一篇悼词，在悼词中有这样的话：“XXX是中国共产文化的肉体和精神的受害者，最可悲的是，最后他成了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民运队伍里的成员多半是所谓喝狼奶长大、受共产文化熏陶的人，XXX还算其中老一辈的“佼佼者”，那么这支队伍将走向何方，实在堪忧。”

我们见得更多的是“党文化”这个词。我想，“共产文化”和“党文化”应该是一个意思。什么是“党文化”？“党文化”就是：绝对忠于党，服从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做革命的“螺丝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可以干任何事，包括说谎、造谣、杀人、放火。党和毛（泽东）是互为一体的，党即毛，毛即党。

在毛时代，全社会铺天盖地地宣传党文化，向人们灌输党文化。在邓小平时代，情况起了变化，“中国式病毒”成了毒害中国社会的主因（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9月号《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一文）。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象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大举扩散，有可能颠覆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这就是中国式病毒。简而言之，中国式病毒就是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腐败。

上文提到的XXX，根据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来分析，他犯错误的原因应该是中了中国式病毒的毒，而不应该归咎于共产文化（党文化）。当前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民运的领军人物”，她犯的错误比XXX多得多，也严重得多。按她的年龄和经历来推算，她不属于受党文化熏陶的人，她犯错误完全是因为深深地中了中国式病毒的毒。上文中“民运队伍里的成员多半是所谓喝狼奶长大、受共产文化熏陶的人”这个说法不成立，当前腐蚀、败坏民运队伍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中国式病毒，而不是共产文化（党文化）。

接着我们继续讨论关于党文化的问题。党文化曾经盛行一时，控制了很多人的思想。但它也并非如表面显示的那样强势，由于它是一种反动思潮，最终它必定衰败。即便在它的极盛时期，它也不是战无不胜的。

云秋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党文化的教育，但她最终成了党文化的叛逆者，党文化在云秋身上彻底失败了。可能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云秋一家三口都受了邓小平的祸害。这的确是云秋发生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有类似于云秋这样的经历的人还有不少，但是最后走上抗争与复仇之路的只有云秋一个，大多数人会采取强忍的态度。这就是说，云秋从热爱党转变为向中共极权制度及其最高领导人抗争与复仇，是有其本人特有的原因的。

林昭、遇罗克、张志新都受过党文化的教育，他们都没有像云秋这样的经历，他们都成了党文化的叛逆者。云秋、林昭、遇罗克、张志新从党文化的接受者转变为党文化的叛逆者，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正如著名的德国民歌所唱的那样：Die Gedanken sind frei（思想是自由的）。每个人的思想都是自由的，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是自由的。中共用高压手段向人们灌输党文化，它可以把人囚禁起来，它囚禁得了人的身体，却囚禁不了人的思想；它可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控制人们的言论和写出来的文字，却不能限制和控制人的思想。党文化是反人性、反人类普世价值、违背真理的，遇到云秋等人的自由思想，必然败下阵来。云秋等人的自由思想使他们成了党文化的叛逆者。也正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所以虽然他们都是党文化的叛逆者，但他们的思想又是各不相同的。

在小说中描写了这样一件趣事：在20世纪60年代，上海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云秋等四个上海姑娘渴望了解外国的服装时尚，不惜深夜前往艺术剧场的后门口去围观日本外宾，偷偷地画几笔素描，把外宾的服装式样画下来。当时党文化的封锁是非常严密的，外国服装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是四个姑娘的思想是自由的，为了追求美，她们冲破了党文化的封锁。

这件事以及小说对云秋更多的描写，说明云秋坚定不移地追求真善美，追求真理。正是云秋的这种自由思想，使云秋从热爱党转变为向中共极权制度及其最高领导人抗争与复仇。

我也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长大的，年青时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我想在此讲述一下我的思想转变的历程，说明是自由思想促成了我的思想转变，从中也可以看出自由思想神奇的作用。

1970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科学院被军管，军代表掌控物理所的文革运动和各项工作，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物理所根本不存在“五一六”组织，军代表却抓出了好几十个“五一六分子”。由于我坚持不说假话，不肯承认子虚乌有的“五一六”问题，我成了物理所最“顽固不化”的“五一六分子”。军代表领导的专案组给了我一个最高“待遇”，给我单独办了一个“住宿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变相拘禁，每天24小时都待在一个小屋子里，绝对不许离开。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由专案组人员押着我到食堂去打饭）。他们囚禁了我的身体，却囚禁不了我的思想，我的思想更加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地自由翱翔，飞上了新的高度。

我被停止了工作，不能参加一切活动，唯一的事情就是“交代”问题，我又没有问题可“交代”，整天闲得慌，就找一些书来看。我自学了《空间、时间和引力的理论》（这是一本著名的广义相对论专著），看了一些马、恩、列的著作，读了《资本论》。看了这些书必然会想很多问题，其中有三个创造性的问题：（1）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是从“同时”的论述（用光信号来校正不同地点的两个时钟）开始的。为什么用光信号，而不是用别的信号或别的方法来校正时钟呢？（2）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称雇主付给雇员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事实上，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雇员得到的工资几乎都高于或远高于劳动力价值。工资绝不是劳动力价值，那么工资究竟是什么？（3）与剩余价值理论相关联的是劳动价值论。我发现，很多事实用“劳动创造价值”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应该怎样修正劳动价值论？

当时我回答不了这三个问题，但是我绝不放弃，在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三个问题。经过二三十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我还思考了物理学中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的争论，对这个问题我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综合这两大思考我得出结论：今后物理学发展的方向是建立一种新的时空理论——时间 - 空间 - 能量 - 动量理论。当我把这些设想梳理成比较严密的框架理论的时候，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真要建立这种新的时空理论，必须把数学表达式写出来。为此我需要学习十几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以及若干我不熟悉的数学知识。不但要学懂这些课程和知识，而且要深刻理解，能够融会贯通。我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写成学术论文发表，然后就把这个问题放下了。

与此相关联，我还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有根本性的错误；我还思考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错误的。我把我的想法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在2012年12月，以《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为书名，由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了。我走上了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邓小平，为中国实现民主化而奋斗的道路。

最后我要说：每个人的思想都是自由的，请珍惜，请珍重。切莫去追求金钱，追求名利地位；而要追求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真善美，追求真理。若如此，你的自由思想必将开出美丽芬芳的鲜花，结出甜美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