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洞里十四号省公安厅看守所轶事（一）

一真溅雪

摘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刚关进去的前几天，我主要听他们介绍监狱里面的各种情况，以及他们自己的案情，我们07号牢房里另外四位囚犯，一位年纪最大的叫张幼良，五十多岁福建人，“解放”前在长沙做外贸生意，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诸如：胡椒、肉桂、咖喱……等运往湖广一带销售；又把湖南的土产桐油、纸伞、浏阳鞭炮……等运往港、澳、东南亚一带销售，大概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进出口商。1９56年被中共当局公私合营之后，由于他熟悉港澳及东南亚一带的市场和行情，又谙熟进出口业务的程序、手续，所以被中共当局安排到了省外贸局，当了一名外贸干部。主要从事湖南与港澳东南亚各国的外贸业务。

一年多以前，张先生隨湖南省外贸局代表团一起赴广州参加广交会，在这次广交会上，张先生的一位香港朋友，就在湖南省外贸局决定出口的纸伞(那时布伞很少，无论挡雨还是遮阳用的多是纸伞)涨价之前不久，向湖南订购了一大批纸伞(因共产极权体制效率低下，一件事要经层层审批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来开始实施)，张先生的这位香港朋友不知是听到了雨伞要涨价的风声，还是出于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洽好在湖南出口雨伞已决定要涨价，而上面又还未批下来之时，按原价向湖南订购了一大批纸伞。张先生的这位香港朋友与湖南省外贸局簽约后不久，上面批准了湖南纸伞涨价。这样一来湖南省外贸局觉得受了不少损失，就认为是张先生把湖南纸伞要涨价的经济情报透露给了他的这位香港朋友，才使得他的这位香港朋友赶在纸伞涨价之前向湖南定购了一大批纸伞。

从广交会回来之后，张先生便被以泄露国家经济情报；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几万甚至几十万把雨伞，每把涨几角钱，又能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呢？)的罪名于一年前就被关进来了。

我问张先生是否认识省外贸局的卢庭芳先生(我父亲广大药房的合伙人)？他说认识，只是没有深交，因不在一个部门，卢先生是在医药进出口部门工作，而他是在土特产进出口部门工作。

到后来相互之间已经很熟悉之后，我私下问他，纸伞要涨价的消息到底是不是你透露给你那位香港朋友的？张先生坚决否认说：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办事员，象进出口商品要升降价格之类的事都是领导们开会决定，然后报上级批准，只有上级批准后要具体实施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办事员才知道，特别象我这种资产阶级成份的人，更是不会事先让我知道的，他的那位香港朋友在纸伞涨价前，突然定了一大批纸伞是有些反常，他以前也经常从湖南买纸伞但数量都远没有这一次这么大，不知是他听到什么风声，还是有人泄露了纸伞将要涨价的消息给他。他们把我抓进来，一是：因为这位香港商人是我多年的朋友，而出口纸伞又是我业务范围内的事，二是：我是个资本家，出了这种事他们总要找个替罪羊，把责任推给他，自然就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也相信纸伞要涨价的消息不是张先生泄露给他的那位香港朋友的。

这位张先生谈吐也比较文雅，看样子也是读过一些书的，记得有一次和他闲聊，聊到诗词、对联，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某大户人家只生了一位千金，到这位千金长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她父亲想招一位有才华的女婿入赘，以继承他的家业。这位老爺也是饱读诗书之士，于是出了一副对联张榜招婿，榜上他出了一副对联，声称谁对上了就将女儿嫁给他，并让他入赘继承万贯家产，这位老爺出的上联是：“张长弓，骑奇马，单戈作戦”。这个上联出得奇巧，许多青年士子都对不上，纷份眼看着那位倾城倾国的千金小姐和她家的万贯家财，都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一天一位外地穷秀才进京趕考路过此地，见到墙上贴的这张招婿入赘的红榜和那上面的对联，想到这户人家是要嫁女儿，忽然来了灵感，提笔就在红榜上写下了下联：“嫁家女，孕乃子，生男曰甥”，在场的人都齐声叫绝，纷纷拍手欢呼：对得好！老爺闻声出来一看，果然对得好，连忙将这位穷秀才请进家门，商谈婚事，可是这位秀才却提出婚事可以订下来，但进京趕考机会难得，不能耽误，这位老爺和他的千金小姐也都是通情达礼的人，冋意让这位秀才进京趕考，考后不论高中与否都回来完婚，继承家业。于是老爺为秀才备足了盘纒，並派佣人一路护送赴京赶考，数月之后这位才揭红榜的穷秀才又揭皇榜，夺得京试第一名──状员，于是穷秀才衣锦还乡，如约与那位千金小姐完婚，成就了一段皆大欢喜的美满姻缘，这都是中国民间故事、戏剧的老套路了，之所以我至今仍然记得，并不是因为张先生的这个故事，而是这副对联实在是对得太好了。

1968年冬季我从劳动教养的西洞庭农场逃回到湖大时，还按张先生在獄中告诉我的地址，到坡子街找到他的家里，见到了他，他告诉我，自我离开省公安厅看守所后(1964年9月5白)，他又关了一年左右就放出来了，没有判刑，也没有什么结论，工作也没有恢复、工资也没有，这表明那件事确实不是他干的，否则省公安厅是不会轻易把他放出来的。但省公安厅和省外贸局又都不肯承认抓错了人，所以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了。好在那时张先生的儿女也都已长大成人，也都参加了工作，可以供养得起他，他的一个小女儿正好在我曾经实习过的长沙化工厂工作。1969年我再次和知青们一起下放农村离开长沙之后，与张先生便没有了往来。

7号牢房的第二位牢友叫刘江林(这个名字可能记得不十分准确，姓刘是没错的)？，高高瘦瘦的，看样子有四十好几了，听口音是湖北人，据他自已说抗战时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当过兵，抗过日，后来就在长沙安了家，这回是因与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吵架，被以“国民党兵痞”的名义抓进来的，也已关了将近一年了。这位刘先生的话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如刘先生所言属实，那么刘先生这类案件应属长沙市公安局的管辖范围，他应当被关在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因为只有省属单位的案件和省内重大案件才归省公安厅管，相关的人犯才会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所以我估计刘先生不是涉及特务份子的案件，就是原工作单位是一个省属单位，他在那里犯了什么比较大的事，才会被抓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来调查审理。

刘先生自称没唸过书不识字，后来他的家信都是要我为他代笔的(我进来之前，也是请别人给他代笔的)，但听他平时的谈话又不像个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人说出来的话，总之在07号牢房的五个人中，要数这位刘先生城府最深，心情最沉重，估计与他的案情比较重大有关，从他的家信和每月一次的亲属可为在押人犯送一次衣物、牙膏、牙刷、肥皀之类的日常用品(食品是不让送的，因为让人犯长时间处于难以忍受的饥饿状态，是狱方逼迫人犯交待和承认自己“罪行”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情况来看，他的家里是十分贫困的。那时人犯在没有被判决之前是不能与亲属会见的。

07号牢房的第三位牢友叫刘振东那年三十八岁，长得牛高马大，身材魁梧，他是做木材生意的大商人，生意做得很大，是专们从湘西湘资沅澧四水上游的林区，以包山的方式从当地山主手里购买山里的树木，出钱请人砍伐，剝皮后运到河边札成木簰，再出钱请专门放簰的“簰咕咾”(湖南人对职业放簰手的称呼)将木簰前后相连顺水放往下游。放簰是一项十分危險的工作，沿途除要经过许多激流险滩之外，最危险就是经过江河上游一处一处的拦河垻。上游地区为了提高江河的水位，以便灌溉农田，往往筑起七、八十厘米至一米五、六高的石垻将河栏断，在石坝的一侧留出一个四、五米宽比石垻低三、四十厘米的过水口，木簰从过水口经过时，可谓惊險之极，只见簰头从过水口悬空伸向垻下，直到簰的重心移到悬空的这一端时，簰头突然往埧下一坠，簰尾往上一翘，靠水流的推力和木簰的惯性，整个木簰才冲到垻下的河里，用竹缆繩连在一起的木簰依次一个一个通过垻口，站在头簰(一列木簰的第一个木簰)的簰头上，手握一跟带铁钩的竹篙(叫撑篙)控制竹簰行进方向的，必是一个经验丰富、水性好、身体素质出众的“簰咕咾”，头簰经过坝口时，他先站在簰头用撑篙调整好头簰行进的方向，当头簰的簰头伸过埧口悬空，木簰的重心将要经过垻口之前，他要迅速退到头簰的中部簰的重心位置，一腿朝前一腿朝后，待簰头突然下坠簰尾翘起时，他站在这个位置只需把前腿伸直，后腿弯曲再利用手中的撑篙就能在木簰整个坠落到垻下的过程中保持平衡不至落入水中。如不慎落入水中是很危险的，经常会被水中的石头或木簰撞伤，甚至撞死。其他“簰咕咾”只要把后面的木簰一个一个撑到垻口，他们就可离簰上岸，从岸上走到下游再回到木簰上去(我后来在湘西就见过木簰经过垻口的惊险场面)。木簰放到下游后有的木簰在长沙集散；也有的直接放到汉口上海等长江沿岸各大中城市去销售，利润可观。

干这个行当没有帮会的背景是干不成的，有许多“簰咕咾”就是帮会的成员，大部份木材商都是帮会的成员，或是有帮会大佬当靠山，否则他们的木簰不可能安全地流放到湘资沅灃四水的下游，更不可能流放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销售。

刘振东的父亲在长沙快“解放”时便去世了，他二十岁刚出头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家业，也继承了他父亲的帮会背景，当起了木材行的大老板。刚“解放”时各地都在大兴土木建办公楼、工厂、宿舍、学校……等房舍，木材需求量大增，正当年轻的刘大老板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大发其财之时，公私合营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刘大老板为避免中共当局追究他的帮会背景，不得不和其他资本家一样敲锣打鼓“自愿”将他父辈们辛辛苦苦赚来的木材行奉献给政府，自己成了省木材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开始也和我父亲一样还有一百二十元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又和我父亲一样被中共当局以工资与工人阶级差别太大，工人们有意见为由，将他的工资降到五十来元一个月，又以其有帮会背景为由，把他的部门经理也撤掉了，刘先生于是便从“解放”前日进斗金的木材大老板沦为省木材公司一名月工资只有五十元的普通员工。他的太太也是大小姐出身，要照顾四个小孩的生活学习，自然是无法参加工作，一家六口人全靠刘先生一月五十元的工资生活，这对于一般贫苦人家，倒还可以勉强过得下去，但对于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刘大老板一家来说，却是不堪承受的困苦生活。

不甘清贫、胆大又头脑灵活的刘大老板，终于从在他家面前来来往往的中学生身上发现了商机，他家住在北正街靠明德中学(“解放”后改名为长沙市第三中学)附近，学生们上学放学有许多都要从他家面前经过，一年夏天刘先先看见学生们穿的背心上都印着“三中”两个字，他打听到，在专门的印字社印一件背心收两角伍分钱，刘先生灵机一动，到印字社一看，这背心上印两个字又快又简单，而且成本很低，只需用大一点的废X光底片刻一个版，就可以印无数件背心，只需消耗一点点颜料。刘先生说干就干，先找医院的熟人买来几张废X光底片，请书法好的朋友写上“三中”两个字，去化工原料店买了一点兰色和红色的颜料，又用木板钉了一个印背心的架子(把背心套在架子的木板上，放上印版就可以印)，刘先生夫妇把印背心的摊子摆放在三中的大门口旁边，又找了几位亲友在三中唸书的子弟在那里先免费为他们印了几件样品挂在摊子旁边。刘先生开始吆喝：印背心啦！每件两角(比印字社便宜伍分钱)，立等可取(印字社学生送背心去后要几天后才可取回)，不收版费(印字社先要交一笔制版的费用)。这三句广告，句句击中国营印字社的要害。学生们一听在刘先生的小摊上印背心，不须来回取送，还省时省钱，看看旁边印的样板也印得不错，便纷纷把背心拿到刘先生的小摊上印，一时间刘先生的小摊生意兴隆，刘先生负责印，他太太负责收钱，一天下来就印了一百多件背心，晚上一数钱，赚了卄多元钱，差不多相当于刘先生半个月的工资，以后除星期天外，其他上班的日子刘先生也时常借由头请病假、请事假，去印背心，后来一天可印一百数十件，这样一天可赚二十好几元。刘先生想：三中整个男生将近一千人，就算人人都印，有的人为了换洗还可能要印两件，但总数也不过一千几百件，很快就会被我印完，于是刘先生又刻好“一中”、“二中”、(四中是女校)“五中”、“六中”……(那时长沙已把中学的原名废掉，依次改为一、二、三、四、五……中)等印版，准备在三中的业务做完之后，把摊子摆到其他学校门口去。

正当刘先生打着几中有多少男生，有多少件背心要印，可以赚多少钱的的如意算盘，准备大干一番之时，忽然禍从天降，先是附近的印字社发现最近没有一个三中的学生到他们那里印背心，一打听，原来是刘先生的印字摊搶走了他们的生意。就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把刘先生告到了工商局、派出所和刘先生工作的省木材公司，那时候投机倒把是属于刑事犯罪行为。刘先生单位领导一听刘先生一天赚二、三十元，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心想我们辛辛苦苦当领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相当于他两三天的收入，不打击一下他这种“歪风邪气”，其他人不都跑去印背心去了，那还有人上班吗？

于是省木材公司领导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整理了刘先生投机倒把的“罪恶”材料，上报省公安厅，刘先生就这样被省公安厅以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罪名抓进来了，再加上刘先生的资产阶级成份和帮会成员的历史背景，把刘先生抓进来，也是那时“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形势所需。我关进去的时候，刘先生已经在这里关了大半年了，既不审，也不判。

07号牢房的第四位牢友叫资道成，是湖南省人民银行的一个干部57年被划成右派，三十几岁，高中文化，人很聪明，他是半年多前，被以贪污的罪名抓进来的，因为姓资的人很少见，而我们同年级有一位同学叫资道中，在资姓人氏之中应属同一个辈份，所以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资道中的人？他是我的同学，他说他认识，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只是没有什么交往。这位资先生，对于自己的案情也是守口如瓶，只是心情比那位“兵痞老刘”要开朗许多。

我关到07号牢房之后，他们向我介绍了牢里的概况，说这个看守所共有好几十间牢房总共关了好几百人，每间这样大小的牢房碰到搞运动关进来的人多时，可关到十多个人，通常一间也就关七、八个人，我们这间只关五个是算少的。所关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反革命、伪官吏、逃亡地主、农村士绅、资本家、杀人犯、抢劫犯、盗贼，特务、间谍……；什么技能的人都有：专家、教授、医生、工程师、电工、泥木匠、篾工、钟表技师、理发师、厨师……等等应有尽有。

由于担心外面的人了解监獄内许多见人得人的情况，和防止外人与关押的人犯接触，串通案情，甚至里应外合进行逃跑，通常监獄里的事诸如：供电线路、灯具的安装维修、房屋、监室、办工、生活用品的维修、一般疾病的治疗、理发、炊事、劳务、卫生……等工作都是从在押人犯中找人完成的。好在人犯中人才济济，所以看守所基本上不用从外面请人来完成监狱内的各项工作。

监狱里的各种勤务通常都是由民事、普通刑事案件中“表现好”的又有专长的人犯来充任，政治思想犯，反革命、特务、间谍之类的政治犯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这些担任勤务的囚犯除晚上在他们的监房里睡觉外，白天在监狱里从事勤务时，还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因工作性质(如送饭、送水、收集糞便、理发、电工、篾工、木工……等)可以时常因工作需要进入各个牢房，甚至趁管教干部、卫兵不注意时与人犯交谈、介绍监獄内所发生的事。

我听他们说这里面关的人从两三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头都有，我很奇怪，便问他们怎么会有两三岁的儿童关在里面？他们说前两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南矿冶学院有一对留苏的夫妇，回国后在中南矿冶学院执教，因与原来留苏时几位苏联同学关系较好，回国后曾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就被当局说成是苏修特务，把他们夫妻二人关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来了。由于他们都是外省人在长沙都没有什么亲友，他们的三个小孩，小的还只有两岁最大的才六岁，在他们被抓时，中南矿治学院教师、家属共有两三千人，居然没有一家敢出面帮他们照料这三个小孩。悲愤、绝望、无奈之余，他们只好把三个小孩一起带到省公安厅看守所一起坐牢，这三个小孩就成了真实版的现代“小萝卜头”(小说《红岩》中西安事变主谋之一的楊虎成将军的幼子在獄中的外号)。中共当局的残暴，和经中共当局将近十五年对大陆民众人性、良知的无情摧残之后，大陆民众良知泯灭、人性冷漠己经到了何种地步，由此可見一斑。

他们说这里面还关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有的是乡下的开明士绅，有的仅因为在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部门于过事，这些人一直查不出他们干过什么“坏事”，又没有什么“民愤”，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把他们处决或判刑，中共当局又不能承认把他们抓错了，也就不好把他们放出去。就因为这种莫明其妙的原因，这些人从刚解放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就被抓了进来，已经在这里关了十几年了，看来中共当局会一直把他们关到死才罢休。

对于那些“不守监规”的囚犯，狱方会给他们带上手铐、脚镣，关进放在黑屋子里的囚笼里去，这种囚笼不仅暗无天日，没有一点光线，而且只能容囚犯站立在里面，坐都无法坐下，更不能趟下睡觉。长时间完全的黑暗和孤寂，再加上无法睡觉产生的难以承受的睏倦，往往使得许多被关黑囚笼的人犯发狂。此外对于那些既不服管教又有暴力(实为反抗)倾向的人犯，和已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重犯，不仅要带手铐，而且还要带沉重的脚镣，据一位见多识广的理发师(他因每天轮流到各囚室为囚犯们理发，所以监獄里的情况他了解最请楚)说：那些脚镣最轻的也有十多斤重、中等的有二十多斤重，他见过最重的腳镣重达四十斤。

我原来只在电影里面見过脚镣，真想见识见识真的脚镣戴在人脚上是什么样子。一天晚饭后不久，我听到牢房外一种铁链在水泥地面上拖动发出的响声，由远而近，我问牢友们这是什么声音，他们说这就是戴脚镣的犯人在水泥地上走动发出的响声。我连忙扒下身体，把臉贴到牢门下的地面上，用一只眼睛从牢门下的一条将近两厘米高的门缝中往牢门外的水泥地面上看，随着响声越来大，我看到一双瘦骨嶙峋的赤脚上套着一副粗重的脚镣(这大概就是理发师所说的四十斤重的那种)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履从我们的牢门前走过，准确地说应该是拖过，因为那瘦弱(从他赤着的脚上可以看出)的双脚已经提不起那沉重的脚镣，而是用脚贴着水泥地面缓慢地向前拖动那粗大的铁链。他刚走过我们的牢门，我接着就看到有一双穿皮鞋的脚(管教干部)和两双穿解放鞋(两个卫兵)的脚先后从门缝前走过。我站起来把我看到的告诉那四位牢友，他们说那个带重脚镣的人估计是刚判了死刑的囚犯，是从原来的囚室转移到死牢去时，从这里经过。所谓死牢就是单独关押侍处决的囚犯的牢房，这间牢房里还要关押一名獄方放心的普通囚犯，以帮助这位死囚在临处死前这段时间内吃飯、解大小便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