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二十章）

陶洛诵

第二十章

和大弟湘诵回到北京是11月24号。我们在大理接到爸爸的信，让我们速回北京。我们以为妈妈又出事儿了，急急忙忙往回赶，回来才知道是爸爸担心我们的安全，招我们回家。

我去看汪三儿，我拿出一个紫红色的塑料小钱包👛，“送给你，这是我在成都给你买的。”我没告诉她，我到成都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她到百货商店选礼物，她知道这是我对她的心意，她弟弟想拿去看看，她说：“噢，别拿。”我后悔没给小弟也买件小礼物。

“北京现在干什么呢？”

“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原来在我离开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卫兵已彻底失势，中央文革转身支持造反派----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弟。红卫兵所做的一切坏事全部推给刘少奇邓小平，说红卫兵执行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北京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第三司令部”声势最为显赫，各个中学的造反派战斗组如雨后春笋般林立。造反派拥戴中央文革，按中央文革部署前进。

红卫兵的法西斯文化充分表演后，给平民子弟一个短暂的自由表现空间。谁有多少本事都可以使出来。（1987年7月，我在悉尼看到旅居德国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仲维光先生发表在“中国之春”的一篇文章“红卫兵崛起之谜”，里面引用旅居美国的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对红卫兵三个法西斯特点分析：1 对领袖的崇拜 2 血统论起家 3 暴力行为）

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的斤量，觉得自己什么储备都没有，腹中空空。但我对当记者很感兴趣，何不办一份刊物采访新闻呢？我召集汪三儿，钟菊，杨盘芳，杨菊芳到我家开会，她们四个人都表示愿意。

钟菊，杨氏姐妹都是我的邻居。钟菊是女十一中高二的，资本家出身。杨氏姐妹的父亲原是国民政府派往巴基斯坦的外交人员，现在和妻子一起机织毛衣。本住在一个两层楼里，被赶到王奶奶被没收的两间小南屋里，一家六口再加上织毛衣的机器，，拥挤不堪。姐妹俩仍然有着大家闺秀气派，姐姐杨盘芳是北大附中高三的，妹妹菊芳是人大附中初二的。

我上爸爸单位找到我认识的工友小张借了台油印机，钢板，刻字笔，又东凑西要地弄到蜡纸，油墨，白纸。“中学生动态报”就这么出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