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八）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始，湖大七舍104室的同学各自带着自己回乡的见闻，大多是乡下农民经历的苦难、饿死人的景象、吃树皮草根的情况，和农村干部砸锅、没收碗筷、拆房子强迫农民去吃食堂、去住集体宿舍，过军事化的生活，以响应毛和中共当局全民皆兵和公社化的号召，一切生产生活活动都要实行军事化；还有就是令人欲笑无声的“笑话”，蓝山县农村同学陈学仙说：他回去时恰好碰到他的一个远房长辈饿死了，在埋葬他的头天晚上，有几个还能动弹的亲友按当地的习俗要围着他的遗体一边唱夜歌，一边绕圈(湖南人称之为“绕棺”，实际上那时餓死的人太多，已无棺木收殓尸体，“绕馆”实际上也只能称之为“绕尸”)，这位同学说他也去参加了，他说他听到饿死者的一个当过“师公”(湖南农村那些装神驱鬼、划符治病、扶乩断事并帮人办丧事超度亡灵的人，在湖南被称之为“师公”)的亲友在绕棺时唱道：“XX嗲(就是湖南人对祖辈的尊称)你为什么还么好的社会主义(生活)都不过；(而要)空脚空手去见阎王？”因那时农村死的人多，又极度贫困，死人连棺材也没有，只能用草席一裹，挖个坑就埋了，寿衣、寿鞋、寿枕等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位“师公”唱他“空手空脚去见阎王”，前面那一句则带有明显挖苦讽剌社会主义的味道。同学们都回来之后，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104寝室又活跃了起来。然而我在104寝室的话动己引起了班上以骆XX为首的党员积极分子们的注意，他们把情况汇报到系党总支书记刘某人那里，刘某人一听大喜，连忙布置他们暗地里检查我的往来信件、日记(幸好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注意我平日与哪些同学交往密切，偷听104寝室里我们谈话的内容。

刘某系河北人氏，小学文化，早年在家乡参加中共的武工队出身，后进入部队，当过团政委，解放后转入湖南地方工作，曾担任过湖南湘潭县县委书记，58年湖南大学成立调任化学化工系党总支书记，此人一贯以整同事、教师、学生作为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他在湖大的作为深为湖大绝大部份干部、教师和学生所不耻。

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认为我所想、所谈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尽管与大哥写信时遇到敏感内容还使用密码，但平日都没有太注意党员积极份子们对我的关注，只是发现那位骆姓党员总是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因他平日成绩很差，经常找我问他不懂的问题，或要我告诉他他不会做的习题。所以我也没有在意，以为他坐在我的书桌上来做作业，也许是为了问我时比较方便(因我自习时很少在自己的书桌上进行、大部份时间都是到阅览室去自习)，不料骆某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是假，趁我不在，而其他同学专注于做作业不注意时，翻看我与大哥和其他同学(主要是原初、高中同学)之间的往来信件，并把他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抄录下来到刘某人那里去汇报是真。

此时我已被系党总支书记刘某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只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对中共当局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认识不足，以致我对此尚未察觉到。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我已处于被监控和不被信任之中。诸如：每学期选班干部时在所有的候选人之中几乎每次我得的选票都是全班第一(除个别知情的党员积极分子之外，其余男女同学全都投我的票)，理应担任班长，然而报到系里审批分配工作后，我总是分配担任副班长、文体委员之类的“闲职”，我当时还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我既不是党团员；又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之故，所以并未引起我的警惕。

五年的大学时光，我认为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前三年的数理化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由于我在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所以我的基础科学知识比较扎实，这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这使我能很快适应一项新的工作，倒是后两年的专业课所学的知识，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之中较少能找到用武之地。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除少数专业之外，他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与他所学专业完全对得上口的实在少之又少，百分之八、九十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都与他所学专业关系很少甚至完全无关（特刻是在国家对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工作之后更是如此）。我在学习这些基础知识时，不仅要求自己弄懂这些理论、公式的内涵，还要弄清楚这些理论、公式的来龙去脉，我有时还试图训练自己从一个已知的公式推导出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公式的能力，例如我曾经从一个描述物体振动频率的公式推导出描述振动在外力作用下的的迫频振动的公式，这样的训练大大提高了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因为这些训练使我具备把一些实际问题转化成一些数学、物理和化学问题，先通过理论计算找出筨案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便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大学的第四年开始分专业，当时的湖大化学系共分有：分析化学、有机合成、硅酸盐和稀有元素等专业，我选择了稀有元素化学专业，这个专业主要从事一些放射性元素(铀、釷、钚……等原子能材料)、稀土元素、半导体元素(硅、锗、镓、铟、铊……等元素)和稀贵元素(铌、钽、锆、铪……等元素)的分离提纯方法和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这些都是我十分感兴趣的研究工作。

从进入湖大起直至毕业为止的政治学习时间，几乎从未停让过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指那些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们的批判，这些批判大都以大会、小会和写大字报的方式进行，学校被批判的主要有湖大副校长柳士英，他是建筑学知名专家教授，湖大的大礼堂、图书館、生物楼、科学館(我们化学系的课堂和实验室大都在这栋楼)以及长沙城内的许多建筑都是他设计的、物理系知名教授石任球、数学系留日归国教授周怀生、化工系留法归国教授钟铃，湖南广东等地许多大型化工厂都是他设计建造的……等，我们化学化工系批判的主要是周怀生教授和钟铃教授，因周教授教我们的高等数学，钟教授教我们的工业化学，所以他二人成了我们这个年级的主要批判对象。科学館的走廊里贴满了化学化工系的师生们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因他们二人都是典型的有真才实学的，一心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学术的探究和教学工作，对政治都不敢涉猎，特别是钟教授出身于广东的一个贫下中长家庭，即使按中共当局的标准也算得上是“根正苗红”，然而你不关心政治便是只专不红，便是走“白专道路”，那就是大逆不道、那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就要受批判，钟教授不堪其烦，最后在科学馆走廊上贴出大字报，宣称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没有改造好，愿辞去教职，举家迁往广东农村老家务农，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料又召来更大规模的批判，说他是公然对抗党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政策，想躲到农村去逃避思想改造、逃避批判斗争。

周教授因出身不好，性情温文尔雅，在代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对这些无端指责他的大字报和发言的批判一概不屑予以回应，仍一心专注于数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大概是因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对于从不回应的周教授的批判，以后就慢慢地揠旗息鼓、不了了之了，这也许就是周教授对付批判的高明手法吧！

在这类班上召开的批判会上，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的反动思想言行；还要“向党交心”，交待、批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活动对同学们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压力：交待多了自己头胸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私心杂念”怕被党员积极份子们上纲上线，汇报上去招致批判斗爭，和被整理成材料进入自己的档案袋，影响自己的一生；交待少了，又怕被说成是对党不忠诚，有意对党隐瞒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学们只好对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上的小事加以上纲上线，自我批判一通，以图过关，而不敢在任何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揭露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批判”自已经常感觉吃不飽、肚子饿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要想到“解放”前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在“三座大山”［註：１］的欺压之下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我们就不会觉得肚子饿，而应该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我的这些暗含嘲讽、充满假大空的废话，不仅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笑而且也令那几个党员积极份子抓不到把柄。

由于自58年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把学生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学生成为“能文能武”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又红又专”的新知识份子。我们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平均一年要参加一个多月的各种体力劳动，有时是用竹箢箕从湘江边上往学校的建筑工地挑砂卵石；或是用板车从江边码头把船运来的红砖拉到学校的建筑工地；或是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每当遇到这类劳动我都力求自己挑得、拉得比别人更多、更重；跑得比别人更快。因为我深知我从小从未经过任何艰苦劳动的锻炼，我试图通过这种艰苦劳动的锻炼，来磨炼我的意志，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并从中体会底层民众的困苦。

每次参加这类劳动的前几天，我顶着饥饿竭尽全力地劳动，常导致一天下来全身疲惫不堪，一身肌肉酸痛，通常都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逐渐适应。这种对自己身体和意志的严格训练，使我终生获益匪浅，这使我此后能很快适应我被中共当局放逐至农场劳动教养和下放农村从事冗长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过艰苦的农村生活时，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艰苦的农场、农村生活。

我们也曾到学校附近的蔬菜队去劳动，同学们都喜欢到蔬菜队参加劳动，不仅因为那里的劳动远比在学校搬运建筑材料要轻松许多，而且中餐和晚餐都在蔬菜队吃，每餐除了从学校食堂带去的三两米之外，菜农们还要在我们那钵半稀半干的三两米饭上加上一瓢腌萝卜菜炖芋头，而且还有白菜、萝卜等其他蔬菜，而菜队的劳动体力付出又较小，所以基本上能吃饱肚子，这一瓢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腌萝卜菜炖芋头，大概就是菜农们对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无偿劳动的补偿吧！种菜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农活，种出的菜不仅质量好而且产量高尤其不容易。

据带领我们种植蔬菜的老菜农介绍，长沙郊区的菜农总其只有两块半瓢，长沙东郊有一位老菜农算得上是“一块瓢”；南郊的一位老菜农也称得上是“一块瓢”、而他们河西只有带我们种菜的这位老菜农才勉强算得上是“半块瓢”，据这位老菜农介绍，只有掌握了长沙一带所有品种蔬菜种植技术而且种出的蔬菜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才可以称得上是“一块瓢”，之所以用“一块瓢”作为菜农的最高荣誉称号，是因为用糞瓢泼发酵成熟的大粪和粪水是蔬菜种植技术中最难掌控的一项技术。例如在阳历八月份大蒜下种之前，在用铁扒翻挖菜土、晒土、用锄头碎土、整土、成畦之后，在播种大蒜之前.还要在菜土上均匀地泼上一层发酵好的熟大糞，我们用糞桶把大糞挑到菜土边上后，只见这位老菜农用泼菜用的长把糞瓢从糞桶里舀起满满的一瓢大糞用右手握住木把靠近粪瓢处在手腕慢慢一侧的同时，顺势往后一拖，瓢中的大粪便在空中形成一长块均匀的冀幕均匀地落在菜土上，老菜农依次泼下去那块菜土上便依次均匀地被泼上了一层大粪，每一瓢泼出的粪幕落下时极少有与先前泼下的粪幕相重叠的地方，据这位老菜农称：他之所以只称得上“半块瓢”，就是因为他泼下去的大糞幕落到菜土上时，还多少有点重叠的地方；而河东那两位被称之为“一块瓢”的老菜农泼出的糞幕落在菜土上则几乎没一点重叠的地方，可见其泼粪手法的高明精准。菜土上泼上一层均匀的大糞后，再将大蒜球掰成瓣，去掉小的蒜瓣，将大小基本一致的蒜瓣根部朝下一个一个按一定的间距.均匀地插到泼了一层大糞的菜土里，再盖上一薄层稻草，以防止太阳直晒，以保持菜土的水份，以利蒜瓣发芽。

我在蔬菜队的劳动除了每天和同学们一道，在“半块瓢”的指导之下挖菜土、碎土、整土成畦、播菜种、移苗栽种、泼糞、泼水、捉虫之外，我还特别注意从“半块瓢”那里学习各种蔬菜从播种直至收获的整套蔬菜种植技术，这些蔬菜种植技术对我后来“下放”农村自己种植蔬菜大有裨益。在每天上下午各有20分钟左右的劳动间休息时，我都会专心听“一块瓢”讲述自己种植蔬菜的各种诀窍，和长沙蔬菜种植界的逸闻趣事。

在蔬菜队劳动期间，有一次我还得到在那个食物匮乏时期祘得上是意外的“大收获”。那次我正在清理一条菜土靠山坡边上的水沟，忽然看到草丛里有一只大青蛙，我连忙“奋不顾身”扑向草丛捉住了那只大青蛙，我连忙用一跟细麻绳栓住青蛙的一条腿，将它吊在一棵小树边的草丛中，后来又在水沟旁的草丛中捉到了一只大青蛙，这两只大青蛙一共约有三四两重。收工后，我又在附近的池塘里摸到了四只大河蚌。

第二天是星期天放假，我连忙拿着这两只大青蛙和四只大河蚌赶回市区的家中，把两只大青蛙和四只大河蚌一起炖了一锅清湯，虽然没有放油，但因秋季的青蛙体内已为即将到来的冬眠貯存了一些脂肪，所以湯的表面还漂浮着几滴黄色的蛙油，我把四只青蛙的大腿给父母亲各人两只，我吃青蛙的躯干和前肢，每人喝了一大碗青蛙河蚌汤和切碎的河蚌肉，尽管河蚌肉难以咬烂(虽然在煤火上炖了两个小时，但河蚌肉都未能炖烂)，但我和父母亲都觉得青蛙、河蚌肉和汤的味道无比的鲜美。

现在一想，当时农村里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包括青蛙、黄鳝、蚌壳、鸟类、虫、蛇、鼠、猫、狗………等在内；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饥民们吃得殆尽的情况下，我为何还能在蔬菜队附近捉到两只大青蛙、摸到四只大河蚌呢？原来城郊的蔬菜队，中共当局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菜农们是享有国家供应的每人每月三十斤粮食供应的(指成人；小孩、老人定量略少一些)，而他们生产的洋芋、芋头、南瓜、藕……等蔬菜是可以当粮食的，他们完成上交任务后，剩下的便可分给各家各户当粮食，所以菜农们在那个遍地饿殍的年代，遭受饥荒折磨的程度远没有一般农民那么严重，以致他们周围的田地里、池塘里的青蛙和蚌壳尚未被菜农们捕食殆尽，使我才有机会捉到两只大青蛙和摸到四只大河蚌。以后我又留意寻找青蛙，但始终再也没有运气碰到过，不过河蚌此后还是摸到过几只，拿回家去炖汤吃了，只是味道远不如那次与两只大青蛙一起炖的那么好，难怪湖南人把青蛙称之为“田鸡”。

还有一年秋季是到湖大附近的桔园去幫果农们采摘南桔，湖大所在的岳麓山四周地区是湖南有名的南桔产地。南桔表面呈鲜亮的桔红色，味道鲜甜而略帶酸味，并带有浓烈的桔香味，味道远比现在流行的无核密桔要好，只是因为桔瓣内有籽，吃时使人略感不便，南桔竟因此而在湖南惨遭淘汰，湖大周边地区和湖南其他县市的南桔园至今己基本不复存在，都改成了那种产量高、个头大却淡而无味又没有什么桔香味的无核密桔，不知是湖南哪位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因四川等地在推广无核密桔的同时，还保留了许多南桔园，所以只指是湖南领导人的“英明决策”)造成的结果。

在南桔园采摘南桔时，每天上工时每个同学背一个小木梯和一个可装约二十斤桔子的小竹簍，把小木梯靠在桔树的粗枝杆上爬上木梯，只要把手伸得到的枝稏上的桔子都摘光，就能摘一满簍桔子，因为那年桔子是大年(桔子和许多木本水果，坚果一样是有大小年之分的，大年产量高、品质好；小年产量低，质量也略遜一筹)，每颗桔树上都是果实累累，有的桔树枝桠上桔子结得太多，以致果农们不得不用竹棍支撑这些枝桠，以防止刮风时这些枝桠被果实压断。

按“解放”前桔园请人摘桔子的惯例，采摘桔子的工人可以免费尽量吃桔子，只是不能帶走，而在“解放”后的那个“大饥荒”时代的规定，学生们是不准许吃任何一个桔子的，然而在那个同学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包括那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在内，都忍不住饥饿的逼迫和桔子香甜味道的诱惑，每天都要趁果农们不在场的时候，偷偷地吃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桔子。然而我尽管也饥饿难耐，但我始终忍住了美味香甜的桔子对我的诱惑，在整个采摘桔子的二十来天时间内，坚持没有吃过一个桔子，因为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之下，决不吃、拿和使用别人的东西是我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之一。当然，如果我已餓得快要死了，这个桔子或其他食物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拿来救自己一命的，因为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是一条更为重要的道德底线。

这年所采摘的桔子选掉一些小个、畸型、青黄(尚未完全熟透)的桔子后，所有合格的桔子都被送交中共当局，拿去提前偿还“苏修”(中共对苏联共产党的蔑称)的债务去了，只有那些选下的次品南桔才用来凭票供应市民，我们参加采摘桔子劳动的学生，后来每人免费发了一斤这种次品桔子，祘是对我们二十来天无赏劳动提供的报酬吧！

［註：１］：中共所指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