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讀于光遠《文革中的“我”》\張成覺

于光遠（1913,7,5—2013,9,26）以往很長時間是筆者極為敬佩的中共學者。但在拜讀了他的《文革中的“我”》後，不禁產生大失所望之感。

13萬字，158頁，連“十年浩劫”這常見於同類題材作品的關鍵詞也無影無蹤。而自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發後，大陸中國官宣反覆強調：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既然如此，那麼，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宣稱“文革”整了一億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毛的滔天大罪豈能“一床棉被遮蓋則個”？這十年裡于光遠自身不止一次被批鬥，坐噴氣式甚至毆打，後隻身發配千里外的寧夏（古時叫做流徙）達三年之久；住處先被抄家，繼則強迫遷居。這一切的一切，他竟能泰然處之，對罪魁禍首毛太祖無怨無尤？

聯繫到後期他受復出的鄧小平重用，可見其與鄧“心有靈犀”。鄧自文革狂飆刮起雖遭毛貶逐至也是千里之外的江西，但與夫人一起獨居一所將軍樓，悉心照顧其被造反派從樓上搡落地面下身致殘的長子鄧樸方。即使到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發生，毛仍保留鄧之黨籍。毛鄧從未將對方視為敵人，鄧尤其強調對毛三七開。“沒有毛主席，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徘徊”。此乃鄧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說的話。而于光遠實際上對鄧是亦步亦趨。

再看于光遠2013年去世的追悼會，大陸中國黨政最高領導習近平和李克強致送花圈，充分說明于光遠跟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絕對不會否定毛太祖。

其原因在於，號稱政治經濟學家的于光遠對於馬克思主義立論的根基“勞動價值學說”篤信不疑。所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和蘇星合著的《政治經濟學》雖然被官宣奉為圭臬，實質上完全站不住腳。

恩格斯曾極力推許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但自十八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一百多年來世界各國學者的研究證明：交換價值的本質是效用價值而非勞動價值（人類社會不可能有一種以上交換價值）。全世界的工商企業家,銀行董事,地主,工程師等等就賴此得到永久平反：剝削—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交換—僅在資本勾結威權之時發生。（徐澤榮《真相真理雙真集》封底，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2月第一版）

事實勝於雄辯。奉行馬克思主義的蘇聯東歐和大陸中國，經濟建設屢遭滑鐵盧。鄧小平繼華國鋒,胡耀邦之後搞改革開放，在“八九六四”屠城之後，一手硬一手軟，靠人口紅利令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日前的二戰勝利八十週年慶典展示解放軍最新航天武器的威力，似乎壓倒美國。

可是李克強總理2020年5月28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記者會上語重心長地強調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是包括就業人口及老年人,兒童等非就業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就意味著其中有收入高於1000元的，也有低於1000元的，還有不少沒有收入的。

李克強總理當時還說：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照他這樣講，算起來人均月收入是2500元，也就是一天收入83元多。

筆者不清楚目前大陸居民成年人每天吃喝最低消費是多少，住在香港廉租屋的老朽一家三口，老伴每天買菜的錢不少於100港元，折合人民幣約90元。

總之，要是習近平一廂情願地認為“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到底誰怕誰”，他穩操勝算的話，那很可能是一場黃粱美夢！

說回于光遠的盲點，他畢生秉持的馬克思主義已被地球村99.9999%居民棄若敝屐。而其黨性注定他不可能從這個危害人類至劇的異端邪說中醒悟過來。跟晚年撰寫《風雨蒼黃五十年》的李慎之（1923.8.15-2003.4.22）先生相比，他這個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最後無非跟著中南海高層一道走到底，哀哉！

末尾不能不提到于光遠的“薄情”。他的書中沒有片言隻字提及前妻孫歷生以及他倆生育的三個女兒。于小紅的文章說她父親是“選擇性失憶”。

正是與此成為對照，他的長女于小紅在其感人肺腑的《白花丁香樹》中，非但對自己這位生父一直情深款款，而且還特地寫了一段在陝北插隊期間隻身前往寧夏探望的經過。

后来我去陕北安塞插队（1969），爸爸蹲五七干校，我去宁夏看他，帮他养猪、种旱稻。看到他养的猪又肥又大，我跟他说陕北的土猪长不大养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过的大棉袄和一些植物种子，这些东西后来发挥了作用。植物种子种出了大冬瓜，附近农民都来看“科学种田”。当时爸爸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俭用才攒了30元买了两头小白种猪，带小猪到陕北的过程十分艰难，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难，路上走了十天。后来，方圆几十里就有小猪后代。（維基百科，于小紅《白花丁香樹》）

《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王友琴：《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文學城”2020,1,14 原題：《于光遠為何避談前妻？》）

原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

《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

十年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慘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

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慘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1980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王友琴《《于光遠為何避談前妻？》》）

爸爸晚年告诉我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在学校旁边名叫罗圈胡同的隐蔽胡同里和妈妈见了面。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

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一个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岁第一次脑血栓之后，悄悄问过我几次妈妈的生日，他说他想不起来了。怕我误解，为了说明这是生病造成的，他专门去问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么时候？“曹禺回答不出，过了两天才想起来。曹禺的糊涂他和我说了多遍。（摘自于小紅《白花丁香樹》）

筆者認為，簡單地斷言于光遠“薄情”未免有點輕率。他用曹禺一下答不出太太生日的“糊塗”為自己開脫，實在有點令人發笑。須知曹禺有過四次婚姻，哪裡能記得那麼清楚？但他想到借曹搪塞，說明他不希望女兒怪責自己忘記髮妻孫歷生，可見其起碼是愛自己女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