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物理奖得主刘某

毕汝谐

2015年初，一个老哥们电告：“看看吧，有人在网上恶搞你呢，” 我不禁哑然失笑：“鄙人离群索居，与世无争，谁会恶搞我呢。”

  一查，果然有所谓“纽约作家毕汝谐的真实面目”,劈头就是——“这几年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纽约作家毕汝谐，很多人不了解。他其实就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忍俊不禁：咦，难道有谁以为我是洋生洋长的西洋人吗？

 署名是”小刀飞刀飞飞飞”，我很有几分好奇：这是谁呀？

 该人又曰：

   “1985年毕汝谐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赴美，逾期不归，叛逃成为美国公民，至今以纽约作家身份招摇撞骗。”

   这种口吻俨如极左遗老，脑筋锈化，完全跟不上时代步伐——爱国不分先后，连傅聪、胡娜都重归祖国怀抱，谁还在意区区逾期不归？

   这厮明明是单枪匹马，却仿照燕人张翼德，故布疑阵，用不同网名四处撒欢，还自我加冕为“教授”、“退休老干部”等等，奈何文中错别字刺人眼目，掩不住狐狸尾巴。

   小刀飞刀飞飞飞再曰：“曾经在电视剧电影中看过无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虚有其表本性邪恶的小白脸，这类人物每每出现，必引来荧屏内外一致讨伐，恨不能将其塞进娘胎回炉一回。俗话说，电视来源于生活，纽约作家毕汝谐就是这类小人的真实写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齿之声，隐约可闻！

  还有就是骂大街了：“流氓为神无耻为骨的， 如此邪气四溢、恬不知耻、卖国求荣的毕汝谐，其实应该叫做比如邪！ ”

  这是谁呀？跟我有这麽大的仇恨！

上世纪五十年代，数学家华罗庚教导青年学子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要肯于动脑筋，

“比如报上刊载了苏联要向太平洋发射火箭的消息，我们学数学的人，就不妨根据苏联所公布的发射区域的四个点，计算一下火箭发射处在什么地方，射程多少，精确程度如何等等。”

  于是， 我循华罗庚之法进行计算，依照遣词造句、叙事语气、行文风格、信息含量这四个点，搜找匿名网虫；经分析、对比、推测、查证，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矮小、勇悍、眼中喷射仇恨怒火的男孩子，没错，就是久违了的刘某！文革年代我在中宣部新北楼的邻居！

1969年，我闯进刘家和他打过架！没有料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耿耿于怀！

我的青春萌动期适逢文革；国事蜩螗，自身漂浮；我忧国忧民忧自身，深深感到痛苦，

这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我（毕汝谐)”和“我们（革命群众）”不一样，“我们（革命群众）”革命，而“我(毕汝谐)”不革命；由于本人生性敏感，这种痛苦更难忍受；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

那时节，北京干部子弟圈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其时，

我白天刻苦功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荒诞年代荒诞事，我们不是与男孩子打架（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男孩打起来，用1968年北京江湖黑话来说就是“犯照”），就是与女孩子勾搭（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女孩变成情侣，用1968年北京江湖黑话来说就是“拍婆子”）；这是一种类似打嗎啡止痛的生活方式——美食落肚，情人入怀，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

 我曾经长期在社会上“刷夜（这是1968年北京江湖黑话，即借宿）”，最高级的人家是中共元老吴玉章家，最低级的人家是三轮车工人家；我借以认识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相，亲身体验了社会的黑暗、冷酷；不平则鸣，我写了一部小说《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于文革年代蹈入罪恶深渊。

那次闯进刘家打架的起因，是我的傻哥们史某与刘家有些邻里纠纷；我的一个朋友杨树凯是好事之徒，提议：“咱们去震他们一下！”我大表赞成，顺手抄了把一尺长的大剪刀，两人径直闯进刘家；一进门，杨树凯马上与刘某扭成一团，两人脸红脖子粗，骂骂咧咧；我攥着剪刀，想在刘某屁股上捅一下，

却因他俩不停地扭转移位，始终不得下手（那年头北京干部子弟圈的打架规矩，无论使用刮刀、匕首、改锥等等，都是捅屁股，不作兴捅身体要害；事后，杨树凯对人言：“毕汝谐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便进入厨房，抄起一瓶香油，泼在刘某身上；我等三人走马灯似的激烈撕扯，口出秽言，而坐在一旁的刘家小妹处变不惊，

专心读书，坐有坐姿，安静内向（多年以后，她因家庭暴力被斧头砍成重伤，恐怖！）；正闹得不可开交，刘某的哥哥刘自立走了进来，我们仨很自然地松手了。

刘某狠狠地道：“臭皮鞋（我的外号）来打架！”

刘自立轻松地一笑：“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打架呢。”其时，刚刚发生珍宝岛流血事件，民族情绪高涨；然后，主客双方开始关于邻里纠纷的一般性辩论；當時說的話，许多都忘了，只有一句我还記得很清楚——

刘自立用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話挖苦我们：“你們說的話就像是在睡梦里嚼樹皮……”

刘自立好学深思，15岁时便标新立异地提出打倒马恩列毛狗爹的政治口号，震惊北京朝野；

他认为马恩列毛的爹都是剥削者，所以都应该作为狗爹被打倒；而斯大林的爹是鞋匠，系劳动人民，故不在打倒之列。

刘自立因此被公安局关了一年。

我和杨树凯频频提及北京干部子弟圈的“闻人”段五一（公安部大院子弟、地安门中学老初三学生；两处都是以打群架著称），吹嘘我们打群架有门路；这就像在上海滩口诵黄金荣、杜月笙之名，狐假虎威罢了。

 再闹也无味，我和杨树凯扬长而去；后来，我们这四个人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

毕汝谐20岁创作中篇小说九级浪，一举进入中国文学史；文革后成为作家，出版十种书，

并成功预言文革、六四、美中交恶的历史必然性等，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提出预警；

刘自立文革后成为著名学者，著述颇丰；刘某文革后成为物理学家，荣获全国物理集体二等奖；而杨树凯则湮没于茫茫人海，不知所终。

打架这件事还有下文，据史某说，后来他与刘家二女发生口角，竟冒大不韪，打了刘女一记耳光，结果被刘女的一群如狼似虎的干哥哥堵住；他们打开一瓶镪水，扬言要给史某毁容，史某大惧，只得向刘女道歉……

这是文革年代北京干部子弟圈的日常生活即景。

许多年过去了，过去了许多年；进入21世纪，我听说刘自立已经是“经济日报”的资深记者，就给他打了个越洋電話，郑重道歉：“……实在不好意思，那時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鬧。”刘自立宽容大度地回答。

   我乐观地以为几十年的旧账一笔勾销了，笑问刘某近况，得知他后来因伤害罪蹲了十年大牢，又发愤用功，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我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我辈文革人，能够成才，侥幸！万幸！

   我和刘某于文革年代的所作所为既可怜又可笑，却真实反映了文革浩劫的社会生态。

心理动力学认为，人的行为是从继承来的本能和生物驱力中产生的，并试图解决个人需要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

太史公曰：“夫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我以写作、刘某以伤人反抗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刘某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双胞胎！

刘某恨我，情有可原，毕竟，我与他有过节；然仇恨到了不依不饶的地步，则另有原因在焉！

刘某不幸，少年丧父；文革伊始，刘父坠楼自杀，系中宣部第一个自杀者，而我恰在现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睹死人，故印象极深——那晚，我在理发室等待理发，忽听外面一声沉重的巨响，喊声四起：“有人跳楼了！”我赶紧跑出去，只见刘父身着白色元宝杉、深兰色短裤仰躺在水泥地面，状如熟睡；我激动地问身旁的史某：“还能救活吗？”

史某道：“怎么可能，内脏全震坏了。”不多时，几个中年男人急急赶来，其中一个大约是医生，翻开刘父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又伸手探入兰色短裤，用力压迫其生殖器，均无反应；我问：“他为什么自杀？”

史某故作老练地道：“他心里有鬼！”

次日，史某告诉我：他离开自杀现场就去刘家报告凶信，几个子女若无其事，纷纷谴责刘父“死了活该”、“罪有应得”，赶得上批判大会了；史某赞叹：“好样的！他们全是‘基本如此’以外的人！”——

当时，有一副风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史某的说法堪称对众子女的最高评价。

之后，众子女有许多违反人伦的极左举动，他们在刘父名字上打叉，呼之为“狗爹”；有一张大字报名为“线索”，内容是“我们的狗爹与XXX来往密切,请革命群众追查！”等等；文革后平反了，众子女隐去了划清界限的往事，只字不提；我却觉得，如此一来便降低了文革的悲剧色彩；多么可怕呵——父亲横死，

笃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众子女，大肆鞭尸，惨绝人寰！

文革时节，无论怎样积极表现，政治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众子女依然受到政治牵连；一年后，本楼出现一条所谓反动标语标语“深仇不能报”；保卫科来人照相、调查，忙得不亦乐乎；

大家私下猜测系众子女所为，不知是也不是。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著名唱词；刘某无力报复迫死先严的邪恶力量，焉能不恨？！刘某无心检省自己在亡父生前死后的有悖人性的倒行逆施，焉能不悔？！

刘某无法追回埋没在大牢里的青春年华，焉能不怒？！恨、悔、怒番上加番，弥天仇恨不能报，只好挑个软柿子作为复仇对象，毕汝谐很不幸地成为替罪羊！

冤冤相报何时了？毕汝谐笑对刘某——当年，我无力对抗排山倒海般的文革大潮，去刘家闹一回，也是一乐！这就是人生——欠债必还，跨世纪、越国度也赖不掉！重罚过度也难免！

 相比之下，刘自立对我却是不衔旧恨，心平气和；他写过一篇文章：”毕汝谐以一反常态的写作方式及其主題，以正面接觸小人物的笔法，消解文革高、大、全的庸俗英 雄主义之精神为自觉或不自觉之主題，甚至以反道德的激烈訴求（每个時代有每个時代的道德——福柯語），張揚性的自由和美，反映和塑造文革中特定阶层的子弟們的准浪漫主义生活。這个浪漫主义是对正宗浪漫主义的反駁，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生活風格在我們這里的最初的呈現，自无疑問。其挑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見形象，一举被历史推到了前台。一時間，毕汝谐和《九級浪》，成爲那時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們爭相传告。”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发生挑战传统性道德的性解放运动。我虽不知其名

（即使美国之音等敌台也从未言及性解放运动）却享有其实；我是性解放运动在中国的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文革经历匡定了我的一生——必须自由自在地运用钢笔、肉笔这两支笔；因此，我只能远托异国，存身海外;关于我的私生活，历来物议不息，基本是男贬女褒，看法歧异；我索性向刘某交底：毕汝谐共有一段婚姻、两个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不同的母亲）、四次爱情、三百四十三名情人；作为男人，不枉在人世间走一遭了！

刘某的性经历，想来不及我的零头；当我在社会上风流快活之日，正是刘某在大狱里受苦被难之时，他只能以自渎解决性饥渴（用北京土话来说，这叫“哥儿五个打一个”）;人各有命——拥有不同的性福利，不可强求!

我把与刘某的仇隙掰瓜露籽地告诉这位老哥们，前因后果，一五一十。

 老哥们说：毕汝谐，你是睚眦必报的人，你怎么对付刘某啊？

我笑道：老北京人有句话：您就擎好吧——  我不情愿充当刘某的发泄对象！我自己还有一肚皮委屈、一肚皮仇恨没处发泄呢。只是，我和刘某今后又如何？哲学家休謨认为，恨是一种束縛的感觉；

莫非我和刘某将永远自束其身、不得解脱？

老眼阅世，臧否人生，我想起“北京玩主网”上的名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可不是咋的，我和刘某这两个文革畸零人，仍然偏激、冲动、不成熟……却都变老了！

  以恶制恶，这是毕汝谐几十年如一日的做人原则。

  吃饱了，喝足了，自当享受造谣之雅趣——   

   我拨通打给科学院物理所的越洋电话，用戏剧性的焦迫声音道：“请找刘某！”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士：“您是哪一位？”   

   我口若悬河地造谣：‘“我是刘某的邻居——大老李！可了不得了！刘某的太太跟别个男人搞车震，被人家老婆堵住了！麻烦您赶紧通知刘某回家，闹到派出所去就不好了！“ 

  年轻女士似信非信：“有这种事吗？我给您找找去。”

我从容收线了。

学术界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刘某的对头听到此事，不会不加以利用的，编排风月案，

中国人个个都是老行家，后面的事情就不劳我操心了。 

以恶制恶有奇效——小刀飞刀飞飞飞从此在网上销声匿迹了。

老哥们说：毕汝谐，你怎么跟小孩儿一样？你的报复带有孩子气。 

我大笑道：我就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子，任性地跑到野地里肆意玩耍；我还没玩够呢，

天就完全黑透了！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只能等着喂狼了！ 

老哥们说：那你怎么办呢？ 

我笑得更欢了：我很好奇——葬身狼腹是什么滋味？真想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