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号-百草园 毕汝谐简介 毕汝谐文章检索

 

 

全国物理奖得主刘某

 

毕汝谐

 

2015年初,一个老哥们电告:“看看吧,有人在网上恶搞你呢,” 我不禁哑然失笑:“鄙人离群索居,与世无争,谁会恶搞我呢。”

  一查,果然有所谓“纽约作家毕汝谐的真实面目”,劈头就是——“这几年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纽约作家毕汝谐,很多人不了解。他其实就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忍俊不禁:咦,难道有谁以为我是洋生洋长的西洋人吗?

 署名是”小刀飞刀飞飞飞”,我很有几分好奇:这是谁呀?

 该人又曰:

   “1985年毕汝谐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赴美,逾期不归,叛逃成为美国公民,至今以纽约作家身份招摇撞骗。”

   这种口吻俨如极左遗老,脑筋锈化,完全跟不上时代步伐——爱国不分先后,连傅聪、胡娜都重归祖国怀抱,谁还在意区区逾期不归?

   这厮明明是单枪匹马,却仿照燕人张翼德,故布疑阵,用不同网名四处撒欢,还自我加冕为“教授”、“退休老干部”等等,奈何文中错别字刺人眼目,掩不住狐狸尾巴。

   小刀飞刀飞飞飞再曰:“曾经在电视剧电影中看过无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虚有其表本性邪恶的小白脸,这类人物每每出现,必引来荧屏内外一致讨伐,恨不能将其塞进娘胎回炉一回。俗话说,电视来源于生活,纽约作家毕汝谐就是这类小人的真实写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齿之声,隐约可闻!

  还有就是骂大街了:“流氓为神无耻为骨的, 如此邪气四溢、恬不知耻、卖国求荣的毕汝谐,其实应该叫做比如邪! ”

  这是谁呀?跟我有这麽大的仇恨!

上世纪五十年代,数学家华罗庚教导青年学子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要肯于动脑筋,

“比如报上刊载了苏联要向太平洋发射火箭的消息,我们学数学的人,就不妨根据苏联所公布的发射区域的四个点,计算一下火箭发射处在什么地方,射程多少,精确程度如何等等。”

  于是, 我循华罗庚之法进行计算,依照遣词造句、叙事语气、行文风格、信息含量这四个点,搜找匿名网虫;经分析、对比、推测、查证,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矮小、勇悍、眼中喷射仇恨怒火的男孩子,没错,就是久违了的刘某!文革年代我在中宣部新北楼的邻居!

1969年,我闯进刘家和他打过架!没有料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耿耿于怀!

我的青春萌动期适逢文革;国事蜩螗,自身漂浮;我忧国忧民忧自身,深深感到痛苦,

这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我(毕汝谐)”和“我们(革命群众)”不一样,“我们(革命群众)”革命,而“我(毕汝谐)”不革命;由于本人生性敏感,这种痛苦更难忍受;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

那时节,北京干部子弟圈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其时,

我白天刻苦功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荒诞年代荒诞事,我们不是与男孩子打架(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男孩打起来,用1968年北京江湖黑话来说就是“犯照”),就是与女孩子勾搭(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女孩变成情侣,用1968年北京江湖黑话来说就是“拍婆子”);这是一种类似打嗎啡止痛的生活方式——美食落肚,情人入怀,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

 我曾经长期在社会上“刷夜(这是1968年北京江湖黑话,即借宿)”,最高级的人家是中共元老吴玉章家,最低级的人家是三轮车工人家;我借以认识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相,亲身体验了社会的黑暗、冷酷;不平则鸣,我写了一部小说《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于文革年代蹈入罪恶深渊。

那次闯进刘家打架的起因,是我的傻哥们史某与刘家有些邻里纠纷;我的一个朋友杨树凯是好事之徒,提议:“咱们去震他们一下!”我大表赞成,顺手抄了把一尺长的大剪刀,两人径直闯进刘家;一进门,杨树凯马上与刘某扭成一团,两人脸红脖子粗,骂骂咧咧;我攥着剪刀,想在刘某屁股上捅一下,

却因他俩不停地扭转移位,始终不得下手(那年头北京干部子弟圈的打架规矩,无论使用刮刀、匕首、改锥等等,都是捅屁股,不作兴捅身体要害;事后,杨树凯对人言:“毕汝谐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便进入厨房,抄起一瓶香油,泼在刘某身上;我等三人走马灯似的激烈撕扯,口出秽言,而坐在一旁的刘家小妹处变不惊,

专心读书,坐有坐姿,安静内向(多年以后,她因家庭暴力被斧头砍成重伤,恐怖!);正闹得不可开交,刘某的哥哥刘自立走了进来,我们仨很自然地松手了。

刘某狠狠地道:“臭皮鞋(我的外号)来打架!”

刘自立轻松地一笑:“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打架呢。”其时,刚刚发生珍宝岛流血事件,民族情绪高涨;然后,主客双方开始关于邻里纠纷的一般性辩论;當時說的話,许多都忘了,只有一句我还記得很清楚——

刘自立用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話挖苦我们:“你們說的話就像是在睡梦里嚼樹皮……”

刘自立好学深思,15岁时便标新立异地提出打倒马恩列毛狗爹的政治口号,震惊北京朝野;

他认为马恩列毛的爹都是剥削者,所以都应该作为狗爹被打倒;而斯大林的爹是鞋匠,系劳动人民,故不在打倒之列。

刘自立因此被公安局关了一年。

我和杨树凯频频提及北京干部子弟圈的“闻人”段五一(公安部大院子弟、地安门中学老初三学生;两处都是以打群架著称),吹嘘我们打群架有门路;这就像在上海滩口诵黄金荣、杜月笙之名,狐假虎威罢了。

 再闹也无味,我和杨树凯扬长而去;后来,我们这四个人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

毕汝谐20岁创作中篇小说九级浪,一举进入中国文学史;文革后成为作家,出版十种书,

并成功预言文革、六四、美中交恶的历史必然性等,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提出预警;

刘自立文革后成为著名学者,著述颇丰;刘某文革后成为物理学家,荣获全国物理集体二等奖;而杨树凯则湮没于茫茫人海,不知所终。

打架这件事还有下文,据史某说,后来他与刘家二女发生口角,竟冒大不韪,打了刘女一记耳光,结果被刘女的一群如狼似虎的干哥哥堵住;他们打开一瓶镪水,扬言要给史某毁容,史某大惧,只得向刘女道歉……

这是文革年代北京干部子弟圈的日常生活即景。

许多年过去了,过去了许多年;进入21世纪,我听说刘自立已经是“经济日报”的资深记者,就给他打了个越洋電話,郑重道歉:“……实在不好意思,那時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鬧。”刘自立宽容大度地回答。

   我乐观地以为几十年的旧账一笔勾销了,笑问刘某近况,得知他后来因伤害罪蹲了十年大牢,又发愤用功,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我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我辈文革人,能够成才,侥幸!万幸!

   我和刘某于文革年代的所作所为既可怜又可笑,却真实反映了文革浩劫的社会生态。

心理动力学认为,人的行为是从继承来的本能和生物驱力中产生的,并试图解决个人需要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

太史公曰:“夫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我以写作、刘某以伤人反抗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刘某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双胞胎!

刘某恨我,情有可原,毕竟,我与他有过节;然仇恨到了不依不饶的地步,则另有原因在焉!

刘某不幸,少年丧父;文革伊始,刘父坠楼自杀,系中宣部第一个自杀者,而我恰在现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睹死人,故印象极深——那晚,我在理发室等待理发,忽听外面一声沉重的巨响,喊声四起:“有人跳楼了!”我赶紧跑出去,只见刘父身着白色元宝杉、深兰色短裤仰躺在水泥地面,状如熟睡;我激动地问身旁的史某:“还能救活吗?”

史某道:“怎么可能,内脏全震坏了。”不多时,几个中年男人急急赶来,其中一个大约是医生,翻开刘父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又伸手探入兰色短裤,用力压迫其生殖器,均无反应;我问:“他为什么自杀?”

史某故作老练地道:“他心里有鬼!”

次日,史某告诉我:他离开自杀现场就去刘家报告凶信,几个子女若无其事,纷纷谴责刘父“死了活该”、“罪有应得”,赶得上批判大会了;史某赞叹:“好样的!他们全是‘基本如此’以外的人!”——

当时,有一副风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史某的说法堪称对众子女的最高评价。

之后,众子女有许多违反人伦的极左举动,他们在刘父名字上打叉,呼之为“狗爹”;有一张大字报名为“线索”,内容是“我们的狗爹与XXX来往密切,请革命群众追查!”等等;文革后平反了,众子女隐去了划清界限的往事,只字不提;我却觉得,如此一来便降低了文革的悲剧色彩;多么可怕呵——父亲横死,

笃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众子女,大肆鞭尸,惨绝人寰!

文革时节,无论怎样积极表现,政治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众子女依然受到政治牵连;一年后,本楼出现一条所谓反动标语标语“深仇不能报”;保卫科来人照相、调查,忙得不亦乐乎;

大家私下猜测系众子女所为,不知是也不是。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著名唱词;刘某无力报复迫死先严的邪恶力量,焉能不恨?!刘某无心检省自己在亡父生前死后的有悖人性的倒行逆施,焉能不悔?!

刘某无法追回埋没在大牢里的青春年华,焉能不怒?!恨、悔、怒番上加番,弥天仇恨不能报,只好挑个软柿子作为复仇对象,毕汝谐很不幸地成为替罪羊!

冤冤相报何时了?毕汝谐笑对刘某——当年,我无力对抗排山倒海般的文革大潮,去刘家闹一回,也是一乐!这就是人生——欠债必还,跨世纪、越国度也赖不掉!重罚过度也难免!

 相比之下,刘自立对我却是不衔旧恨,心平气和;他写过一篇文章:”毕汝谐以一反常态的写作方式及其主題,以正面接觸小人物的笔法,消解文革高、大、全的庸俗英 雄主义之精神为自觉或不自觉之主題,甚至以反道德的激烈訴求(每个時代有每个時代的道德——福柯語),張揚性的自由和美,反映和塑造文革中特定阶层的子弟們的准浪漫主义生活。這个浪漫主义是对正宗浪漫主义的反駁,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生活風格在我們這里的最初的呈現,自无疑問。其挑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見形象,一举被历史推到了前台。一時間,毕汝谐和《九級浪》,成爲那時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們爭相传告。”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发生挑战传统性道德的性解放运动。我虽不知其名

(即使美国之音等敌台也从未言及性解放运动)却享有其实;我是性解放运动在中国的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文革经历匡定了我的一生——必须自由自在地运用钢笔、肉笔这两支笔;因此,我只能远托异国,存身海外;关于我的私生活,历来物议不息,基本是男贬女褒,看法歧异;我索性向刘某交底:毕汝谐共有一段婚姻、两个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不同的母亲)、四次爱情、三百四十三名情人;作为男人,不枉在人世间走一遭了!

刘某的性经历,想来不及我的零头;当我在社会上风流快活之日,正是刘某在大狱里受苦被难之时,他只能以自渎解决性饥渴(用北京土话来说,这叫“哥儿五个打一个”);人各有命——拥有不同的性福利,不可强求!

我把与刘某的仇隙掰瓜露籽地告诉这位老哥们,前因后果,一五一十。

 老哥们说:毕汝谐,你是睚眦必报的人,你怎么对付刘某啊?

我笑道:老北京人有句话:您就擎好吧——  我不情愿充当刘某的发泄对象!我自己还有一肚皮委屈、一肚皮仇恨没处发泄呢。只是,我和刘某今后又如何?哲学家休謨认为,恨是一种束縛的感觉;

莫非我和刘某将永远自束其身、不得解脱?

老眼阅世,臧否人生,我想起“北京玩主网”上的名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可不是咋的,我和刘某这两个文革畸零人,仍然偏激、冲动、不成熟……却都变老了!

  以恶制恶,这是毕汝谐几十年如一日的做人原则。

  吃饱了,喝足了,自当享受造谣之雅趣——   

   我拨通打给科学院物理所的越洋电话,用戏剧性的焦迫声音道:“请找刘某!”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士:“您是哪一位?”   

   我口若悬河地造谣:‘“我是刘某的邻居——大老李!可了不得了!刘某的太太跟别个男人搞车震,被人家老婆堵住了!麻烦您赶紧通知刘某回家,闹到派出所去就不好了!“ 

  年轻女士似信非信:“有这种事吗?我给您找找去。”

我从容收线了。

学术界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刘某的对头听到此事,不会不加以利用的,编排风月案,

中国人个个都是老行家,后面的事情就不劳我操心了。 

以恶制恶有奇效——小刀飞刀飞飞飞从此在网上销声匿迹了。

老哥们说:毕汝谐,你怎么跟小孩儿一样?你的报复带有孩子气。 

我大笑道:我就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子,任性地跑到野地里肆意玩耍;我还没玩够呢,

天就完全黑透了!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只能等着喂狼了! 

老哥们说:那你怎么办呢? 

我笑得更欢了:我很好奇——葬身狼腹是什么滋味?真想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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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毕汝谐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1年9月6日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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