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教授张祥龙

毕汝谐

细数早年我的那些老哥们，有一小批人成为教授副教授；却只有张祥龙是北大哲学系一级教授，所以值得特别标明。

我和张祥龙成为好朋友，系命运使然。

1967年夏，江青发表文章为人民立新功，冠冕堂皇，辞藻漂亮；

言及毛泽东谈论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时提及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实际上是江青一个不小心露出了狐狸尾巴。

与此同时，我在一份民间小报看到一篇雄文论新思潮，同样谈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这个问题。所不同者，江青是在向刘邓夺权，而此人却是为庶民争权利。

毕汝谐是何等敏感之人啊；透过震耳欲聋的文革风雷，我敏锐地发现这一尊一卑（一大一小！）

真正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要求财产和权利再分配这样一个要命的问题！

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呸，说白了，就是一场政变！

我很好奇，四处打听论新思潮的作者是谁呀；别人告诉我，这是良乡的一个中专学生张祥龙，才17岁！

我大吃一惊：哦，这个家伙仅仅比我大一岁啊，读过不少书，思想很深刻；于是，我很想结识他。

可是人家说，张祥龙在学校里被群众专政了，不方便活动；我深感遗憾。后来经过种种曲折之后，我终于和他见面了。这是个眉眼端正的小青年，蓄着这两撇漂亮的小胡子。我们热情握手，有如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一般喜悦。

——几十年后，我方知道：张祥龙生于香港九龙，故名字里带个龙字；而这个出身污点竟然使得他无法正常升入高中。

文革动乱造成天下大乱，世态荒诞不经；对此，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被鼓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阶段的毛泽东思想，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就迫使我和张祥龙不得不寻求新的思想武器，以释思想谜团；

我和张祥龙不甘心庸庸碌碌地厮混一生，我们于逆境中默默奋斗，积蓄力量（我戏称这是鸭子划水，不露声色 ），我们发愤读书，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不懈努力。

我与张祥龙执着地甚至是痛苦地探索着，终于得出吓人一跳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当局所说乃至上真理，而只不过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一个分支、一个变种；于是乎，顺藤摸瓜，我们 开始学习康德黑格尔，兼及涉猎萨特存在主义，一并探问卡缪海德格尔。

经过苦苦寻觅，我和张祥龙找到存在主义哲学，如大旱获得甘霖。

文革前，我曾经在中央高层内部发行的两种刊物思想界动态和内部未定稿，看到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却是语焉不详。 

当时，存在主义哲学尚未进入中国大学的讲堂，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我们只能拼凑手头能够找到的中文读物，彼此交流，共同探讨，犹如盲人摸象。

那个时候，不要说工农兵群众，就是文化圈的人，对我们的行为也是不理解的。

有一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女导演（电影海霞的导演），见我阅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冷笑着说：你与其看这个还不如看黄色小说呢，黄色小说的毒素比这个还要轻一些。这就是当年文化人的思想水平。

而我抱着苏联哲学家尤金（曾经于中苏蜜月时期任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彻夜畅谈哲学）、

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大辞典招摇过市，居高临下地俯视手捧四卷红宝书的芸芸大众，优越感十足。

荒唐年代荒唐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和张祥龙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竟然被历史母亲赋予特殊重任，成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先驱者；我们因而深深感到思想先驱者的痛苦以及思想先驱者的幸福；

这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幸福。

我和张祥龙都不懂英文，更不必说法文德文了；没法子阅读萨特、卡谬、海德格尔的法文德文原著，只能退而求其次，硬着头皮去啃大右派徐懋庸用笔名翻译的萨特著作，生吞活剥。

——那个时候，我们何曾能够料到，十几年后，存在主义将成为首都高校最时髦的话题，

阿猫阿狗都会把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惺惺作态地挂在嘴边。 

后来，看到一个二流法国电影导演粗鲁明快地解释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我不仅拍案叫绝。 

张祥龙的私生活非常严肃，从无任何绯闻；而我却是浪漫成性，并饱受诟病于京华地面。

我们俩本质上不是一类人；然而，当整个民族停止思考，驯顺地皈依于毛泽东一人的时候，

我和张祥龙坚持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头脑辨析历史；我和张祥龙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因此，私生活上的巨大差别——一个守身如玉，一个放荡不羁，不能成为我们友谊的障碍。

我们保持着非常好的友谊，欣赏并看重对方的才华。

文革高潮时，我和张祥龙于读书之余，去颐和园畅游昆明湖；我们从知春亭下水，游到龙王庙；这时候烈日当空，我们俩口渴难耐；

龙王庙有个小卖部，出售冰镇汽水等等；可是我们俩身着游泳裤，分文皆无。

张祥龙叹气说要是能喝瓶汽水解渴多好啊；我看见树荫下有两个正在看书的女孩，文文静静的，

就走上前去，直截了当地对她们说：你们好，请你们帮我们买两瓶汽水儿好吗，等我换好衣服，再把钱还给你们。这两个女孩似乎有点受宠若惊地连声说不用不用；然后她们俩争先去买汽水，递给我们；我又一次说：等一下我把钱给你们吧；她们坚决地说：不用，不用还了，请你们喝吧。 

张祥龙问我你认识她们吗，我说不认识；张祥龙惊叹不已，用北京土话说：毕汝谐，你拍婆子的本领真油呀，真冲呀。

20岁生日这天（仅仅是这一天！），我出现严重的幻听幻觉——我觉得自己仿佛乘坐生命列车，风驰电掣地驶入名为20岁的车站！我告诫自己，必须做一件什么事情来迎接这个大生日；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这便是文革地下文学著名小说《九级浪》。

 1970年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被枪毙了；杀人榜贴满北京的大街小巷——写作是要杀头的！ 

但是，我无所畏惧，默默念诵老哥们郭路生（即日后的著名诗人食指）的诗句：要用头颅，撞击时代的洪钟！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决定舍命一搏！我决心以九级浪向世人证明： 毕汝谐不仅会拍婆子，还能写小说！  

 张祥龙是九级浪的第一个读者；看完后，他以一种仿佛能够剜肉的尖锐眼光盯视我，道：

九级浪这个小说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的声誉；当局不会给你判刑；但是，在任何一个单位，都是革命大批判的好材料。

此君组织人力分章节抄写“九级浪“，这是社会上那些手抄本的总源头；九级浪就这样传开了，直至进入中国文学史。

几个月后，我在全聚德烤鸭店碰见张祥龙，他喜滋滋地道：好多人夸奖你写得真实、深刻。

他凭着直觉说：九级浪是能够镇住全北京的小说。

——假如没有张祥龙这个老哥们，九级浪有可能永远沉睡于箱子底，不见天日。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定了十七  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  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判断完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本人亦不知也。

有一次，张祥龙怔怔地望着我，突然说了一句：毕汝谐，你将来会成为第二个毕加索吗？

我苦笑着说：不可能。我有这个自知之明——我成不了毕加索，顶多是一个苦果罢了。

他问苦果是什么意思，我给他解释：西方国家把共产国家暴露黑暗面的文学艺术，集成了一本书，名为苦果——铁幕后知识份子的作品；其中包括1957年中国右派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等等，总之，统称为苦果。毕汝谐将来也是一枚苦果。 

张祥龙叹息不已。

其时，七亿人匍匐在毛泽东脚下，而毕汝谐和张祥龙屹立不动，故而自我感觉有如齐天大圣。 

漫漫长夜盼天明；九一三事件后，我和张祥龙相对浩叹：惜乎一击不中秦始皇！ 

后来，张祥龙的姐姐听说他有一个好朋友是著名的花花公子毕汝谐，大发脾气，向他的父母告状；

从此，张伯母看我的目光是明显不悦的，我就不好意思再去他家了。

再后来，我和张祥龙通过不同的社会关系，分别投拜于老哲学家贺麟门下，背对背；我们的动机是不一样：

张祥龙以哲学为毕生志业，而我期冀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交融， 雄心勃勃地扬言：我不想写纯文学作品，我想写卢梭狄德罗那样的半文学半哲学的作品。

我和张祥龙渐渐疏远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张祥龙相继来到美国；我来到纽约后，听说他在纽约上州的一个学校读博士；

本想和他联系一下，却因为忙而岔过去了。

1997年秋，我读了张祥龙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种苍凉的失意情绪袭上心头，久久不去；

岁月流逝，张祥龙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已经有了全新的质变的认识——张祥龙认为：要理解海德格尔，不理解胡塞尔肯定不行，海德格尔首先是现象学家而不是存在主义者。

张祥龙还学贯中西地将海德格尔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老庄道家的内在关联进行融会贯通的对比、评判，堪称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而我还在原地踏步，没有寸进；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根本不可能写出卢梭狄德罗那样的半文学半哲学的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小说剧本添加一点哲思而已；我对海德格尔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文革年代的水平——哲学辞典里的简明条目以及那几本商务印书馆的小册子；

哦，我被这个老哥们甩出了十条街，臊死我了，臊死我了！ 

进入21世纪，我与张祥龙通越洋电话，他带出明显的幸灾乐祸的意味道：你的才华显露很早，后来却写不出东西了。

我道：非也！非也！写作是我的第二生命，生命不息，写作不止！我在海内外出版了多种文史专著和大量散篇，超过300万字了。只是我担心连累我父母，打一枪换一个笔名，从来不敢用真名，总共

用了100多个笔名！

我心里为张祥龙的幸灾乐祸憋了一口气。 

2006年，我的60万字长篇小说太阳与蛇 问世；

这是以中美间谍战这样一种国家情欲（"国家情欲"这一提法，首见于黑格尔的名著《历史哲学》）为经线、以性虐待这样一种人类情欲为纬线的、 两种情欲交织而成的鸿篇巨著。

小说是作家的昼梦（daydream）；在名为太阳与蛇的漫长昼梦中，

我不仅准确臆测山东半岛以及黄海地区的战术配置，而且石破天惊地超前预言美中两国从蜜月期坠入交恶期的战略走向——

毕汝谐借小说主人公博士之口，道出盛世危言：美国的国家情欲极其旺烈（世界警察！），

而崛起后的中国也必将张扬其国家情欲！如果中美两国和平相处，

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两轮太阳；如果中美两国兵戎相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两条蛇！

我迫不及待地给张祥龙打越洋电话：从来都是政治家通告国家大事，作家说不上话；嘿，现在要改改黄历了！

轮到毕汝谐通告国家大事，给政治家政客政治评论家指点迷津了！用水浒传的话来说，

从来都是桶落到井里，这一回，是井落到桶里了！历史终将证明，毕汝谐是一条大鲨鱼！

张祥龙凑趣地说：毕汝谐，你当了大鲨鱼，可别咬我呀。

我们哈哈大笑。

我看到张祥龙的一张近照；面貌变化不大，只是当年的两撇小胡子已经变成美髯公了。

前不久，我的一个老哥们告诉我说：张祥龙的贵公子，35岁便成为耶鲁大学的正教授；

这是耶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华裔正教授，史无前例。 

我沉默许久，黯然神伤地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张氏父子比毕氏父子强得太多了！

人比人，气死人！我甚至不会把张公子的事情告诉我的儿子，因为我不愿意他受到刺激。

而今而后，我根本不认识张祥龙这个人，交情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