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几点思考

晓明（北京）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发表声明说，中国作家莫言用“梦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代融为一体”的创作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尓文学奖。消息传出后，中国的官方媒体及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官员，一些文化人、作家等立即予以肯定，大张旗鼓的广为宣传，致电、致信祝贺，形成了文坛上久未见及的一派热闹场面。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強烈反响，许多国內外人权活动家、作家、以及广大网民纷纷就此事表示了自己的质疑与意见，认为莫言不配获此殊荣。

　　中国的官方媒体倾力报导莫言获奖的消息，这是以往任何一次颁发诺贝尔奖时所从未有过的。主管意识形态的髙层官员李长春在贺信中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讯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浪，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防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中国作家协会也为此发表贺辞予以称赞。

　　中国作家王蒙说：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铁凝说：莫言获奖，对今后的中国文学引起国际上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了解和兴趣，以及中外文学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舒乙说：莫言的获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对中国有开拓性的悥义。张抗抗说：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而正融入世界文学。评 论家陈晓明说：莫言让中国文学找到了自信。……所有这些，真乃一片赞扬之声迴荡在神州大地，不绝于耳。

　　但，与上述不同的声音也比比皆是，如著名人权律师滕彪在微博中说，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莫言没有使用他的影响力为知识份子和政治犯发声，而是迎合政府利益。在政治层面上，他跟非民主政权一个鼻孔出气。

　　大陆异议作家吕耿松认为，一个讨好共产党的人是不佩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虽没看过莫言的作品，只看过由他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红髙粱》，但对这部作品评价并不髙。

　　英国作家马健在接受BBC采访时说，评委可能是仅仅读了他的小说，并没有读懂他的思想，因为他没有达到诺贝尓文学奖的标准。

　　大陆独立作家簪爱宗认为，莫言的政治背景是大家认为他不佩获得诺奖的主要原 因。他是一个中共党员，有二十年军龄的军官，……他有体制内的身分，他写的东西有可能会受到环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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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肯定或是否定之意见，当然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在此恕不一一列举。但，仅从这些，人们足可从中看出个究竞，定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些大相径庭的评论有如潮水般地湧来，使人应接不暇，大开眼界；透过这些，也激发了筆者的诸多思考。筆者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这些倒是正常的现象。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本不足为怪的。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如果对不同意见采取压制、打击，禁止不同的声音，那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而应坚决地废除或改变了。

　　有介于此，筆者也从莫言获奖一事 想到了几点质疑与思考的问题，願在此提出来与关心此事的朋友们商榷。
　

关于当今的中国小说现状及莫言是否该获奖的问题

　　筆者从未读过莫言的小说，在此之前也不知道莫言其人。像筆者这样一个向来热衷于读书、上网、关注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社会、常爱写文章的人都不知道莫言其人和他的小说，我想像筆者一样的人在中国来说也许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说明了什么呢？他起码说明了当今的中国是没有什么好的文艺作品可供读者阅读这一基本事实。其次，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社会茅盾和问题比比皆是，如贪腐横行，贫富悬殊，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已到了最严重的时候……等等，谁有那个闲心去读小说呢？又有几本值得一读的小说呢？李长春对莫言获奖的那些讲话，实在是满篇的套话、空话，百姓 们是不会相信的。

　　在当今的中国，由于党文化的洗脑宣传，是不可能创作出什么反映民众呼声和社会真实生活优秀作品的，也没有多少人去读那些党八股式的文艺作品。现实中的不同人等，有工作的年青人忙于生计，未就业的人急于找工作；工人、农民工和农民忙于生产或因权益受侵害而忙于上访维权；退休的老人们许多被那些销售保健品的广告弄的晕头转向，对小说沒有兴趣；大量的小商小贩为躲避城管的追赶而在忙于应付，他们从不可能去涉足什么小说之类的；而有权势的既得利益权贵们则忙于怎么搞到更多的钱，忙于吃、喝、玩、乐、嫖、赌，也根本不会去看什么小说。只有那些学文的学生或者那些从事文化事业的少数人在看小说，这大概是当前中国的现状吧。

　　由于筆者未曾读过莫言的小说，所以对他的 小说不敢妄加评论。但，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筆者是看过的，现在得知这是由莫言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当时筆者看了这部电影后，并没有认为它有什么独到之处。相反，从电影中所描述的农民在釀酒过程中拉上一泡尿拌入其中，还有那些男女婚外如何勾搭成奸的不道徳越轨行为，疯狂般的偷情的大肆渲染，是把恶当作善，把丑当成美，是对中国农民的诬蔑和糟蹋，是迎合了现代人美丑颠倒的变异观念，筆者当时就对这部电影不看好。

　　照理说，莫言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人能获得如此殊荣，莫言本人髙兴，中国广大的民众也应该引以为自豪才是，因为这是奖给中国人的，不是奖给外国人的，为什么不髙兴呢？然而筆者同许多人一样却怎么样也髙兴不起来，筆者所接触到的许多普通民众，他们对此事也表现出 毫不在意，许多人说，他们从来也未听说过莫言其人和他的小说，对他的获奖实感意外和不置可否。

　　当然，莫言既然获奖了，总还是一件好事，如能从此而激励中国文学的大力发展，创作出符合人性、人道，反映中国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品，这当然是好事。同时，筆者还是认为，就莫言个人而言，从现在的媒体介绍得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他就涉足于文艺小说的创作，到目前为止已有约700万文字的作品问世，可说是一个勤奋的、多产的作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在党文化的潜移默化熏陶下，莫言先生也不可能不受影响，他的作品有几分能反映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的生活，有哪些鞭挞社会丑恶漏习和呼唤政治改革，呼唤人权、民主、自由的东西，恐怕是难以见到的。

　　最近网上有资料 披露，莫言先生曾写过诗赞同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黑”，那可是企图复辟文革破坏法治的一套；他不仅参与抄写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获奖后被问起此事仍表示不后悔；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为所谓的抗议异议作家参展，他在行动上服从官员的指挥和其他作家一同退场。这些都说明他的思想深处与现代民主、自由理念相差是甚远的，毛泽东那一套党文化的洗脑教育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他所写出的作品当然就值得质疑了。
　

关于诺贝尓奖的政治化问题

　　诺贝尔（1833年——1896年）是瑞典著名化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在世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一生热爱科学，爱好和平，爱好文学，勤于发明创造，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去世前曾留下遗嘱，利用他的巨大财富创立“诺贝尓 奖”，包括和平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物理学奖等五个方面的奖项。从1900年设立，1901年首次开奖，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了。

　　在这112年诺贝尔奖的历史中，有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朱崔琦等五人获得过物理学奖，李远哲、钱永健二人获得过化学奖；英籍华人髙锟获得过物理学奖；法籍华人髙行健获得过文学奖。真正中国籍人获得此奖的，只有丹增嘉措获得1989年的和平奖，刘晓波获得2010年和平奖，连同此次莫言获得文学奖，这是第三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人士了，可见获得此奖之不易。

　　诺贝尓奖本来是没有什么政治偏见或歧视的，只要是在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物理学、和平事业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人类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不分国籍，不分种族、民 族，不分男女都可评奖，是极为公平、公正的。然而近二十多年来，对诺贝尓奖的颁奖，主要是在和平奖、文学奖两项奖事中，有人却爱惹事生非地掺入了政治化的问题。最典型的如1989年的和平奖授与中国人丹增嘉措，2010年的和平奖授与中国人刘晓波，两次授奖都为中国的官方传媒提出抗议，声称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给获奖者的“搞赏”，并指这是“暗藏着西方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阴谋”。事实果真的如此么？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此次莫言获文学奖又是西方的何种势力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阴谋”呢？又是谁在给莫言“犒赏”呢？此次的莫言获奖与原来中国人的两次获奖相比，真乃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绝缘相反的两种态度。由原来的遣责抵制到现如今的一片赞扬之声，这是把诺奖政治化的典型表现。

　　再 如对2010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在他获奖后，就有美国的媒体指出瑞典文学院“又一次让政治介入了文学”。事实上，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引来类似的争议，这是不足为怪的。就以其中的文学奖而言，文学的政治性当然是需要的，但，它绝不在于是否符合某一政治集团的“政治正确”，而在于它总是在努力追求独立的表达，在喧闹的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总应该讲人性、讲人道主义，不能提倡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能歧视妇女、少数民族，不能为独裁者歌功颂徳，这些基本的政治要求总是最必须做到的。从这些来说，诺奖的政治化也是自然的事。

　　在某些独裁专制者们看来，他们強调的所谓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服务，做他的驯服工具和奴 才，这与民主世界肯定的、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是根本不同的。比如对美国人来说吧，一个作家热爱美国是基本的要求，他的作品必须以此为宗旨；但，不能強求他去热爱共和党亦或是民主党，更不能要求他与布什或是奧巴马保持一致。别的国家的作者也都理应如此的。

　　在当今的社会来说，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一国的国民，总是会与政治息息相关的，这当中是没有真空地带的。但，与政治密不可分，并不是要在国民中搞奴隶主义，要人们盲从某种思想和主义；而是必须遵循人类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共同的普世价值，这就需要有一个宪政民主的政体来保障。如果是在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下，他们奉行的是禁书、禁报、禁声，现在又多了封网，使一国之内成了万马齐喑的状况，这那里谈得上有什么文艺创 作的繁荣呢？
　

关于时代与自由言说的问题

　　莫言获奖后，面对他获奖一事的褒、贬两种不同声音，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此等之言一出，使筆者感到十分疑惑。当今的时代，特别对中国来说，真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么？

　　追溯历史，中国人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是有的，如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思想上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孔老夫子和他的七十二贤人就出在这个时代里，那时沒有因言获罪这一条，文化事业发达，各种思想可以竞相交锋而无须担心会有牢狱之灾。

　　又如汉、唐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国际地位空前之髙，经济繁荣，外国人都把那时的中国人称之为“汉人”、“唐人”。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 开元之治”，都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到了十一世纪时的北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五个赵姓皇帝都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文人们个个都惯成了傻大胆，敢于直言和自由写作，地位也特髙。

　　然而，这些可以自由发言的美好时代毕竟是不多的，而苦难悲惨的时代却是太多了。许多时代人们不是在战乱、动荡中争扎苦度，就是在文字狱和天灾人祸中煎熬。如秦始皇的暴政时代，焚书坑儒；隋代杨广的暴政时代；元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恶棍王朝；明代的宦官专权和荒谬的文字狱冤案那是有史以来少见的；清代则是一个更为臭名昭著的恶棍王朝，一个文字狱更为盛行的最黑暗的垃圾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是绝对不能随便言说的。

　　进入近世以来，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強和我们的邻国 日本已超过我们走到前面去了。望着这世界飞速的发展变化，望着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強，此时的中国出现了改革求变的声音，希望重振中华之辉煌。从19世纪中叶之后，先是有洋务运动，后是康、梁的变法维新，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进入20世纪后，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推翻了滿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其后虽有军阀内乱，但此时的西方各种思想不断传入中国，极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对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社会进步是巨大的推进，各种思想和言论可以在神州大地竟相论战而无须担心被抓投入监牢。

　　其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民间仍然可以办报，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被查封了一份报纸，还可以马上申请另办一份， 这是后来的毛泽东共产独裁专制所远远不及的。

　　1949年10月毛泽东夺权建政后，很快就把他在夺权前许诺的“建立自由民主之中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让人民“解放”、“翻身”，过上“幸福生冶活”……等等诺言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这些只是他为着夺权需要而玩弄的骗人手腕而已，是从来都不打算实行的。大权一经到手，昔日民主之声尤在耳际，《共同纲领》的墨汁未干，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先是挥舞镇压之权将前朝官吏遗孑投入监狱或斩杀，紧接着是谋财害命的暴力土改，其后的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大饥荒、四清、文革……等等，这一系列为了进行所谓的“阶级斗争”而搞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巨大灾难，数千万人惨遭杀害或被逼致死，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近亿的人不是被批斗就是被抓、被关。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苦难、最悲惨的时代。

　　面对这样的残暴、悲惨时代，人们只能忍受和沉默，不能有半点不同的声音。谁要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那怕是善意的、微弱之声，也难逃毛泽东的血腥镇压和文字狱冤案的迫害。最典型的莫过于反右和文革，那可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最惨烈的文字狱冤案，无数的人因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而坐牢，甚至丢了脑袋。……可见毛时代是一个多么血腥残暴、毫无言论自由的荒唐而悲惨的时代。

　　1976年9月毛死后，新的执政者们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改掉了他的社会立主义，平反他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政治上也实行了较宽松的政策， 使上世纪八十年代之中国出现了一个自由、民主相对较好的时代，人们有了较多的言论自由空间，是一个值得留恋的时代。

　　然而，随着1986年和1989年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中共最髙领导人分别被逼下台，特别是“八九·六四”镇压之后，中国的经济虽然连年增长，但政治体制改革却停滞不前，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未能真正建成，使中国的社会产生了诸多的茅盾和问题。如贪腐的滋生蔓延，贫富悬殊，群体性事件频发，偷盗抢和黒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屡禁不止，环境严重破坏，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社会不公、不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等，使人民牢骚满腹，怨声载道，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极端不满与怨言。面对这些，即使不能说是“天下大乱”，也绝不能说是什么“太平盛世”的和谐社会。

　　就是在言论上虽 然与毛时代相比有了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是太小了。现在的人们在私下里随便议论，乃至“骂娘”，是不用担心有人去告密而被抓坐监的，这当然显示了进步的一面；但，由于执政者们屡屡禁报、禁书、封网，禁锢人民不同的声音，谁要敢于报上、网上发出不同的声音，轻则会受到传讯、监视、警告，重则抓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判刑入监，这完全是现代版的文字狱。如近年来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作家，学者，律师胡佳、潭卓人、吕耿松、髙智晟、王小宁、黄琦、师涛、杨建利、刘晓波、艾未未、冉云飞、余杰、焦国标……等等一批人，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受到传讯、监视、警告，这样的案例是屡见不鮮的。对这些人是否有其它的刑事犯罪我们当然不知道，但仅就他们的文章和言论而言，那是缍绝不可能 有罪的。

　　就以最近的任建宇被劳教一事来说，那是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的典型案例。任建宇是重庆市彭水县一个大学生“村官”，只因在去年4——8月期间，因转发负面微博及拥有一件“不自由，母宁死”的衬衫，就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劳教两年，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案例啊！

　　仅就这些而言，能说明当今时代是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么？莫言先生不知从何处得出如此的结论，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惑是荒谬的、是为执政者歌功颂德而刻意制造的、骗人的谎言。
　

结束语

　　人长了一个脑袋，他就会有思想；长了一张嘴就会要说话，就有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有了一双手，就会要劳动，要写作，这是世界人类共有的天性。但，在独裁专制的社会里，广大的民众成了奴仆，成了任人欺压和榨取 的驯服工具，他们不能有独立的思想，不能也不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就会要受到无情的打击乃至残酷的镇压与屠杀，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莫不都是如此走过来的。

　　到了现代的文明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争回了人类的尊严，人权、民主和自由这些普世价值得以兑现。这是时代的进步，是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表现。

　　记得一位西方哲人说过：“会思想的是人，不会思想的是白痴，不肯思想的是懒汉，不敢思想的我们名之曰‘傢伙’”。这是一段充满哲理的富有啓迪性的至理名言。生活在今天社会的中国人，应该在思想上积极行动起来，要敢于思想，善于思考，勇于起来进行社会的变革，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国家，为实现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努力奋斗，中国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们，这是社会的栋梁和精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要用你们的筆、你们的思想来唤醒中国的民众，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批判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丑恶的东西，为社会的改革摇旗呐喊，为维权的弱势群体和受迫害的政治犯鸣冤，才会使这个社会不断的和谐进步，这是你们光荣而神聖的使命。

　　对于莫言先生的获奖而言，筆者认为终归还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如果莫言先生能从此变“莫言”为“敢言”，敢于对独裁者和一切不公、不义的行为说“不”，敢于为人民大众发声，敢于为社会的变革尽心尽力，定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人民满意的好作品，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就会成为众望所归的、真正的诺贝尓文学奖得主了！人民在期待着……

　　2012年10月中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