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有党心，没良心
—— 评莫言2012年12月7日在瑞典学院的演讲

郭冬成（瑞典）

一、莫言刻意不谈作家之社会责任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按照惯例，于12月7日晚上，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举行了演讲。其题目是《讲故事的人》。演讲厅照例是座无虚席，记者云集，其中包括中共的中央电视台。莫言之言，备受世人关注。

　　如果莫言愿意，那么他正可以乘此绝好机会，向世人宣示，他如何看待作家之社会责任，他将如何发扬学者良知，倡导公民精神，促进社会正义，等等。毕竟诺贝尔有遗训曰，凡获该文学奖者，应该有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作品应该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境界。换言之，诺贝尔文学奖所奖励者，既是文学，也是道义，是最完美的文以载道。当今中国人得此奖者，自然应该以文载道于当今之中国。

　　而当今之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中共奴隶的人们，正在发出最后的吼声，正在以血肉之躯来鏖战中共暴政，冒着中共的炮火而昂首前进，向着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之理想。中国人民的这一伟大事业，这一伟大的理想主义事业，正需要出现伟大的中国人，以承载伟大的道义人格，从而凝聚中国万众于一心，沟通中国与全世界。天公降大任，时势造英雄。英雄已然层出，英雄更加倍出。英雄豪杰，宁有种乎？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了世界文坛之巅，向全人类说文解字，传道解惑。莫言讲了自己早年的生活，关于公共食堂时饥饿无力，失手摔了热水瓶，吓得要命，钻进草垛；关于母亲捡麦穗，被追赶被搧耳光；关于中秋节老乞丐和红薯干；关于很少吃饺子，连半饱都吃不上；关于母亲饥饿劳累成疾，为人子者坐地大哭；关于好学求学，却小学辍学；关于年幼体弱，荒野放牧；关于心里空空荡荡；关于心中充满悲凉；等等等等。

　　莫言一啼苦，闻者每动容。我们毕竟是同一代人。我们这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人人都有一本苦难经，家家都有一部血泪史。毛泽东共产党之滔天大罪，乃是罄竹难书的。

　　闻者不揣冒昧，暗暗期待，或许莫言要顺理成章，庄严雪耻了。长记共产党红旗卷起人民血，敢忘毛泽东黑手高悬霸主鞭？哪是何等地贫穷苦难，何等地屈辱绝望，何等地荒唐恐怖，何等地苦海无边？敢问暴君毛泽东，敢问暴党共产党，如此何以叫生活，如此何以叫翻身，如此何以叫解放？你老贼毛泽东，不仅至今阴魂不散，而且还依然雄踞国门？你无耻共产党，不思早日披荆请罪，反倒更加暴力维稳？

　　闻者正期待他庄严雪耻，岂料他话锋一转，朗声接道：“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好一个莫言，真个儿有种，跑到瑞典学院来搞统战了！他要宣讲邓小平理论，传达胡锦涛讲话了。闻者暗叹之余，想起一句老课文：毛主席送我上讲台，心儿跳啊泪满腮。

　　莫言，在那长达半小时的演讲中，在那长达万言的讲辞中，只字不提那文以载道之文学传统；只字不提那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之公民权利；只字不提那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之普世价值；只字不提学者良心；只字不提公民精神；只字不提那当年的六四屠杀是何等地残酷无情，遗患无穷；只字不提那当今的中国模式是何等地赤膊上阵搞暴政，团结一致搞腐败；只字不提那已流亡五十余年的诺奖得主达赖喇嘛；只字不提那正服刑坐牢的诺奖得主刘晓波；只字不提那富贵不能淫、威武能不屈、贫贱能不移的天安门母亲。如此等等。

　　莫言啊莫言，你受尽了苦难屈辱，却全然不知其所以然，你简直是白受了。好不幸啊，好不争啊。
　

二、莫言刻意不谈刘晓波一案

　　正如许多先进者指出的，刘晓波一案极有象征意义。刘晓波象征着公民精神和学者良心，象征着自由民主和人权法制，象征着言论自由和文以载道。而胡锦涛于2009年重判刘晓波，则象征着以言治罪，象征着当今之中共不仅依然黑心肠、厚脸皮、无边地黑暗，而且更加冥顽不化，倒行逆施。宾拉登炸纽约，实在是丧尽了天良。胡锦涛判刘晓波，实在是丧尽了天良。刘晓波一案，是发生在中国战场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我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与那个中共暴政之间的殊死搏斗。有自由则无中共暴政，有中共暴政则无自由。刘晓波是爲中国爲我们大家而受难。刘晓波一案在拷问大家的良心，特别是拷问每一个中国精英的良心。

　　就刘晓波一案，莫言早就应该有所表态，即使不敢唱和刘晓波之诉求，起码也该呼吁刘晓波之自由。不幸的是，他既没有主动去说，也没有被动去说，而是始终避而不说。直到今年十月，诺奖捷报传来，他才突发善端，斗胆了一句，说“希望刘晓波早日获得自由”。海内外民运界和国际舆论界听了，便立即诚挚地表扬他，殷切地希望他。

　　人们希望他，从此借着诺奖世界之声威，一改怯懦卑颜之陋习，而昂起高贵的头颅，秉持学者之良心，发扬公民之精神，勇敢地声援刘晓波，大胆地评说中南海。君不闻，古来山东好汉有豪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岂料他斗胆了那么一句之后，两个月来，再无声息。不晓得这期间他怎么地了，是被双规了，还是被如常了，是被留在山东老家闭门思过来着，还是被召到中南海受训来着。总而言之，他好像是后悔了似的。

　　12月6日，莫言应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依照惯例，举行新闻招待会。各国记者连连提问，“就刘晓波一案，请问莫言大作家有何看法？”“你是中共党员，又是副部长级作家，你是如何既遵守党的纪律，又自由写作的？请高人大师，指点迷津？”莫言初始还故作老练沉稳，东拉西扯，不着边际，阔似当年袁木那个老滑头。无愧于外交部几周来的强化训练，无愧于莫大作家的说书匠天才。

　　可恨记者们执着，拿着这个话题，穷追不舍，一定要莫言说个明白话。莫言终于不耐烦了，怒斥记者道：“这个问题还要再问吗？我早就回答过了。你们到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嘛！”“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你们别没完没了地老纠缠这个问题嘛！”。可怜莫言这位党的优秀贫嘴，困兽挣扎之际，首尾不能两顾，优先了中共宣传部的蛮横，便疏忽了中共礼宾司的圆滑。那副蛮横无礼的神态，很像当年何东昌那个楞头青。那个尴尬突兀的场面，那滑头愣脑的神态，是全世界的观众都有看到的，包括全瑞典的观众，包括瑞典学院的院士们。不知那些院士们此时此刻，有何观感。或有暗暗跺脚埋怨者，也未可知，曰：你你你，悦然老马，你小子可莫搞错啊？
　

三、莫言党心有余，而良心不足

　　莫言的演讲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并非令人惊讶的。大家知道，莫言三十几年来如一日，忠心耿耿地读党的书，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事，做党的好作家。

　　说远一点，在这三十几年来，他的很多长辈者、同辈者、晚辈者，作为作家艺术家和公民，秉持着公民精神和学者良知，而揭露中共制度的残暴和黑暗，而批评中共和中共领导人，并因此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并受到种种严厉的处分和迫害。而莫言则总是精明地体察着党的政策，写那些党允许和希望他写的东西。他魔幻地批评党过去的某些荒唐，以证明党现在的无比正确。他尖锐地挖苦党基层的贪官污吏，以证明党中央的廉洁奉公。他因此在各种政治气象变化中，稳定地发展和升级，发表了越来越多的作品，做成了越来越大的官大人，做成了副部长级作家。

　　说近一点，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公开退席，以抗议戴晴等异议作家，以抗议“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受电话采访时，他故意撒谎，称不了解刘晓波，以暧昧自己的良知，以维稳自己的地位。今年五月《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年颂时，他折腰领旨，抄录毛选，辱没文学家艺术家之尊严，助长毛暴君共产党之淫威。如此等等。

　　莫言之演讲表明，他昨日如此，今日依然如此，明日将继续如此。君不闻，他把赞美之词比作花朵，把批评之词比作石头和污水。他自称“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站在哪一边呢？他故作超然中立，不知地上人间，今夕是何年。其实，从其全篇演讲看，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显然是站在中共那一边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所创之香花毒草辩证法，高度警惕邓江胡所称之海内海外敌对势力。

　　莫言讲到这个意思，表现得很有意思。不说那个意思吧，可心里就是那个意思。说了那个意思吧，哪又公然违背诺贝尔的意思。于是他玩起了文字游戏，故弄玄虚，念念有词，魔来幻去，却怎么也说不成个意思。于是莫言警句，应运而生：“我感到我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天哪，好高深的哲学啊！（见莫言演讲原文，相关段落的开头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 

　　然则，莫言何以一味避谈作家之道义责任，避谈刘晓波一案，避谈中共暴政？有子或曰，莫言的性格就是那样，他自尊心很强，你若耐心期待，他还也许会主动去说；你如此紧逼追问，那他就与你对着干了，偏偏不说了。这种或曰，听来颇有些旁观者之大中肯，却原本正是莫言之小聪明。他自己就说（12月6日），“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莫言的这点小聪明，哪能蒙哄了明眼人。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莫言真想主动说那个话题，那六四屠杀二十几年了，刘晓波再度入狱四年了，你得诺奖也两个月了，你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去主动说嘛。你为什么不说呢？你自己不去主动说；别人问你时，给你特别机会时，你又回避不说；别人问得紧时，你更傲慢起来，更加不说。如此等等，怎一个自尊心了得？没有这种道理嘛。

　　莫言之心态，也不能用怕字来解释。你以前说几句公道话，中共可能会把你怎么地；如今你有诺奖大光荣在身，有全世界做你的靠山，你就是说上几句公道话，中共又敢把你怎么地？诺奖不用，岂不作废？现在还不说，更待何时？胡平悼巴金时有言“以他的年龄和地位，就是讲了真话当局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今日莫言有心，或可受些启发？

　　一般来说，如果某人真有个思想，而且既事关公益，又光明正大，那么他是巴不得到处宣讲呢，巴不得人们来提问请教呢。看看春秋战国时那诸子百家，生机勃勃，大鸣大放，来者不拒，往者还追，那是多么伟大的楷模啊！看看当年孔孟老夫子，周游列国，拜会王者诸侯天下人，宣讲仁义理智信。看看达赖喇嘛，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会见各族各界世人，弘扬仁爱宽容自由和平，近年来更不断声援刘晓波。看看刘晓波，三十几年来，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直面中共暴政，师范公民精神。看看任何一位诺奖得主，都很热心地回答记者问，特别是关乎公共社会的问题。

　　莫言之所以那样地莫言，说白了，那只是因为他受中共洗脑太深，对中共暴政太驯服。党培养出来的大作家，党恐怖出来的优秀作家，党性早已内化成他的性格。莫言之中共党性太强而独立个性太弱，其党心有余而良心不足。他没有那个舍我其谁的境界，你上天纵然欲降大任于他，给他来个诺奖之大激励，那也是枉费心机，更移不了他的党性本性。瑞典学院圣坛，神圣为此作证。
　

四、莫言的大话空话

　　莫言在演讲中，联系自己的作品，宣示了他的文学大道理，和他的作家大境界。

　　他说，自己在写逼近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他说，“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他又说，“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他又又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莫言的这些话，纯属胡言乱语，大话空话。他想吓唬那些浑浑噩噩的追星族，吓唬那些粗通汉语的翻译家，吓唬那些天真单纯的外国人。他的如意算盘是，不唬白不唬，唬了也白唬，白唬我就唬，唬了谁算谁，唬住谁算谁傻。如此而已。

　　莫言，他好歹是个识文断字的大作家，他毕竟是个从无到有的副部长。以他的智力和地位并交往关系，如果他尚有是非善恶之心端，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中共政治之残暴，中共道德之堕落，中共官场之腐败，中共社会之黑暗，中国文化精英之犬儒化，中国交往关系之畸形化。他应该能够看到，当今中国的万恶之首，万恶之源，不是别的，而正是中共暴政。他应该能够知道文以载道之伟大传统，按古人语，以文而载仁义礼信廉耻之道，按今人语，以文而载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之道。他应该能够看到，中共重判刘晓波乃是赤裸裸地以言治罪，赤裸裸地践踏人类良知。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如此之大是大非、大善大恶之大问题上，你莫言至今竭力回避。过去你屈居作协副主席时竭力回避，而今你登临诺奖大殿堂后仍然竭力回避。不但没有主动去说；而且别人循循诱导时，你还躲躲闪闪，就是不说；别人问多了，你还大发中共式脾气，更加不说。既然如此，你那些“深刻”、“勇敢”、“悲悯”、“立场和观点”、“人的立场”、“ 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坚信真理和正义”，等等等等，还有什么意义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