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在文革的褐杉军角色

-谈“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

读徐浩渊“我的反思——给老三届的伙伴们”一感

石 楼

Nov.17,2012

　　“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这是徐洁渊在“我的反思－给老三届的朋友们”一文中的一句话（第四页）。作者是把这话作为一个事实和对老三届当时对社会的态度的一个概括。被称为有了“反思”的作者把“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以一种欣赏和肯定的语气说出。

　　徐的文章通篇的思路是：当时的青年是充满革命热情，思想健康，一腔正义热血，被江青和毛利用了。这个思路谈不上什么深刻，也无新意。很多的类似的所谓“反思”的文章其实无反思，只是津津回味当时的激情岁月，当时爱谁现在还爱谁，当时恨谁现在还恨谁，当时能让他们激动起来的事情现在还能让他们激动起来，就像他们没多活了这四十多年，思想上没有一点长进。相对于那些毫无反思的文章，徐的文章毕竟在老三届如何被权势利用有些新的想法。但是徐的对毛和江等的褒贬大体没离开当时联动的思路，通篇整体上还是在从小共产党给我们设定的革命、阶级、国家、民族、集体和社会责任的圈子打转。

　　作者所说的当时的老三届的“孩子们对社会没有仇恨”是一个事实。当时不但老红卫兵而且就我所知的其他中学生（包括我）都的确“对社会没有仇恨”。岂止是对那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没有仇恨，我们还跟着“伟大领袖”斗校长，揪老师、打流氓呢。徐洁渊指出了一个事实，但是那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实。问题是：不但作者认为“对社会没有仇恨”值得称道，大多读了徐的这篇文章的老三届对这话也无反感，甚至还乐于接受。这就值得认真思考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没有仇恨的那个社会是毛的共产党统治的、杀害迫害了无数人的社会。对这样的一个专制社会没有仇恨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欣赏，更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那个邪恶的社会本身是建立在“阶级仇恨”上的。对社会没有仇恨的人并不是没有仇恨。当时的老三届可不是只知爱不知恨的天使。一句“对社会没有仇恨”也许能让不少老三届感到自慰，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定位于善良无邪的一群。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当初的确中了邪，狭隘的心中充满了仇恨。我们当时确是“对社会没有仇恨”，但是对所谓“反对”那个社会的地富反坏右充满了被教唆出来的仇恨。

　　对一个崇尚仇恨的社会没有仇恨的人必定是充满仇恨的。“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这句话只说出了一半的事实。徐洁渊闭口未提另一半。当时的完整的事实是，我们老三届的大部分被调教得一方面对同一社会中的另一部分人如地主、资本家、右派、“反革命”、及其子女充满仇恨，而且血脉喷张随时要去厮杀社会中的那部分人，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挑唆我们要我们去仇恨去厮杀的那个支配社会的力量却没有仇恨。我们被共产党和毛泽东放进中国社会的角斗场里去厮杀，我们对共产党给我们安排的不许回手的角斗对手（地富反坏右资黑）充满不共戴天的仇恨（至少在言语上），而对于那个残酷的角斗制度没有仇恨。

　　如果这话说的是徐洁渊的真心感受，那么说明她对中国当时的专制社会的野蛮性和自己在那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太没有认识和反思，更不用说这话不是她的真心感受而只是为了粉饰自己当时的心中充满“恨”的狭隘。作者到现在还把对于一个挑唆仇恨的专制社会“不怀有仇恨”当作我们这代人的优点津津品味，是把坏当好。“集体的对专制不怀有仇恨”是我们这代人留在历史上的丑陋，不是美好。

　　徐洁渊这话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我们老三届，特别是她那样的干部子弟“精英”，在当时是一群善良、宽厚、单纯、无邪，心地平和，不懂仇恨的可爱的青年。其实恰恰相反。我们老三届，特别是打先锋的老红卫兵，是前有古人（义和团）而后无来者的一群狭隘而极端的不可理喻的愤青。我们以“恨”为常态，以“恨”为人生动力。我们的“爱”少得可怜，少到只爱毛泽东一个人。毛让我们恨谁，我们马上就恨谁，即使那个“谁”刚刚还被我们声称“爱”过。我们煞有介事，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却只是重复权势的宣传，将那种宣传提高一两个八度和几十个分贝。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听命于权势，服务于权势。我们当时热衷的“革命”并非什么崇高美好的东西，而只是在狭隘的仇恨心理驱动下的对人和人性的摧残和践踏。我们只是邪恶权势豢养调教的一群恶狗，让我们去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还深怕落人之后。话虽不好听，却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了。

　　“很少有孩子在文革前对社会怀有仇恨”这句话在老三届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似乎都欣然接受。这是怎么回事呢？设想如果一个当年希特勒的褐杉队或青年团成员事后说，“褐杉队对德国社会没有仇恨”，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褐杉队成员对这话一定会欣然接受，因为他们当年的确对德国社会没有仇恨。而中国老三届对褐杉队这句话的反应大概会是：废话，褐杉队当然对德国社会没有仇恨，因为他们是制造仇恨的，是希特勒社会的得益者。六十年代的中国和希特勒的德国同为野蛮的专制法西斯社会。1966年的红卫兵之于毛泽东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褐杉队之于希特勒。他们都是独裁者制造煽动社会仇恨的冲锋队。但是在大多老三届看来，“我们在文革前对社会没有仇恨”可以欣然接受，却认为“褐杉队对德国社会没有仇恨”是显而易见的粉饰法西斯的荒谬不屑之谈。对两个类似的说法持不同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一在立场身份。老三届说起文革初期就像当年的德国中学生说起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老三届的“我们”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的感觉相当于褐杉队员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感觉。褐杉队是施暴冲锋队。老三届中的老红卫兵也是冲在前面的施暴者。而由于出身不够格儿而不能成为老红卫兵的其他的学生是欲成为冲锋队而不成，他们和老红卫兵一样仇恨社会中的另一部分成员如地富反坏右资黑（虽然有程度的不同，但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一样对那个专制社会没有仇恨。老三届作为一个整体，在１９６６年夏前后的社会角色是和二、三十年代希特勒的褐杉队及其后面的广大德国中学生的角色是类似的，都是站在专制独裁一边，都是独裁者制造社会仇恨的冲锋队。每一个老三届，除了个别真正的明白人，都是那个仇恨旋风冲锋队的队员或预备队员。

　　原因二在太多老三届太缺少反思和理性思考。一个人最能容忍的人大概就是自己了。“青春无悔”，“革命热情”，“年少无知”，“不懂事”是四、五十年后这群人的反思的普遍水平。“青春无悔”吗？难道文革再重来一次，你还要“无悔”地重复自己的一举一动么？自己接受了权势的教唆，参加了或准备参加那个名为“革命”实为对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施暴。既甘当奴才又欺弱霸市，这是什么行为呢？这是“家奴”加“狗腿子”行为。羞愧还来不及，何来“无悔”？

　　不愿意把“家奴”和“狗腿子”和老三届联上。可是老三届特别是打先锋的老红卫兵们确确实实曾经充当“狗腿子”的角色，浑浑噩噩的听命于权势去“革命”其实是去制造社会恐怖、去践踏理性和良知、去迫害欺负弱势群体。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是为了找到自我，永远不做“狗腿子”。反之，如果还轻描淡写地把自己当作天使，还在那里“青春无悔”，那就随时还会再当“家奴”。薄熙来的唱红主力军中不乏“青春无悔”的老三届。中共十八大以后，南方几省的几千老人进京要为中共新领导献红歌，闹了一场献媚不成反被困人大会堂的丑剧。这里面也不乏“青春无悔”的老三届。那些老三届好像还没受够欺骗、欺侮、利用，四十六年来不但“无悔”，而且似乎一直时刻准备着再作权势的“家奴”和“狗腿子”。他们几十年来对“为奴”无悔，要么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悔”的功能，要么因为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悔的因为他们视“为奴”为当然甚至为光荣。

　　

　

    （杂想留痕）转“我的反思——给老三届的伙伴们”

　　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徐浩渊博士，昨天用邮件给我发来她发表于1997年的文章：“我的反思——给老三届的伙伴们”和其他几篇颇有个人独特见地的力作。

　　尤其是“我的反思”一文，写得真实，真诚，坦率，坦当，深刻，深切！是对那段历史的理性反思、对当时社会的客观分析、对自我灵魂的冷静解剖。

　　徐浩渊女士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三届们，大家对那段荒唐的历史肯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感悟，现特把此文转载如后。其他文章近日也将陆续转发。

　　2012年10月13日三省宅

　

我的反思

——给老三届的伙伴们

徐浩渊

1997.3.8.费城.

北美《世界日报》1997.3.30

《中国青年研究》1997.11.

　　盯着好不容易定下来的标题，我手中的笔异常沉重。三十年了，比我们老的人、小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在言说“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们自己，这段历史的主要当事者和见证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任人褒贬。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幼年或童年时期，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与抗拒回忆的强度是成正比的。什么是我们的心理伤痕？它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后代，给整个社会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责任？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试图在回忆和思考中寻找答案。

　　一．谁是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1966年的时候，六个年级的在校中学生。中国的中学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按照毕业的年头称呼。人们把当时正在初、高中的这三届即将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按照规定，孩子七岁入小学。经过六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一的学生是十四岁，在高中三年级的是十九岁。恰恰是美国人最头痛的青春期的青少年－Teenagers。这个年龄群体，身心与情志发育迅速，处在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他们强烈要求“做大人”的权力，却不能承担成年人享有这些权力时需要负的责任。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富于幻想，同时具有过多的能量，很少的生活经验。在特定的环境下，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美国近十年来，青少年谋杀率增长了三倍。三十年前，中国的中学生则处在一个更加矛盾深重的社会现实里。

　　1966年的这批青少年，是在1949年前后出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也结束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此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是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全国老百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把美国佬从鸭绿江边一股脑儿地打回了“三八”线。之后，又和想要辖制中国的俄国佬翻了脸。连人家撤走所有的经济、技术援助也挡不住中国人要恢复民族自尊的决心。同时，中国又陷入了200年前的闭关自守状态之中。

　　此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杂体。虽然，马列主义被确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几乎没有共产党员和干部读过那些从西方传来的艰深著作。人们盲目地相信：我们只要忠心耿耿地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每天辛勤地劳作，终有一天会走入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去。至于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能够走到？为什么一定会走到？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怀疑过，近似于一种宗教性的虔诚。这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是“世界革命”的理论。“文革”以前的中国人民相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救。我们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光荣、艰巨、神圣的历史重任。

　　“文革”以前，尽管有过“镇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运动，毕竟仅仅触及了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学校和社会上的所谓“正面教育”。但是，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性教育以外，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在学校里，学生被学校中的官办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管理起来。教育孩子们“绝对服从组织”、“做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所有的文学、艺术和舞台上，都歌颂着新中国缔造者的光荣历史：他们青年时代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孩子们的榜样(RoleModel)。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智形成，造成一对可怕的精神冲突。导致了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文化革命”的大动乱中，令人们(包括我们自己)至今难以理喻的行为——压抑与反压抑，暴力与破坏，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等等，等等。

　　“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但是，根据孩子的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对于上述的矛盾性思想教育有很不同的反应。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一种类似西方的基督教徒们特有的原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子不正”，不得不同亲生父母“彻底划清界限”，皈依真理，净化灵魂，以便做一个被公众承认的好人。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学校里的校长、老师，特别是党、团组织便无形中成了他们的“精神父母”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合法保护人。因此，当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时候，总是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威胁了他们精神上仅有的安全寓所，而且触动了埋藏在他们更深的潜意识中的叛逆冲动，即：大声地对自己和别人说：“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好人，我爱他们。”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与权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愿望成了罪孽，是“划不清界限”的表现，绝对不利于他们的生存。自然也不可能浮现到意识中来。因此，这些孩子最容易趋向“驯服工具”的教育。在“文革”的开始阶段，“誓死保卫学校领导”，做了真心实意的“保皇派”。

　　所谓“出身好”的孩子，即：工、农、干部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是“领导阶级”，这些孩子们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种充分被肯定、被信任、被期望的精神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伴随着狂妄自大和过分的天真。特别是干部子女，从“造”了自己祖父母“反”的爸爸、妈妈身上，从小汲取着“造反”的精神。恨自己怎么晚生了几年，没有赶上电影里面那种激动人心的战争年代，没有机会也做一次英雄。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正面思想教育”的另一个侧面，即：他们父辈的“反叛”和被文学艺术诗意化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对学校中“驯服工具”的教育则很反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

　　记得从小学开始，我虽然一直成绩优秀，是文艺、体育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每次学校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骄傲自满，纪律散漫”的批评。上初中以后，看到有的同学，把自己的钱包交给老师，声称是“路上捡的”，而被老师作为“学雷峰运动”中的好人好事表彰。使我这个本来对这样的运动就不感兴趣的人，产生厌恶。在党的“重在表现”的感召之下，为了加入共青团，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最愿意找“团组织”汇报。不单汇报他们自己的“坏思想”，还要捎上我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坏行为”，使我常常因此而挨批评。团组织追着要我克服“自来红思想”，连“出身好”也有了“原罪”。对于这种宗教式的压抑，我实在反感。做了父母亲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你越拍它，打它，皮球反而跳得越高。我当时的情况恰好如此。久而久之，这种压抑与反压抑的能量不断蓄积。同时与“小汇报”我的同学，形成越来越深的隔阂。这种现实，为后来“文革”的大火首先从中学里烧起来，学生之间大打派仗，埋下了基础。

　　提起“文化大革命”，人们异口同声地将账算到了毛泽东一个人头上，将十年的大动乱归咎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为了解析“文革”的起因和社会后效，中、外学人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史料，研究毛泽东和“中南海”里的宫廷斗争。甚至细碎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给某某打过一个电话，使了一个眼色，写了一个便条……使我不禁想起“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的情景。人们似乎忘了，这段历史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继续。其真正“史无前例”性，恰恰在于全国几亿人民统统发动起来折腾，最终“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

　　1958年，完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毛泽东，凭着主观的想象和愿望，发起了一场经济生产的群众运动，名曰“大跃进”。饿死的上千万农民使得毛泽东感到罪过。虽然干掉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压住了党内的批评意见，毛却渐渐陷入一种日益严重的猜疑心态。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公墓里拉出来烧掉以后，毛变得更加恐惧。生怕他死以后，遭到同样下场。一个人陷入这种恐惧症心理，他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感知(Perception)都是扭曲的。看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会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听他人一句玩笑，都会猜疑人家“别有用心”。这是为什么“文革”以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阶级敌人”，但是中央文件和报刊上的宣传中，“阶级斗争”的鼓点却越敲越紧。直至在“文革”中揪出一个又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不放心。通常的政治斗争，是以利益集团为单位，实际利害的争夺与平衡为内容的。参加争斗的各方势力，至少很清楚对手是谁。但是这种由于最高权威者心态失常而发起的讨伐，使得被讨伐者致死都不明白原由。刘少奇临死前，还书呆呆地争辩“这种把党外的力量弄进党内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中国帝王和家长的话就是章法。再加上恐惧症，其思想与行为就更加无法无天、无常理可言了。这种封建礼教的遗产，与“文革”初期发展出来的类似宗教式的崇拜狂热搀和在一起，把中国推向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如果用行为、心理学的方法将“文革”的前后、上下彻底地分析，需要著书。在这里，还是回到我们自己——老三届这个群体来。

　　二．文革中的“老三届”

　　1．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

　　提起红卫兵，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一个毛泽东创造的“革命组织”。其实最初的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的自发组织。它短短的六个月历史，有四个月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面，作为“现行反革命组织”。

　　1965年底开始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三家村”。中国人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成年人有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提心吊胆地猜测这次“运动”的“方向”，防范自己不要昏头昏脑地变成了“革命对象”。可是中学里的这批不知事的娃娃们，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里“死读书”，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药味，变得异常兴奋。可算等到了他们要做英雄的时候了。要自己独立的人格。要象父母小时候一样，自己也闯出条路来。1965年，“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16岁的宫小吉写的短文“五分的秘诀”，向当时的教育制度挑战。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已经闹过一次学潮，被党中央的“四清”小组勉强压下去。此时，中学生自发的个性解放情绪和行为，还没有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所以“阶级斗争”的敌人是谁？在哪儿？谁也搞不清，也没有人去问。

　　1966年3月，北京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5月，十几个学生偷偷地跑到圆明园的遗址，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名叫“红卫兵”，立刻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党专政的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私下里成立什么组织，对共产党的孩子也不例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六十年代初，以郭沫若的长子郭世英和一个将军的儿子孙经武为首，101中学和北京大学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子女，偷偷地组织了一个“X－社”。X，这个数学中的未知数，象征着他们开始对所有被灌输的“已知”概念的挑战。对于当时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现象，包括干部阶层的问题开始质疑。X－社被发现以后，干干脆脆地划为“反动结社”，其成员全部打入牢狱。“文革”初期，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对于目前市面上盛行的说法：“红卫兵”的成立，是干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权，我实在难以苟同。古、今、中、外，哪一个朝廷，是被自己的后代要求更多的权力而造了反，由此而演进向前的呢？

　　1966年，我是北京人大附中的高一学生。为了支持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清华附中的学生们，我们十几个同学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立即也成了“反革命”。从6月初到8月初，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学生围攻、辩论。“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红卫兵的目的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同我辩论最凶的学生之一，就是共青团的干部－—魏京生。工作组找去谈话，强制解散。我们的父母亲更是急得不行。他们认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为“右派分子”。压制“退出”的威胁甚至升级到要“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地步。事实上，北京市和“团中央”的“黑名单”，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受到整个社会和家庭的反对，还能挺得住，已经不单单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够解释的了。回想当时，我最基本的自我概念从未动摇过，即：我是一个好人。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也都是好人。那么，将好人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一定是错的，甚至是幕后有人谋划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我们还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了他们这样搞法，肯定不会答应。此刻，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起了作用。银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们的父母，都是经历了各种苦难还坚持革命的。所以，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没有压力，就不算是真革命，就锤炼不出真的英雄。所有这些，从现在听起来及其荒唐可笑的信念和逻辑推理，却扎扎实实地支持了最初的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2．红卫兵与红色恐怖

　　7月26日，当我们在“水深火热”中抗高压，毛主席在长江里“胜似闲庭信步”下定了决心。他老人家8月6日突然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中央文革小组”列席。并且，宣布了自己的老婆——江青是小组副组长。从此，这个半疯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她对自己坎坷人生经历的报仇雪恨。8月8日，中共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六条”，第一次宣布了“文革”与过去所有“运动”的本质性区别，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8月初，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桥剧场接见了红卫兵。她用及其情感的声调说：“毛主席让我问你们好！你们是小太阳！”哇！果真他老人家和我们心连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们哭了，笑了，发疯了！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被大人反对，被所有的人反对，但是被伟大领袖支持的正确的事情！《人民日报》登载了我们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组织一下子变得全国到处都是。8月18日，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前辈在天安门上同他们握手，还戴上红卫兵袖章。所有画书、电影上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中冲锋陷阵的不再是战斗英雄董存瑞和黄继光，变成了我们自己！到此为止，中学生自发的叛逆行为和毛泽东自“大跃进”之后的又一“创举”汇合起来，开始了一场皇帝领导子民对其朝廷造反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记得“8?18”那天，我的红卫兵战友们去见毛主席，我却躺在红卫兵指挥部里听广播，感到一种极度兴奋后的疲乏。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广阔无边。不再是一间小小的教室中的书桌，不再是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的规范之路。革命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感到有些怅惘。

　　严酷的现实很快地将我拉回地面。“8?18”以后，红卫兵走上社会，开始了一场暴力行为。我的小红卫兵战士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劈啪啪地开始打校长、老师、工作组，甚至自己的同学。路上随便什么人被指控为“流氓”一群孩子就会涌上去打。我从小没挨过打，也没见过家长和老师打人。偶然碰到男生欺负女生，我都给以坚决地反击。这种侮辱、虐待他人的行为，无论如何不是革命。为了反对打人，我被红卫兵会议批评“落后于群众运动”，应该好好读“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就是要将这些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的争辩是，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算不算数？对待俘虏还不得打骂、虐待呢。当时任何人要想辩论，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很难开口了。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和清华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商量写了一个“三校红卫兵联合声明”。中心目的是制止乱打、乱抄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记得那是一个湿热的夏夜，我们坐着吉普车进城去散发传单。车开到西单口路上，突然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骑车拚命追赶我们，手里拿着一张传单。我以为我们的车子掉了什么东西。停下车来，那人冲上来握着清华附中卜大华的手，激动地说：“我是工人出身(说话先要报出身)。你们写得太好了！这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余下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只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掠过我脑海的话，三十年来一直跟着我：“红卫兵脱离人民了。”

　　回想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出手打人的孩子们有三个特点：女生多于男生，初中生多于高中生，平日里性情温和在8月以前做了“保皇派”的学生打得更凶。一位当时侥幸余生的女子中学的校长，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打她最厉害的，是她平时最心爱的学生。前年我回北京，碰到一个当年打人有名的姑娘。如今做了妈妈，自己的女儿恰恰是她66年时的年龄。这位红卫兵妈妈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温文尔雅。把女儿管得特别严谨，好象生怕她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初中女孩子是14至16岁，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她们血液中的激素水平直线上升，加上每个月的周期性变化，是情绪最不稳定的群体。中国当时的法律已经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条件，女孩子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解放。但是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使得社会上依然用一些压抑她们天性的看法去规范她们的行为。例如，女孩子应该文静、贤慧、顺从。这种矛盾的社会条件在她们的心理上形成冲突。平时特别听老师话的女学生，往往是压抑她自身情感最严重的女孩子。“文革”初期，一般是“誓死保卫校领导”的人。8月以后，她们突然成了“保皇派”，一下子觉得受了欺骗。平时积压的情绪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发泄到过去她们特别敬爱的人身上。爱和恨原本是一种情绪的两个极端面。在特定的环境里，转爱为恨的例子是很常见的现象。有的孩子在这个时期，甚至将亲生父母打死，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心理伤痕。

　　一个纪录片导演访问了头发斑白的老人王晶垚，他的老伴卞仲云，是当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的校长，66年8月，惨死在自己的学生手中。访问最后，老人痛不欲生的话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等着。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走来，向我说一声：对不起。难道至今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是错的吗？”王叔叔，她们知道这是一个罪过。但是，还没有力量回顾这段伤痛。我们的民族没有忏悔和宽恕的传统，她们只好将如此的重负压在最深的心底，不敢去看它。假如能使你心里稍稍好受一点，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站在所有当年受过伤害的人面前，说：“对不起。”我们虽然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但是应当有力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3．大串联

　　“8?18”以后，北京的中学生不单走上了社会，而且，走向全国。这就是“大串联”。大串联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大开眼界。过去，看着别人家干部的孩子跟着父母在暑期去度假，我羡慕极了。很想也跑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但是我的父亲跟着周恩来工作了几十年，自己从来不度假，当然更不允许孩子们享受这种“特殊化”待遇。所以，初二的暑假，我同另外两个女孩子到北京郊区的芦沟桥农场干了两个月的“义务劳动”。就那，也是高兴的。

　　背上一个小黄挎包，带一套洗漱用具，几件洗换的衣服，从火车的窗户趴进车厢(大串联时，为了防止拥挤伤人，索性开窗“减压”进入),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也。中国真美呀！厦门、青岛的海滨，桂林仙境般的山水，云南横断山脉中，白练子般的山涧和红得像火一样的山茶花，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是，真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也在敲击我的心。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苦呀！农民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到了湖南还遇到了讨饭的人。我们总说要去资本主义国家解救那里的劳苦大众。还去哪儿呀，他们不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吗？所有的革命理想与信奉，第一次在我心底动摇了。从此，开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面前的世界，开始质疑所有被灌输的思想，我脚下的地面开始龟裂。

　　我曾经为此非常的愤恨。认为我们的父辈存心欺骗我们和广大的人民。“文革”以后，我的父亲带领一个文化团体去加拿大做访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中国。我注意到他老人家回来后的两周内非常沉默。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们的人民生活得真好呀！”因为父亲的声调里充满了痛苦，使我不由得朝他望去。老人的眼睛里含有一种深深的歉疚和疑问。是在责备自己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同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工作得如此辛苦，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此后，父亲工作得更加辛苦，直到病逝在医院的最后一息。我想邓小平伯伯第一次访问美国后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因为“文革”以前，共产党的干部很少出国。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概念，还停留在20世纪初，他们“勤工俭学”的年代。那时候，欧洲工人生活得的确很苦，而且没有保障。他们不明白那只是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在市场经济完整化以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才可能提高到今天的水准，社会主义才会名副其实。如今，西欧实现的才是马克思当年预见的社会。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想跳越社会的发展阶段，实际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痛苦万分。

　　4.中学的“派仗”

　　从1966年8月起，北京市的中学生分成三大派：按照出现的顺序，第一，是以最初自发形成的红卫兵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第二，是“家庭出身好”，但在6、7月份做了“保皇派”的学生，称作“四?四派”，人数最多；第三，是66年11月以后，“中央文革”为了打击“老兵”和他们的父母－老干部，达到其篡权之目的，将“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扶起来“闹革命”。他们的组织称作“四?三派”。这批一直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才第一次得到了与其他孩子一样的“保卫毛主席”的权力。当然，他们开口的第一个声音，就是要求平等。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代表性文章是迂罗克写的“出身论”，曾经给予我的思想解放很大启发。对于他因此而遭杀害，至今，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支持或打击着北京中学生的三个不同的派别，致使他们此起彼伏，你上我下，自相残杀。全国的各种地方派别和派仗的情况，大同小异。可谓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这些力量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后，三派学生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68年，在伟大统帅的一声令下，所有的中学生结束了派仗，统统开赴农村。

　　5．上山下乡

　　无论毛泽东当年把这批十几岁的娃娃赶到乡下去的目的是什么，这几千万知识青年是在中国的黑、黄、红、白土地上开始成人的。大多数学生带着革命的热情和决心，打算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结果，他们没有力量改变穷苦的乡村和农民，自己却扎扎实实地被改变了。同农民一起度过的艰辛岁月，使他们每一个人从群众运动的云端，落回到地面，第一次开始思索人生与人世的真实涵义。

　　我和另外的四个中学生选择在河南辉县插队。背靠着太行山，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开始了农民的生活。每天，顶着繁星上工，披着夜露回家。吃着自己煮得夹生或烧焦的饭。点着小油灯读几行孟得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冬闲时，扒火车(没钱买票，偷坐车)回北京，看望别的地方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朋友。讨论会，辩论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大寨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现实阶级应该怎么划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无奇不有，海阔天空。这时，社会上犹如欧洲的中世纪(TheMiddleAge)一片黑暗。但是这些知识青年的地下讨论会，和被现代人称为“地下沙龙”的自发性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创作，犹如一线曙光，穿透“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宗教式崇拜，开始了思想启蒙的征程。69年我开始意识到，为了现代化，中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种想法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相距太远。在大型的讨论场合，只好用近似哲学推理的方式隐晦地表达。同知近的朋友谈起，也被扣上一顶托洛斯基的帽子。我只好回到文学、艺术的人性解放题目中去。

　　从农村回来的学生们，开始打破了“派仗”时期的界限，也打破了“文革”以前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造成的隔阂。所有的人都是大自然的儿女，都是农民的孩子。一个锅里的小米粥把大家“煮”到一起去了。什么“黑五类”、“黑帮”子女，统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想当初，人民日报天天叫喊“革命大联合”从来无人理睬。此时，共同的理想破灭，共同的日晒雨淋，希望和失望的折磨，恋爱和失恋的痛苦,着着实实地把这批青年人连在一起。这种从思想到群体行为的进化，给“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做好了准备。

　　6,我当了两次“政治犯”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被抓进监狱两次，做了两次“政治犯”。第一次是1967年，我是18岁。主要“罪名”是1966年底写了一首大骂江青的诗。我听到江青竟敢组织大会，斗争我心目中的大英雄陈毅伯伯，勃然大怒。陈毅从小即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孩子。看到他当县官的舅舅打一个老百姓，忍不住大哭起来。他是沙场上威风凛凛的胜将元帅。外交部长当得腰杆又直又硬，给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争了光荣。被这个靠同男人睡觉，爬进共产党来的坏女人欺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提笔写了一首“满江青”，抒发愤怒。“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的诗句表达了很多人自己不敢表达的情绪，被传得全国到处都是。1968年我同一大批“学生政治犯”经过“少管所”的“学习班”以后被释放。同期出来的还有“老兵”的董良膈和杨小阳，和“5?16”集团的主要干将等人。

　　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我正在河南医学院读书。据说我在江青的黑名单上，北京方面又发难下来。“文革”十年里，我始终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以，“黑材料”被人又攒了厚厚的一大堆。被抓的时候，我正在新乡市人民医院里实习。押解我回郑州的路上过黄河。我看到黄河的水少、沙多，很是难过。心想：不知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何时才能清除这些郁积的泥沙，痛痛快快地流向世界的大海。

　　我知道自己这一次是很难活着出狱了。索性在提审时，和预审员展开大辩论。我的预审员是一个很正直的老头，名叫张子冉。看得出他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这时已经感到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因此，每次“辩论”他都输给我。有一次他气得拍着桌子大喊：“到底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我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逗他：“我真的不知道咱俩，谁该审谁。”“四人帮”倒台后，我平反出狱。张老头到我父亲那儿告状，说：“你那傻妞脾气真赖，进了监狱还大吵大闹，继续给自己增加黑材料。我想护着她，都护不过来。”

　　回想当时我脑子里经常浮现的是“抗日”英雄吉鸿昌烈士的形象，和他那句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和“十七年的教育”Bye-Bye了呢。连我出身的阶级都“反”掉了，马克思的毛病也找出来了，还不够彻底吗？谁知，在认知、意识层次里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强大。童年被印下的英雄主义，至今在我潜意识的原始情感层次里，怕是永远也不会消失了。

　　三．老三届在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中国保持着人类历史中，群众运动记录的绝对世界冠军。几千年来，几百次农民起义，曾经多次地推翻了朝廷。民不聊生就要造反。自己当了皇帝以后，又重复老朝廷的活法，循环往返。直到19世纪，西方的洋人用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才发觉比人家落后了好多年。洋人还带来了洋思想。20世纪以来，学生也开始造反。中国共产党的造反运动是“农运”和“学运”的大联合。打下来的天下，留有封建时代农民坐江山的味道，却是冠上了西方左翼思想的帽子——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搀和，以及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导演了中国近代史的所有的悲剧与喜剧。在“文化大革命”的“全民运动”中，把这对矛盾推到了极至，粉碎了不实际的理想，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

　　今天，我的老三届的伙伴已经是四、五十岁，进入不惑之年的成年人。他们有的在中国的党、政、军的机关里任要职外，有的成为巨型财团的总裁，有的是海的学者或巨富，有的成为挑大梁的新闻记者，成为校长、教授、老师，有的在最基层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无论他们的职位高、低，人穷，人富，无论他们是在城市、乡村，还是远在大洋彼岸，这一代人，仍然具有基本的同感与共识。有的人还在担心，生怕这个在60年代振荡过中国的群体，有一天，还会掀起更大的风暴。其实，作为个体的心理形成，接受环境影响的关键时期(CriticalPeriod)是人的一至十岁。老三届的这段年龄，恰恰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那段最平静、美好、充满了向上和建设精神的日子。在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无论此后他们经历了何种动荡与苦难，他们的认知、情感的基础，依然根植在建设性的土壤里。相反，最应该令人忧虑的是“文革”时出生的孩子们。他们的关键成长时期，是中国充满了扭曲、混乱、是非颠倒、尔虞我诈的年代。这些破坏性因素，渗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爆发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里。“六?四”以后，中国政府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表明，兴奋跳跃的多是30岁以下，45岁以上的人们。偏偏只有老三届，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了，中国要想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安定地发展。一次“文革”的教训还不够嘛？人要流多少次血才能学会这个简单的真理呢？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流血换来的。民主社会的现实基础，只能建立在一个数目庞大的，有着良好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之上。要想造就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唯一的路是稳定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悲剧恰恰在于，人们梦想在贫穷和无知的土壤里，种植民主政治之果。苏联正是还想做一个“民主政体”的跨越，才弄得国破人亡，流离失所。二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会容忍任何人，拿十二亿人的身家性命再做一次试验了。

　　当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新中国的儿女老三届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和大家一样，我也在辛勤地努力。为了避免“文革”式的社会大灾难重演，为了使亿万受过伤害的心灵得到医治，我正在帮助中国建设一个自己特有的精神卫生系统。为此，成立了威灵基金会－WorldLinkFoudation，给中、美两国的心理工作者架一座交流、互助的桥梁。另外，计划写一本书。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让世人对五十年来的中国，对我们，有一个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也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怎样和新中国一同经历了苦难，而成长起来的。

　　中国，即将在我们手里成为世界上最富足、强盛、和平的伟大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