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西学及学术与宗教之辨

解颜

摘要：

共产主义运动曾在华夏大地上得到的狂热支持值得宗教家和学问家们自省：自己认知能力的局限在哪里、自己钻研的学说的局限在哪里、宗教与学术的界限在哪里；如何鼓励大众思考而不是直接将一堆似是而非、巨大无比的结论喂给他们；在反抗他人对自己的思想专制时，如何避免自己对他人的思想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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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先生在《关于“儒学高于西学”答客难》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420/1016202040744.htm) 一文中说：“儒学高于西学，即仁学高于人学，更高于神学，即仁本主义高于人本主义，更高于神本主义”；“传统中华的仁本主义文明秩序，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文明秩序，都是良序；马家物本主义秩序，伊教神本主义秩序，都是恶序。”

欲辨析这些判断，首先假定余先生所谓的“儒学” 谈的是学术。王国维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话的意思是：在真理的面前，每一门学问都平等。学问平等的意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的平等的意义类似：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每一门学问的研究者们都有同样的接近真理的机会和权利。

在机会和权利平等的前提之下，如果两个学派研究的对象相近，或许勉强可以比较它们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上的高低。至于比较的办法，打个比方，可以如比较两个高水平的球队哪个更强一样，在90分钟的赛场切磋中见分晓。从每个动作、每一次攻势都可以观察球员处理具体现实问题的能力。比赛结束后，输球的球队也并没有失去存在的价值。如果他们的球艺不错，球迷仍然会对他们抱有敬意。他们还可以继续改进球艺，日后再行切磋。如果学者作这样的文章来比较两个学派或思潮，用大量的具体事例得出一个小的结论，是有价值的。

如果作者不进行具体事例的切磋就宣布一个大的结论，这是在比赛还未开始就宣布结果。除了满足作者的理念权力欲之外，这样的宣示无益于读者的提高，也无益于作者自己的提高。

随意给学问流派排座次还有另一个危害：这鼓励大众作标签式思维，让他们以为不必对某个理论的所有环节进行艰苦的深究就可以随意神化或矮化其价值。这是在腐化大众的思考习惯。一个例子是，1970年代，官方把唯心主义说得一无是处，给我以唯心主义者都是白痴的印象。后来在接触到被官方批判的那些唯心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后才发现他们的深邃哪里是批判他们的那些人可以望项背。

唯心主义不是终极真理，也不见得比其它哲学流派更优秀，但是有独特价值的学术。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流派 – 包括儒学 – 的应有位置。

然后，我们讨论学术与宗教的几个不同之处。这对儒家思想尤其有必要，因它有时被称为儒学，听起来是学术；有时又被称为儒教，听起来是宗教。

学术与宗教的不同之处包括：

首先，宗教有不需要实证的信条和触碰不得的禁区，如佛教的六道轮回、基督教的耶稣复活。触碰了，就可能面临被道德谴责、被诅咒下地狱、甚至被迫害的危险。而学问强调实证，没有禁区，所有的信条都可以被质疑。

其次，宗教是封闭的体系，也即其结论是终极判断，所有的事实都只能用来支持其结论，不能用来突破其结论；学问则是开放的体系，其中的任何理论、定律、定理都可以被新的事实无限修改。既然学术是开放的体系，其高度可以随着新的事实的发现和新的理论的出现而不断加高，那么就很难为一门学术确定其高度，更难以比较两门学术的相对高度。

最后，宗教作伦理学意义的价值判断，且不容辩驳；学术只辨真伪，不作伦理学意义的价值判断。比如，“物理学正确”、“化学不正确”、“社会学善”、“历史学恶”都是没有意义的说法。

余先生的“儒学高于西学，即仁学高于人学，更高于神学”和“传统中华的仁本主义文明秩序，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文明秩序，都是良序；马家物本主义秩序，伊教神本主义秩序，都是恶序”等排名和界定善恶是宗教家的喜好：我的是第一、最优；别人的等而下之。公布这样的排名和善恶判断是余先生的个人权利；但这不是学术。对于学者而言，这些判断至多可以说是一些待考察的假定。

余先生又说：“仁本文化之所以最优，是因为能够圆执大象，圆证道体，全面地抓住了世界和生命的本质，仁本可以涵盖民本思想和人本思想。”这还是宗教家的语言，不是学者的语言。“圆执”、“圆证”是法术，不是学术。人可以不断接近真理，但永远无法到达真理。说自己信奉的思想“全面地抓住了世界和生命的本质”是天朝心态，不是学者心态。这样的心态将自己通往真理的道路封死。

但如果余先生把自己信奉的儒家思想定义为宗教或伦理体系，而不是学术，那么这一切都不成问题。儒家思想是有价值的伦理体系，也经常被归于宗教之列。一种宗教或伦理体系进行价值判断是份内之事。余先生对儒家思想的无保留的赞誉和宣传是热情的传教士的心态，其情可感。

另一方面，一种宗教或许有自封为“最优”的权利，但没有禁止别的宗教自封为“最优”的权力。

不同的学术之间有研究领域的区别，但互相之间是相容、且可交流的，因为学术只尊重事实，而事实只有一个版本。

而信条可以有无穷多个版本。由于每一种宗教的基本信条不同，不同的宗教之间在严格意义上是不相容的，甚至一种宗教之内的不同流派在严格意义上也是不相容的。那么能使不同的宗教之间和平共处的最佳方式就是承认真理只属于个人：我认为我的宗教“最优”，而其他人各有认定自己“最优”的宗教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之下，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也成为可能。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普遍遵循的实践。

学术与宗教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也各有其存在的意义。宗教给大众以心理慰籍、人生启示、伦理准则，这些都是科学无法给予的。反过来，宗教家们也没有资格预测天气或给重症病人诊断处方。在西方近代史上，宗教与学术在激烈争吵之中共处，也互相给予对方以生存的余地，在竞争中一起促进了社会进步。宗教垄断一切的社会（如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宗教没有立足之地的社会都是有严重问题的社会。

袁伟时先生说：“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认为这是精辟的观察。孔子是伟大的宗教家，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学问家。

宗教与学术虽然可以共处，但有清晰的界限。一个宗教或伦理信条可以是善的、于人于己有益的，但并不是学术。在学术中，只有在事实的砧板上随时等待着被证伪的假说，没有不能触碰、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信条。若是想脚踩两只船，以学术为名标榜自己学说的真理身份，却又容不得质疑；试图把一门思想扮成所有环节均可实证的学术，同时也是至高、“最优”、“圆证”的宗教，这是自相矛盾（如果是出于思维定势的无意为之）或不诚实（如果是有意为之）。最善于此道的非席卷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莫属。而它在华夏大地上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一个原因就是华夏子孙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见到贴着诱人标签的貌似科学和学问的宗教便趋之若鹜。

由于同样的原因，华夏大地也是各种昙花一现的“大师” 层出不穷的沃土。

共产主义运动曾在华夏大地上得到的狂热支持值得宗教家和学问家们自省：自己认知能力的局限在哪里、自己钻研的学说的局限在哪里、宗教与学术的界限在哪里；如何鼓励大众思考而不是直接将一堆似是而非、巨大无比的结论喂给他们；在反抗他人对自己的思想专制时，如何避免自己对他人的思想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