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续命还能续多久？与李伟东先生商榷
张杰
1944年，明朝灭亡300周年。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16，000余字政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中华民国退守台湾70年以及中共建政70周年的今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问自己：假如我与蒋介石先生同代并有幸成为他的策士，我能不能谏他一策，帮他走出民主还是专制、宪政还是剿共的迷局，使其满盘皆活呢？大陆政治改革和稳定台海局势的出路何在？
10月21日，博讯网发表了李伟东先生40，000字政论文章《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兼谈大陆政治改革和稳定台海局势的两个建议方案》。文章剖析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国民党的战略错误和真正的历史教训，并提出了大陆政改方案和台海关系方案。伟东在文中说，他要破解了一个历史难题，同时也拯救了自己多年来因在历史迷雾中理不出头绪而矛盾挣扎的灵魂。这篇文章是他花半月时间撰写的，自认为是中国版的《激荡的百年史》。他说他用悲剧史诗的格调重建和阐释了中国人的百年民主奋斗史及经验教训。直面和解读了所有分歧问题。
该文刊登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扬，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应该说该文是伟东多年研究思考的呕心力作，主题宏大、视野宽阔，观点独到甚至具有颠覆性，对研究中国宪政民主转型无疑是一篇重要文章。尽管我并不认为它的影响力会超越其2013年《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下面，就该文章，我谈谈自己的看法。由于该文较长，我只就部分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中国统治基因是什么？
伟东认为，中国这个自秦始皇以来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帝国，虽然历经朝代更迭、大一统短暂崩塌、少数族裔统治，但统治集团的几个基本理念一直保持着并世代传承和顽固不化，成为一种统治基因，哪怕某个具体的统治者在年轻时一定程度接受了另类思想（如民主），也会在实际掌握统治权之后逐步蜕变成“准皇帝”一样的威权统治者（如孙中山和毛泽东），这几乎是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化之前的历史宿命。这几大统治基因是：1，大一统；2，中央集权；3，帝制。如果不能建立起帝制，也要共推一个领袖——准皇帝（换句话说：天无二日）；4，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皇权制度延绵两千余年，统治基因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大一统、中央集权可归入皇权制度，成王败寇是一种政治观念，不属于统治制度，作为统治基因并不恰当。中国统治基因应该包括：1.皇权制度；2.专制文化；3.小农经济；4.宗法制度。
第二，共产党的骗与非骗
李伟东曾在八年前，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短文，总结了共产党的五骗：1，骗农民给土地并且鼓励破产农民血腥对待地主，从而没了退路，只好跟着共产党走；2、骗工人说自己与工人阶级是同阶级而且是他们的先锋队。3、骗全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说共产党才代表中国的民主方向；4、骗苏联说自己不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政治路线是先搞新民主主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5，骗美国说自己才是中国的民主政党，代表中国的民主方向。由于以上的成功欺骗，共产党在1948年前后赢得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苏联和美国的共同支持，因此才赢得了最后胜利。但在该文中，伟东说经过近些年的深入思考，他注意到上述总结仍然是历史的皮毛和表象，并非历史深处的逻辑。五骗虽然从表面看是合理的，但深入分析仍不能百分百地确认就是骗。他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以及共产党的几乎所有基层党员，都没有主观行骗的故意，他们是真诚地在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流血牺牲顽强奋斗。
伟东从共产党“五骗”到“不能百分百地确认就是骗”再到“没有主观行骗的故意”的观点演变，存在逻辑障碍。骗与非骗的标准是什么？我想无非是语言承诺和行为结果。关于语言承诺，笑蜀先生的著作《历史的先声》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至于行为结果，中国人不仅见识了，而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按伟东的观点似乎是中共客观上行骗了，但主观上没有行骗，所以没有骗。
对此，邓聿文先生的观点比较明白，他指出：谎言治国，欺骗成性不是说中共天生就是坏，或者是它的创党领袖以及后来的领导人都心术不正，德行不端。就个人品德而言，中共创党领袖中很多是怀着救国救民之理想的。尽管如此，中共及其领导人的谎言和欺骗明显远多于其他政治集团，此乃由中共信奉的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它对权力的垄断必然带来的。理想本身若不能实现，其实就是谎言，而一种理想具有乌托邦性质，要人们相信，除了权力强制外，就只能用一个一个的谎言来欺骗。
伟东认为，那场持续半个世纪（从1908慈禧光绪去世到1949共产党得了天下）的中国命运大决战，不过是一帮右翼知识分子（国民党）和一帮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裹挟工人农民乡绅和资本家的大决战，是中国知识精英在选择中国道路问题上的生死对决。国民党拿出了一个很好的四七宪法并实行了普选，但人民更喜欢共产党拿出的更倾斜于普通民众权益的民主方案。很遗憾，一个具有右翼保守自由主义精神和更接近现代民主形式的宪政方案——国民党的方案，输给了一个更民粹主义的共产党的民主方案。
但伟东没有交代这个结论的依据何在？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是事实，但并不能说明人民更喜欢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靠暴力夺取的政权，是用枪杆子说话的。如果谁用暴力赢得胜利，谁就代表人民，这岂不是成王败寇的政治逻辑。
第三，共产党歼灭了多少日军？
伟东对网络上流传的日军的一份战后伤亡统计，说日军在华死亡42万，其中只有851人是中共消灭的，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共军队大约消灭了日军六七万人。但其推算是根据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记载，日军死亡483708人，减去据日本厚生省（卫生部）统计，1937-1945年，日军在中国共死亡54万人，从而得出中共军队歼灭日军6万人。如此推算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在伟东的该文中，史料证据不足是一个硬伤，它影响了观点的证明力。如他认为《临时约法》捆住了袁世凯大展宏图的手脚，让他什么都干不成的观点，同样缺少证据证明。当时国会议员王葆真在《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中写道：“（袁世凯）当选总统后，一再背信弃义，既不到国会就职，又不出席国会发表政见。在保和殿就任时，把议员们排在朝房内，让议员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誓词，显然藐视国会。”有学者指出：事实是袁世凯想将一切军政外交大权独揽在自己手上。但他似乎忘了，共和是怎么来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缘自国人对皇权专制的不信任和否决；革命是为了民主分权，绝不是为了专制集权——袁世凯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不愿意权力受到宪法制约的大总统，和一个专制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四，《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脱离现实
《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是伟东文章画龙点睛的地方，但该方案并未成为亮点：
一是，伟东认为，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定义为全面回归新民主主义。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但长期推后和搁置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及相关政策；”但问题在于既然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为什么要听你的？
二是，伟东认为，“适度放开党禁，不是放开自由组党，而是放开对已有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思想和组织束缚，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友好诤党和监督行政及监督腐败的党，让他们办报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和建议。”但问题在于谁愿意被别人监督呢？既然中共能放开八个民主党派的约束，中国事实上就已经放开了党禁。
三是，伟东认为，“经过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回归，如果实验的顺利，共产党可以像毛泽东当年设想的那样改变自己的名称，建议用：中华共生党。因为这个名字更符合共产党曾经正确的历史作为，和今天倡导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梦，与全世界华人和平共生并且与全世界人民和平共生，难道不是更能体现共产党人的本质理想吗？共产党的“共”本来就有天下为公之意，但“产”就太形而下了，产有什么好“共”的？当年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抢夺有产阶级，历史证明这是把无产阶级自己送上新奴役之路的邪路。保留“共”，去掉“产”，改为“生”，共生，就一切都顺了。”但问题是共产党的看法与伟东恰恰相反,他们既要保留“共”又要保留“产”，因为“共”作为一块遮盖布还是需要的。
伟东说，他不在意，他只在意历史的真实进步，哪怕是碎步前进。因为你天天诅咒共产党断命，它事实上还在顽强续命，并且无论是反对派还是世界上强大的敌手如美国，目前都拿它无可奈何。断命的诅咒和打倒的呼声，没取得任何实际回应。还不如提供个方案。如果我们把时光拉到1921年，中共比海外民运还要弱不禁风，开个会都要东躲西藏。但它没有认命，革命不止，相反顽强续命的国民党倒是分崩离析了。可见，反对力量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时势造英雄。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伟东的政论文章值得阅读和思考，尽管存在理论逻辑障碍、证据不充分和脱离现实的硬伤。伟东在意历史的真实进步，但忽略了历史的生成性规律。事实上，我们无法为中国未来规划一个最终方案，因为它取决于政治力量博弈和妥协，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大势是明确的，西方和台湾、香港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民主人士坐而论道固然无可厚非，但身体力行更加可贵。中共党国已是亢龙有悔、国势日蹙、天命已殆、来日不多。我们对未来应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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