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史料*
毕汝谐
按：1970年深秋，我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完成*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
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
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文章罗列许多中外先贤的光辉业绩，令我这个少年人如遭雷击！
当晚，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神圣的誓言：年近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让青春放出光辉”中有句话“年轻人应当早日成器”；后来，这句话在“九级浪”中衍化为“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1970年深秋，我年至弱冠，正值九一三之前文革最黑暗的阶段；青春虚掷，一事无成；抚今忆昔，我不禁像登临浔阳楼的宋江那样，流下两行英雄泪！
宋江提反诗，毕汝谐写“九级浪”——异曲同工！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
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
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
定了十七
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
要特征，
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判断完
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
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
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
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亦不知也。
法国作家萨冈19岁写“你好，哀愁”，一生混乱、疯狂；终年69岁。
毕汝谐20岁写“九级浪”（和萨冈一样，我也喜欢写短句子）；而今67岁，依然以“让青春放出光辉”为座右铭，犹思奋蹄狂奔，不辞天涯万里行！
*“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史料*
九级浪
毕汝谐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她的生身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声色俱厉地对司马丽的母亲下命令：
“你听明白！我只要儿子，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就生个男孩来！”
司马丽的母亲五十左右，是个温厚、顺从的厨娘，她一向听任这位政界名人的随意摆布。在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京，傅作义部伪军败局已定，插翅也无法飞逃。城内百万劳动人民，焦切地兴奋地盼望着解放。但是，
这座森严豪华的公馆里，沉闷的气氛和冷酷的秩序仍然如故。厨娘虽然怀着明显的身孕，还是努力地弯身鞠躬，瓮声瓮气地呻吟着：“哎哟。老爷。是,是。”
司马老爷年近花甲，却还像青年男子那样活力勃勃。他眯细眼睛，看着厨娘吃力的样子，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男孩，你们母子一道留下，
是女的，你们全都滚开。”他认为无需多费唇舌了。
司马丽是女孩。刚刚分娩完毕的厨娘，紧搂着投胎不遇的婴儿，昏厥过去。
北京和平解放了。世道变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司马丽母子到底没有被驱逐，就在这庞大的家族里，过着物质优裕的生活。
＊ ＊ ＊
这段故事，是我最近从农村回家，听一位姓苟的老太太说的。她讲得很简单，不过按我的想象，一定是这么回事。
苟老太太和司马丽的母亲，都是从年青时候起就在司马公馆里作佣人。几十年的仆役生活，使她形成了整套的和正常人格格不入的奴才哲学。如今，她在我的邻居家里
当保姆，每天晚饭后都过来，向我以耻为荣地大谈其在公馆里的见闻。夸奖司马老爷身强体健，精力过人。她口没遮拦地提到很多肮脏的情节，热心地介绍着生理卫生方面的
常识。
“一天，司马老爷半夜摸进我的下房，握着一串首饰，是准备送给我的……”，这天晚上，苟老太太在聊天时很有点得意地说。
我慌忙打断她：“您停一停！讲别的好不好？”
于是，苟老太太讲了上面的事。她出去了。
司马丽现和我在一处插队，她最近写来的一封信就在我手边。我拆开来，看到那熟悉的蝇头小字。她先介绍了队里目前秋收的情况，然后写道：“勇人最近护秋
很忙，嘱咐我向你问好。他的姐姐勇珍，最近参加巡回医疗队，在咱们村给老乡的孩子看病，我和她住在一条炕上
，交流着思想上的收获。她说自从下乡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劳动给生命注入了新的热情。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我也变了。大家说我变得和从前判
然两样，再没有那些无病呻吟和无聊的苦闷了。我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中去。’思想改造是会有反复的，但这个方向决不能改变……”
我赞成她的话。
这封信快结束时，她说：“我是在午休时间给你写信的，房东家养着好几条狗，有雄的也有雌的。现在它们都躺在房檐下休息，吐着扁薄的
很臭的舌头。咱们从前简直和猪狗一样……”
这样的评价合适吗？我不以为然地摇头。
回忆往事，许多情形又历历重现。
一
我的母校是一所很古怪的中学。它的前身是小学校，后来经过改编成了初级中学。那些小学的老师们，原封不动地给中学生讲课。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许多糟朽的旧
知识分子，前清时教过私塾的老东西，张勋手下的文职人员，都在这里滥竽充数。一个中年体育教员自称是
解放初期全国马拉松长跑第三名，这是否真实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走路都吃力的跛子。
学生的情况也很糟。考不取其它学校的坏学生，辍学几年后功课跟不上的病人，东山再起的社会青年，打算回头的浪子，许多都塞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一般都很土气，没什么求学的欲望。在一个班的同学中，年龄相差往往很大。附近的居民把这里出入的学生看作流氓，不敢在街上晒晾衣物，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
后来，教育局下来了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担任校长。他很有些魄力，接手后先令几位吃闲饭的老资格的教员退职，又大刀阔斧地开除掉十多名害群之马，不管他们的家长怎样
苦苦哀求。歪风邪气受到初步打击后，他亲自定下作息制度，让男女学生分班上课，减少接触。然后收进大批学习不错的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新校长崇拜凯洛夫的教育学，对于凯洛夫“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身体力行。他喜欢训人，很会运用京津地区的俏皮话，威
风凛凛地骂得大家抬不起头。在新校长的努力下，学校确确实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潜存着深刻的然而不易发现的危机。这是运动以前的情形。
几年前的夏天，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阶段。校长的威风自然完全扫地。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大家都不算是学生了，按照各人的自身逻辑发
展着，变化着。只有我和勇人还在学校宿舍里住。
勇人是烈士子弟，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一直在学校住宿。勇人的功课很好，原先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有一次他看长篇评书《武松》入了迷，当班主任从
他身边走过时，他仿照武松的办法伸出一条腿，把老师绊倒。从此班主任暗恨着他，耐心地等着整他的机会。勇人很精明，马上急不择路地转到我们学校
来。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勇人一表人才。他的身段相当结实，永远给人以坚韧向前的感觉。五官的组合虽然有些犷野但毫不粗俗。他的行动沉着，敏捷。有时脱口说出一些经过深思的断语。
我看到勇人，不知怎的，总要联想到小乔初嫁时的周瑜，都有那种儒将风度。在课堂上，他经常提一些尖锐的
问题，将老师难倒。勇人读过的书不算太多，可是有一定的理解程度。看过马卡连柯的全集后，他针对新校长写了篇作文，题目用的是马
卡连柯的话：“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语文老师没批改，把它交给了校长。据说校长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运动以后，勇人仍住在学校。我为陪他，也搬进这间比较狭小的宿舍，架设了双层床。这间屋子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下面是一条相当宽阔但是不行汽车的通街。
勇人走上邪路了。他很忙，常常出去干打砸抢，也往宿舍带回一些果实。他有一群搭档。每次出去，勇人出力最大，而取的东西最少，那
批人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带回几件皮衣服，简单地对我说：“你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咱们到委托商店去……”见我犹豫，他挥了下手：“算了！
我另去找……”过了几天，他买了些小摆设，把房间布置起来。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从不解释它们的来路，也不叮嘱我要封住嘴。
有时候，勇人一连几天不出去。我们对坐着看书，谁也不扰谁。看到某些精辟的地方，他读出声来：“苏沃洛夫元帅讲过这样的军事名（以下手稿缺9、10两页）
言：‘大胆和谨慎是骑着一匹马走的’。大胆和谨慎，真好！真好。”
勇人有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锁和门锁，研究不用钥匙的开锁方法。他常常津津有味地玩弄一把锁，几个小时不放手。并且给
我讲解：“这是撞锁，安装在门上很牢靠。不过拿写字用的化学板，从门缝里挤进去，也能打开。注意，需用软的弯度大的化学板！”他目光炯炯，让我觉得，普天下所有的
深门重锁都挡不住勇人的去路。
我不参与勇人干的事，我们分道扬镳。
每天我按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时间。我起得很早，先在没人的操场上跑几个来回，再吊在摇摇欲坠的单杠上，运动一阵。早饭后即开始
读书。先自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用大量的时间看文学作品。也看营养学的书，按上面的表格计算自己卡路里的盈亏。如果出现入不敷
出的现象，第二天一定要补足。读书久了，就凭窗远眺，休息眼睛。
街的那一边是一大片居民区。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居民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这么几个：金锁，铁锁，或是桂英，桂兰……除了少数熟人，谁也不知道他们。
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在院子里和街上乘凉。一家人（偶尔杂有几个外人）漫谈着油盐酱醋的琐事，斤斤计较着每一分钱的收入与开支。家
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有时为了芝麻大的事情彼此翻脸。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了贪凉，就可以赤裸上身站在院里。从前新校长到来之
前，这里的居民对我校的校风感到畏惧，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天资愚蠢的儿女送到这里上学。父亲或祖父，只喜欢用拳头教育孩子，而母亲
或祖母则护犊子。教给他们世代相传的占小便宜（手稿缺第10页至此）的伎俩。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人中间大有市场。他们精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用北京土话进行目光短浅的评论。这种方言，也许其中的个别语汇还算生动，表现力也强，但是
整句整段却着实使人厌恶。……这些就是活动在社会上的小市民。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
在读书之余，我也练习写小说。因为生活面不宽，我只能从童年的往事、亲人们的关怀中，挖掘写作的题材。我写的短篇小说的故事都较简单，也没有鲜明直立
的性格，意思不大。古人云：好文掷地作金石声。我自问写不出好文章，写完后往往把它们随地一丢，也不指望听到什么音响，但是，我坚持天天练笔。
写作给人的乐趣是无穷的。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叠纸，便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自己。让手中的笔自由地跨越时间和空间，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辽阔的可以随意行走的世界里。
我给自己制定了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据说，康德从小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的邻人都以他的行动核对钟表。所以康德到晚年还有精力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他的寿命很长。
然而，每当我放下书和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缺少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有些空虚……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注意到：有个脸色苍白、身材单薄的女同学，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她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着不同凡俗。她总是独
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每次我都目送她远去。如果连续几天没见到她，心里就暗暗感到惋惜。
我明白了。在感情上，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黄金一样的冀求。因为，今年十七岁了。
勇人有时也讲一点这方面的事。他说社会上新近出现一股不正的风气：男女同学在大街上便可以平白相识。不需要正当的机会和介绍人，仅仅由于男女间天然的好感，邂逅
相遇的人就可以胡乱地结成好友。他们自报着假的姓名，信口开河。开始，只有一些干部子弟这么做，后来这办法像疫病一样扩散开来，人们群起效尤，弄得一塌糊涂。勇
人称这是“说谎的情侣”，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勇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和他们见面”，他说了几个人名，“到他们家里是等不到的，必须到西单去找。他们天天在商场里逛，风雨无阻……”
我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只能勤奋地更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按部就班地提高自己浅陋的学识。我想，爱情之花，只可能为成熟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开放。
日子一天天流去。我在这溪水般的平静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二
七月的一天早上。勇人唤着我：“陆子”，这是我的名字。“今天咱们到我姐姐家去，冯明从哈尔滨回来了。”
冯明是他的姐夫。他和勇珍原来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来不知怎的，勇珍在儿童医院工作，他却分配到了东北。因此，每年的探亲假，
对于他们像节日一样。我和他们挺熟的。
我翻身下床，“真的？”
勇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我和老伍约好早上见面，咱们一起去。”老伍是一个青年扒手，他的名字十分响亮：伍行浩。有一次勇人在
商店里买东西，忽然觉得身后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勇人当机立断地扭住这只偷东西的手，回头看准手的主人。他不动声色地掐他
，拧他，那人不敢叫喊。这样坚持了十分钟，勇人才松开来。弄清了这个人的姓名住址，没有把他送往专政机关，而是私下了结。从此，勇人（以下手稿缺15至24共10
页）经常向这扒手要钱。
我推辞道：“我去没用，我不懂呀！”
“没干过自然不懂。你跟着我，这很容易。”勇人坚持说。
他们约在沙滩电车站。伍行浩很瘦，看的出，因为整天提心吊胆，吃再好的营养品也没法吸收。他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衫，肩部塌着，显得很不合身。手臂上有了涂着碘酒的
肿包。他主动迎上来，亲热地招呼我们。
勇人走近他，低声吩咐着什么，有些隐语我听不懂。
老伍拍着扁平的胸膛：“没说的！哥们蹬车请客！”嘴上虽然爽快，却迟迟不肯上电车。他还有道理：现在太早，电车上全是上班的工人
，他们身上没钱，只有月票和内部食堂的饭票。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勇人不耐烦了。这时，一辆从动物园开来的3路无轨电车进站，他踢着老伍的脚后跟，命令他从中门上去。
“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老伍不满地说了句歇后语。
这辆车上的乘客很多。上车后我突突的心跳着，好像要干坏事的不是老伍，而是我。我忘了监视老伍，只顾自己往角落里躲。
勇人很老练，他像和老伍不认识似的，隔着几个乘客，严密盯视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脸上精神如常。而伍行浩整整衣衫，摆出一幅老手
的样子，两只贼亮的眼睛开始查看环境。
我觉得无聊，真后悔不该做这种诡行。上下车的人们挤着我，好几次踩了别人的脚。那些挨踩的人大喊大叫，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也许，
也许老伍正是利用这种机会下手吧，管他呢，我低下头去，默默温习昨天读过的书。
电车在灯市口停得较久。上来了七、八个女中学生。这批人穿得花花绿绿，神态都很轻佻，这附近有一个全市最不成体统的女校，许多学
生简直是秽根，专门在社会上传播淫乱的毒素，这几位肯定是刚从那里出来的。
她们在车上闹得很凶，互相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用力踩地板。我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个被勇人的英武的仪表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做
出茶花女赴晚宴的姿式，往这边飞过些多情的顾盼。勇人没看见，或是装作没看见，一心一意地盯住老伍。另有个麻脸女学生，好奇地望着伍行浩那身漂亮的衣服。
我不想看见这些俗不可耐的女学生，就使劲往前挤。老伍却蹭了过来，径直向她们靠拢，很快，他和那个麻脸女学生搭讪上了。
“3路电车的总站是北京站。”伍行浩主动地代替售票员回答问题，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勇人也挤进去，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我仍然往前挤，木然地呆住了。那个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的脸色苍白的女同学，正坐在迎面的单人座位上，她仿佛是在无人之境，头微微
垂着，衣着还是那么朴素。整个形象凛然而又清高。外界的嘈杂的声浪，对她不起作用。
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没法控制自己，完全忘了为什么乘这辆电车。我生气地推开一个遮拦光线的老人，隔着大约五尺的距离，痴迷地看
着她，脑子里甚至掠过一个想法：毛遂自荐地上前说话……不行，不敢。
她的目光专注而朦胧。如果扬起来看看我，该有多好。我借着对面一副反光的墨镜照了照脸孔，认为自己并不难看。在她手里捏着一支炭
铅笔，我自惭形秽。我居然和伍行浩这样的垃圾打交道，等着来历肮脏的金钱玷污自己的心灵。我不禁面红耳赤了，有好几次，简直想喊
出来，当众揭发老伍，告诉乘客，他们中间混有一个名字叫伍行浩的坏人……
我正在想入非非，勇人在后面通知我下车，我只好怀着深情向她投了最后一瞥。
这一站是东单。我们三人站在开阔的十字路口上。
“你们忙什么？”老伍不太高兴，“我还没办好……”
勇人骂了他几句，拎着他穿过闹闹嚷嚷的菜市场，我们进入一条僻静的胡同。老伍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浅色的女式钱包，里面除了
一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单以外，什么也没有。病人的姓名是司马丽，年龄栏里填着十七岁。司马是中国古朴的姓，而马丽是最
常见的欧名，它们联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钱呢？叶子呢？”勇人气愤地用明语和暗语同时问。
老伍一脸苦相：“靠窗户有个拿铅笔的姐们，像木头人，我辛辛苦苦地抠出来，哪知是空包……”
我气坏了。
勇人不信任地盯住他，突然挥右拳很有力量地在他腮上一击。老伍像稻草人似地应声倒下。他双腿并住，双手捂在头侧，胸口朝下，这样
一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护住了。有经验的扒手在挨打时，都是这种姿式。
我真恨他，可是望着他那形销骨立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
勇人把老伍架起来，按在电线杆上，再用一条腿贴住他的肚子，一字一板地说：“晚上七点，咱们在东单还见，如果你递不出来……”他
做了一个摆拳动作，把后面的话省略了。
伍行浩滚了。我和勇人另外乘车到冯明家去，他给我讲，大扒手都是又滑又油，他们有很高明的藏钱方法，你根本搜不出来。只有狠狠打
，才能打出钱来。老伍是没有后台的扒手，打他无妨。
我不太专心地听着。街上有许多无轨电车，一辆、两辆，我觉得每辆都坐着司马丽。
冯明家是个三间房子的小小独院。勇珍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稍有些胖，待人非常和气，即使不穿白衣服也像儿科大夫，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勇珍引我们进屋。最宽敞明亮的那间，业已布置成了绘画的创作室，型号不同的油画笔，杂错地放在调色板上，桌子上还远近不同地放着
几个供素描用的模型、石像、和一个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东墙上挂着几帧风格迥异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夏娃与蛇》、《杜
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在对面墙上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熏人的油脂香味儿，我连着打几个喷嚏，冯明从里面走出来，笑着解释说：“我刚刚回来，就教一个小姑娘学画，辞不掉的，我们是世交。”
冯明是浙江人，眉目清秀，他身材适中，经过多年体操训练的肢体很是匀称。十分文气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低得等于没有的眼镜，目光
非常深沉，和这样的人即使只见一面，印象也不会淡薄。如果交往得久了，你会发现他极为精明、干练。这样的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别人的生活。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勇珍拿出厚厚的一叠，冯明说的那个人的画稿。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绝大部分是铅笔的静物素描：各种蔬菜和食品，停着不动的汽车，放在岸上的船只，另外还有许多表情呆板的美男
子：从希腊神话的阿波罗到苏联电影的海军少尉巴宁，应有尽有。看得出，这个人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所有笔触都挺熟练。但是这些画都不太传神，而这是致命的缺点。
勇人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啧啧称赞着。
勇珍批评弟弟：“她比你用功得多。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
“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勇珍把画稿下边的蝇头大小的署名，指给我们看，刚才竟然没有发现。
我和勇人面面相觑。我强作镇静，随手翻看一本小说，什么也没看明白。
勇珍讲着她们医院里的一件新闻，说有一个女孩患白血病住院，她的哥哥是个刑满释放分子，在病房里陪住，不少流里流气的人常来探看。病房里丢过几次东西……
我们都心不在焉地听着。只有冯明问长问短。
天色暗下来，勇珍出去收衣服。不一会儿，院里传来对话的声音：
“……我在北京站下车以后，钱包找不着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糟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勇珍着急地问。
“给我妈妈买去广州的火车票钱，我的病单，零零碎碎的……”
我望着窗外的司马丽。她相当高，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脸色有病似的，比较苍白。眼睛里流注着朦胧的神采，似乎总在隐隐的闪着泪光。她很美——阴郁类型的美丽。
我扫了勇人一眼。他满脸怒气，今晚，伍行浩一定会像鼓一样被捶打一顿。
夏晚的暮气充满了这间画室。司马丽走了进来，向冯明点点头，伸手到门边去开灯。
灯还没有打开，我却觉得屋子里已经亮了一些。（原稿缺第15————24页至此）
三
晚饭后，勇珍陪司马丽去看病，勇人也匆匆地走了，伍行浩在等他。剩下我和冯明收拾碗筷，吃饭时冯明喝了许多葡萄酒和啤酒，现在多少有一点醉意。他像是无心地说：
“你今天有些反常哩。”
我有点心跳，想掩饰：“没什么啊。”
冯明眼神锋利地看着我，更直接地说：“你别瞒我，陆子。你的眼睛比平时明亮得多。”他把洗好的碗筷放进食厨，“你一定很激动。你
别瞒我。”沉默了一会儿，用回首往事的口气说：“当年我也是这样。你跟我来。”
我随他进了内室。里边布置得挺典雅，一望而知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夫妇的双人床，一张写字枱，两把椅子。旁边有张婴儿的小床，他们不足岁的男孩小亮亮，衔
着指头睡着，臂膀上有一块暗青色的胎记露在外边。
“他睡得真香。无忧无虑。”冯明亲切地说，轻轻地把毛巾被给他盖上。然后注视着墙上他们的结婚合影，不说话。相片上的冯明不戴眼镜，相当精神。而勇珍显得有点相形
见拙。
冯明失神地看了一会儿。“有这样一支歌”，他用宏亮的中音唱起来，也不怕惊动小亮亮：“有个春天的早晨天刚刚发亮，一位民警中尉巡逻在街上……”
虽然由于饮了酒，他唱的音色不及从前那么优美，但是咬字还很清楚。这位年青的民警中尉，遇到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姑娘。从此，中
尉常常在出事地点徘徊。然而时过境迁，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
“许多深奥的道理你还不懂。”冯明唱完这支叙事歌曲以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你还小，也许会嘲笑这个民警中尉自作多情。不是
啊。美好的事物无论多么有限，也是珍贵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里的主人公，他一生的价值就在那五天五夜……”
“咦。”我奇怪他提到那个只尚空想的小人物。
“你是不会懂的。我给你讲一讲，我和勇人姐姐的故事。”冯明有些低沉地说，“熟悉我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陆子，你是比较聪明的。”他征询我的意思。
“不太相称。”我照实说。
冯明闭了一下深沉的眼睛。“勇珍当然是很好的同志。然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是事实。我们在大学里恋爱的经过，就像小说里写得似的，有很强的戏剧性。
“我从小在杭州上学。我父亲是搞艺术的，年青时和司马丽的父亲在巴黎一道留学。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可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我刚进大学时，以为人生的道路
也像西湖的白堤和苏堤那样笔直。我把学艺术的那种创造性的热情，用在枯燥的医学讲义上，所以我学得比其他同学好。——真的，我总有一种奇想：如果把阿巴公、葛
朗台对金钱狂烈的热情，转用在别的事情上，也许能产生无数奇迹呢。”他不愿使我分心，又返了回来：“那时候，系里几个教授都对我很好，怂恿我在课余写些随笔，
投到医科杂志上去。我没听。我觉得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哦，我还没说到正题。学院里有很多很好的女同学，在感情上我也完全自由。入学后我一直顺利。谁知，我自己
弄出了问题。有一年的三八节，我给勇珍写了一封简短的贺信。当时的想法很单纯：班上只有她一人是革命烈士子女，我希望她能在节日里感到集体的温暖。这挺像少先队员
的想法，是不是？
“咳。谁想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勇珍的妈妈那时候还活着，跑到学校来告了我一状。她说自己的独生女儿必须成为专家，旁人不应来干扰。云云。于是我在班里受到了批评。
几位威信很高的同学都提醒我要注意一些。我委屈地从办公室里出来，发现勇珍一直在外面等我。
“‘你别生气。’她歉然地道，‘我妈妈真不像话。不过，她是病人。’
“是的。她妈妈的身体非常不好，而且有一种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的特点是：常常认为有人害他，有突如其来的冲动。有时候，动作离奇使人无法理解……”
我并不想学医。连声催促他往下讲。
“我压制着不满的情绪，说：‘我没有生气。’就讲起了最近的一次小考试。勇珍学得很用功，可是理解能力不活，因此成绩虽然优秀，可是独立工作能力差。
对医生来说，不在于读书而在救治病人。我很佩服她的刻苦精神，能够整夜开车牺牲假日去啃课本。以后，我们时常往来，在校园里正大光明地一起温书。
天长日久，真的产生了感情。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和你今天一样，又羞怯，又激动。呃，和你今天完全一样。”
我慌乱地避开他闪灼的目光。
冯明友善地笑笑。“不用说，勇珍的妈妈勃然大怒。有一天我送勇珍回家，到楼下准备返回去，勇珍不肯。我勉强上去了。老岳母看到我，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
便吩咐勇人把走廊和屋子里的所有灯都打开，好像这样才能看清我的一举一动，不致被偷走东西。
“‘我早想到了，你一定会纠缠不清。’她的开场白很不客气。勇珍走过去搂住母亲，劝阻着。我轻轻搓着手，眼睛发直地看着她，不知该怎样应付眼前的局面。
“老岳母恨恨地说了许多话。不厌其详地质问我的年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最后，口气高傲地说：‘冯同学！以后不准再到我家里来！再来，我要报‘00’匪警……’
“我不是任人辱骂的牲畜。年青人的火气一下被激起来：‘我并不想登你家的门。我是送同学来的，也可以让同学和我一道走！’看到勇珍，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增长。
‘勇珍，咱们走！’
“勇珍热泪涟涟地和我往外走。老岳母面如土色，跪下去，用膝盖向前移动：‘珍珍！你不要跟他去，你要上当的……’她老泪纵横。勇人吓得大哭。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她们母子俩的哭声。这是一个悲剧。精神分裂症的悲剧。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这件事闹大了。勇珍的妈妈到院党委那里去吵，找丈夫生前的战友帮忙。我没有心思读书了，一天被领导同志召去几趟。
“然而勇珍非常坚定。我们在这种大风大浪里培植爱情。我们一块儿读鲁迅先生的《伤逝》，记住其中的话：‘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勇珍甚至准备
改变专业，转学到师大去。那样即使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关系也不怕。在当时，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做些分析，就会发现彼此间并不太合适。如果退
而保持一般同学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但是，我们沉溺在感情用事的热恋中。这样拖了几年。毕业前夕，勇珍的妈妈使出了杀手锏，她写信警告我和勇珍分手，否则
分配问题会受到影响。信是从安定医院的病房发出的，她病得很危险。老实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至死不愿意为我们祝福。也许是因为精神分裂症吧。
可怜的老岳母。
“我们写毕业论文最紧张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气绝了。”冯明站起身，从外屋取来玻璃杯和酒，喝了一杯。
“我很快遭了报应。虽然和勇珍结了婚，还是被分配到哈市。不公平呵。更可怕的是，老岳母去世后，我们的感情开始走下坡路。它本来也是同老岳母抗衡才产生的。
我们一年只有二十天在一起，却还要争执过去的事情。在个人生活上，我，我不幸福。”他双手按着细长的酒瓶，下了喝干它的决心。可能，他觉得自己说得
多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讲故事，但是中心线路改变了：“我虽然是小亮亮的父亲，平时想看看他都不可能。两地生活……”他蹒跚地走近小床，俯下身去，看不够似的。
“他在笑呢。他才十个月，正站在人生的起点上，正应该笑呢。”
他的话里有一种深重的哀愁。我说：“从前我怎么没看出你的痛苦……”
“因为十七岁的人到底不太懂事啊。到二十岁，你就会老练得多。许多年后，你会变得很有经验，阅历很丰富。然而绚丽的青春过去了……”
他没精打采地道：“咱们来看看一幅画，《九级浪》。”
冯明揭开桌上一块闪闪发亮的缎子。下面是一幅精心嵌在框子里的油画。——海面上波涛汹涌。吞噬生命的恶浪，一个紧接着一个奔腾而来，沸腾的海面把浪推向空中。暮霭
中，被摔碎的浪花，幻成多种色彩。画面中部，在一个巨浪的底端，几名还没丧命的溺水者，死死抱住沉船的桅杆，水上漂着绳梯，下端已经没进了可怕的渊薮一样的海
底……一个人手举小旗，发出祈求生命的呼喊。
我联想到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幸的人。
“为什么，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我深为同情地问。
“父母年纪太大啊。从医学角度说，两代人差距这么大不好。”冯明好像有些后悔言语失禁，他摆摆手：“你到外屋那个床，去睡吧。”他把剩下的残酒，分作
几次倒进肚里...他醉了。
我好像也醉了。一整天的丰富印象兴奋着我，无法静心。
桌上放着一盒火柴。我拿到手里，关上灯。在黑暗中擦着一根。我好像看见司马丽还坐在饭桌边，坐在电车的单人位置上。
安徒生写过尽人皆知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个可怜的女孩擦着火柴，看到了温暖的壁炉，会走的烤鹅，死去的祖母。千真万确，对于
长于幻想的人来说，一根火柴的光亮，就能给他展现出完美的理想境界。
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
“你抽烟么？打火机在我这儿。”冯明醉意沉浓地说。
我不答话。走出屋子。固守书斋的生活被打破了，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全新的天地。
四
我和司马丽渐渐熟了，她不是容易接近的人。上学时，一直独来独往，在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也不理睬同学，只有一两个不太知心的女
朋友。同班同学都把她看成陌生人，每次期末评比，谁也说不出她的优点和缺点。班里组织的文体活动，也从不把她计算在内。
司马丽就这样孤单地生活。读书，绘画和治病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她手不停挥地练习素描，如果晚上不用热毛巾烫手腕，夜里就会痛得睡不着觉。读书，治病，学画，
学画……
我问她最尊崇的画家是谁，司马丽简单地答是伦勃朗。主要是敬佩他用在艺术上的罕见的苦功。我有些迎合地称赞伦勃朗确实是有数的大
画家，他生长在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他的作品体现了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我说了很多。
局面一下打开了。司马丽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你也看过不少书啊。”她的目光是这个意思。
她讲起伦勃朗的生平。这位大画家长年住在贫民区，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的女仆为他负担了家庭的所有事情；而伦勃朗一心创作……
如果我聪明一些，就能听出这个故事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而我当时傻头傻脑的，只是发现艺术是打开她心灵的钥匙。
从此，我们经常在一起检阅彼此的书本知识。我们推测几十年后，到了2001年，历史潮流将把世界冲击成什么样子，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将产生怎样的变革。
我们无休止地谈着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司马丽认为贝多芬虽死犹生。九部交响曲等于九个辉煌的世界，将百世流芳……也有好几次，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正确，据
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司马丽很有几分学究气，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不好说清楚的分歧。而且，她对现代时事和我们中国，
懂得太少了。
“我不想懂。”她坦率地承认，“我去看电影总得买三张票，我不愿意两旁有人。”
我很奇怪。
司马丽每天坚持作静物写生，临摹前辈大师的作品。可是技术总在一般水平，没有明显的突进。她为此很苦恼，搁笔休息了几天。这段时间，
我们天天在一起。那间小小的宿舍，有了第一位客人。司马丽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说：“我看病常常从这里经过。”她不知，在楼上有我这样一个守望者，牵记着心肠。
她看了我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些手稿十分潦草，比起她一笔不苟的画稿差得太远。司马丽看完后半天不语，最后说：“这能算是艺术吗
？”想了想，“你的文笔不是太笨。有几个小地方相当生动，像自行车撞上篮球架那一节，有声有色。但这不是艺术。我喜欢看才气横溢
的文章，你写的这些，”她斟酌着，“水平不高。”
她问：“你为什么不写诗呢？掌握不住韵脚？”
我不太愉快。“不是。韵脚问题不大。况且我开始可以用‘光，强，香，洋’来押韵。主要是我没有激情，没有写诗的沸腾的感情。”
“还是灵感不够啊。”她批评说。“灵感，应当是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能像普通的星星，总是不明不暗地眨眼睛……”她明示我，写作不
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成功。“巴尔扎克成名前，写了成千上万张稿纸，被出版商看成废品。拿给家里人看，也被骂得一无是处。但是他坚
持写下去……‘灵感是不喜欢拜访懒惰者的客人’（柴科夫斯基）。”
我强调要分秒必争：“‘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我们都知道对方话的出处，不禁相视微笑。
“你呢？”我问。
“我画不好。”她有点沮丧地说，“我喜欢列宾，更喜欢列维丹，喜欢列维丹的风景画，他笔下空旷、辽阔的大自然。世界真大啊，你怎么走也不会碰壁。不过，
我不喜欢苏里柯夫。他在《禁卫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里，为了制造气氛，把眼睛画得那么大……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可是不能算美丽的人的眼睛。”
然而，我喜欢苏里柯夫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对列维丹表现的不可冥知的意境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
这一天，我和司马丽离开这间陋室，走出校门。我们都喜欢团中央外面那个甬道一样的街头公园。它的北端有个油饰一新的交通警亭，两
旁是低矮的疏疏落落的松墙，与世隔绝似的。天气开始凉了。我们白天各自读书，绘画，晚上就在这里见面。这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
部分，一天也不间断。古往今来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我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抽象，从不涉及切身的实际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餐光饮露的仙人。
“你知道《九级浪》吗？”有一天司马丽说。她遥望着晴朗的星空，问我，也像是问那弯弯的上弦月。
“在冯明家里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司马丽仿佛对自己说话一样，“《九级浪》是俄国伟大的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我每次看到它，就想到‘学海无边苦作舟’这句话。
刻苦，刻苦，我还不够刻苦……”
我敬重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便说：“我也喜欢。有个英国电影《冰海沉船》”，我约略地讲了故事梗概，“……后来船完全沉了，全体
船员和男人都葬身鱼腹，而老弱和妇女乘着唯一的舢板脱离了险境……”
司马丽悲观地问：“后来呢？”
“电影的最后是：教堂的丧钟齐鸣，难属们身着丧服一排排地跪倒，追悼海里的亡魂……”
初秋的夜晚，给这个故事平添了一种阴冷的意味。
“海……”她若有所思地说。
从前在北戴河和青岛，我只在涨潮时候去看海。横无际涯的海面上，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浪涛，势不可当地扑来。我虽然退避在安全地带，却也梦想着成为弄潮的
好手。在我看来海象征着崇高，也就是美。而司马丽，她只喜欢看退潮时的海景：风息浪静，海潮无力爬上平缓的沙滩。她说海象征着安宁，也就是美。
我暗想：假如我们一道观海，那海景将是多么壮观。海洋会为我们揭示出静和动的奥秘，它们互相寄寓，又互相衬托。这就是海洋，也是我们的友谊……
海……
我在感情上的空白部分已经消失，被看不到的海溢满了。
司马丽患的是阵发性心脏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心跳，气喘。这时，她无论做着什么都得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额上，另一只手扶着胸口，闭上眼睛。每当疲劳的时候，她也
是这样。
我真心同情她。在谈话时也注意到尽量顺从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争辩。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冯明家里吵了起来，各不相让。
关于艺术——
“艺术应当能唤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谁也不懂的东西算成艺术，是唯心主义。”我说。
“艺术就是艺术。它与我们无关地存在着。因为人们不懂就否认它，是唯心主义。”她说。
冯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马丽。但我觉得，他似乎同时看着我们（他的探亲假早过了，却呆在北京不走）。这时，他清了清喉咙
，折衷地讲了些隔靴搔痒的话，我们都不高兴。
走出冯明家，我们破例在白天来到这个小公园。她问了一句：“你知道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吗？”
我不知道。司马丽似有揶揄地说：“难怪了，你专读古典作品不好。从荷马史诗到现在两千年了，小说的技法有多大的改变呢？绘画也是这样。固步自封。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动这种艺术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义从哲学上肯定了这种革新。我现在很困惑：老这么做技术练习，将来能有成绩吗？”
“你，太不实际了。”我委婉地说。
她低声说：“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国。我不想过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笔下的家一样充满着勾心斗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况我一定短寿。先天性的悲剧
。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所以，阿谀奉承不能使我发笑，流言蜚语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来就不会哭也
不会笑。贝多芬的第五部——《命运交响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希望！我觉得真正懂得贝多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
我接道：“罗曼·罗兰。”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
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
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这天晚上我回去的特别迟。推开宿舍门，勇人正在灯下练习拳击动作。他把灯泡想象成一个发光的拳头，正绕着它一次次地闪躲。
我忽然发现这些日子简直把他忘了。只觉得他好像出去得更早，回来的更迟了。
我往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发呆，勇人停止练习，他的第一句话就有火药味：
“你到哪儿去了？”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他并不看我。
我疏忽了。以前应该处处防范他才对。“几个小时。”
勇人的头撞了电灯一下。“你别干坏事……”
“我很正派……”我断断续续但十分坦然地说：“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勇人抑郁地斜睨着我。“我们是在姐姐家一块认识司马丽的。我们都应该对她好。道德……”
这些都像一场弓张弩拔的大战的序幕。在我心里，初恋（仅仅是单恋也未可知）的强烈感受压过了多年的友谊。我第一次怀着戒心回想勇
人的一举一动，他接近的人，平常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得好好去读《资治通鉴》，着手为彻底决裂作些准备……
这一夜我作了许多梦。而司马丽和勇人，在不同的梦里担任主角。
过了几天，司马丽很兴奋地来到我们宿舍，口若悬河地讲她昨夜看到一颗流星，于是追随着天上的闪光去思索。她后悔自己埋头点、线、
形的练习，没有用存在主义指导绘画，没有用画笔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自我精神。真是糊涂。她估计自己的绘画将出现转折点，这不能不归功于流星……
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铅笔，让我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我画肖像。
我无法理解司马丽多变的情绪。况且她的话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为了不使她扫兴，我一动不动地给她当模特儿。她就像大画家似的，先从各个方向
打量我，然后在纸上做着勾描。
我用凝聚的目光注视着她。我也在给她画肖像，是绘在我心里。
司马丽画着，同时谈论着：“你的形象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善良。人们都愿意对善良人讲心里话。这于你写小说十分有利。最善于鉴别
男性美的是画家。其次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男人，”她不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指同性恋者。“第三是女性。我希望每天给你作一幅肖像，几十年不间断。”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司马丽异样地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朦胧的了。
她戒备地抬起手，很聪明地暗示我：“拉斐尔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在雅典学院门口辩论的情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支持柏拉图……”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我也是……”
司马丽用更强的充满热浪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
晚上，我失眠了。爱情应该是圣洁的。我为难地犹豫着：要不要把伍行浩的那件丑事告诉她……
终于，在那个深秋的月夜，那个结束我们友谊的月夜里，我不再谈那些海市蜃楼，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她：那天她遗失钱包的时候，我也在同一辆电车上……
“是吗？”司马丽没听完就咯咯地笑起来，“我早就这样想过！”
这笑声使我心惊胆战。
“我早就想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在我身旁，你应该在！”她热情洋溢地说。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鼓足勇气，讲出了真相。但是只字没提到勇人，只说是我一个人不好。那个伍行浩是混蛋……
司马丽仰在椅背上。很奇怪，她的笑容并没有马上消失，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每次劳累和每次病痛发作时那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声音细若游丝。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渗出，沿着光洁的面颊滑落下来。
她又在这句话里添上一个字。
“原来你是这样的坏人啊。”她的嗓音变了，几乎同男人一般粗嘎。
月光下，晶莹的眼泪流到她那还漾着笑意的唇角上，不动了，停住不动了。
五
正像花蕾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一样，我们的感情还远没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就突然夭折了。
原来，某些秘密人们应该永远埋在肚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一丝一毫。我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但是迟了。
我和司马丽连续十多个晚上没有见面。我反复考虑后，在一个初冬的阴沉沉的下午，到儿童医院去找勇珍。希望她能帮助我们重归于好，
也许我们的友谊就像青草那样还会再生。
病房的值班室里，勇珍正在翻看患者的病历，手里握着粗粗的红蓝铅笔。
“勇姐姐。”我还沿用小时候的称呼。
她挺高兴，照例说了句：“比上次见你又高了一点儿。”然后让我坐椅子，自己站着说话。
我想着怎样把事情讲出来。最难办的是伍行浩那一节，这种坏人坏事说不出口。
“我弟弟说你在写小说。我听了甚至非常感动。”她先开口。“像你们这样大的中学生，还有很多幻想和好奇心，我很羡慕。”
勇珍的两手草草地翻着病历，漫不经心地看看有什么新的记录。“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写呢？”
我搁笔好长时间了。自从司马丽说这不是艺术以后。我决定苦读一阵，水平提高后再写。
我想了一下：“文学创作好像是下意识的精神劳动。我拿起笔，每一次都觉得是在做文字游戏。让一个个字把空白格子填满，凑够一定行
数，就是一篇文章。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弄不清楚。”
勇珍勉强地点点头。“现代中国小说好的不多。高尔基有句名言你当然知道：‘文学是人学’。人物性格是最重要的。《欧阳海之歌》比较好，尽管这部
书的文学水平不高，但是它塑造了欧阳海的光辉形象，我们看了很受教育。《边疆晓歌》正相反。它的文字相当华丽，可
是没有人物，没有意境，读者看了虽然满意，却不是好作品。”
“我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我遗憾地说。
“你真傻。写小说的人没几个读过大学文科。大学生反而写不出小说。因为小说家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大学课堂上根
本学不到这些。你想，中文系教授能写小说吗？高尔基只读了几年书，他把社会当作自己的大学，用独特的作家的眼睛，观察人欲横流的
世界，终于在二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你年纪小，不要急于成名，那是虚荣心在作怪。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不少作家都是吃尽了
千辛万苦，到中年以后才一鸣惊人的。”
是的。现在我年青，二十年以后也不算老。有二十年卧薪尝胆的苦功，铁杵是能磨成铁笔的。
勇珍微笑着：“你不要太自信。搞了几十年没有成就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像冯明的父亲，名为浙江美院的教授，在巴黎镀过金。作品呢？却
没有像样的。冯明拿了几幅给我看，简直不像出自成年人的手笔。冯教授自吹自擂，说这是表现主义艺术，画出了画家自己的主观世界。莫名其妙。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很
稚拙。不对头啊……”她轻松地批评自己的公公。“我这些都是外行话。陆子，你倒是挺用功的……”
我感激地说：“你的话对我有帮助……”
勇珍讲到自己。“写小说应当有热情。从前我是有热情的。从医学院出来，我在妇产医院实习了一年。好几次林巧稚院长查病房，后面跟着一大群只会溜须拍马的人。
可是我上前拦住她，提出对医院工作的意见。比如医生对工农患者冷淡，有些庸医技术太差。弄得这位国内
外知名的权威很不愉快。那时候的热情，真是不可思议。我钻研业务，也读小说来陶冶性情。并且试着把文学知识运用在医学上……”
我兴趣盎然地听她讲。
“小孩打针。每个孩子都哭。我就想了，对那些懂一点事的四、五岁的病孩，打针之前，先讲一则童话，然后给他看注射器，说这就是童话里的仙针，能给人健康和快
乐。我经常信口编些故事，开头都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只是后面各有不同。才能不是世袭的。
儿童的求知欲，需要懂教育的大人耐心地诱发。一回，我给一个小男孩念歌谣：‘乒乓球，圆又圆，中国选手容国团。’谁知他应声道：‘乒乓球，方又方，中国教练傅其芳
。’真笑死人了。根据医护分工的原则，这些不是我份内的事。可是我愿意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笑脸。
“人是会被环境改变的。久而久之，我的热情冷却了。早就听人讲，医生的职业病是冷漠，果然如此。幼儿死亡本来是最不幸的事情，在
医生看来，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总要有万分之几的儿童被不治之症夺去性命。比如这个病人，”她举起一份标着“32.1”字样的病历。也就是32
号病房第一床上的病人。“这个女孩患着白血病，马上就要不行了。她的哥哥却梦想妹妹还能出院……”
勇珍靠近窗户，沉思地看着医院里淡黄色和灰色的建筑物。“每天我从家里到病房，从病房到食堂，再到病房，然后回家。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似的。热情呢，没有了，
到那边，到太平间里去了……”
她突然转身说：“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
我想不出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她有些凄凉地道：“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不便说话，黯然地看着她。
“今年我有进步。往年今日，白天是在半睡眠状态，什么事也做不成。晚上眼泪总要洒湿枕畔。我想妈妈，每年的今天想得特别厉害。当
初，有个人不喜欢我妈妈，我妈妈也不喜欢他。现在想来……”她说不下去了，“陆子，你还小呢！……我每天都接触好多为儿女焦急的母亲，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妈妈。母爱
是人类最强烈最绚丽的感情。有个不足月的婴儿死去后，他的母亲当场疯了。医学上叫做‘精神分裂症’。它的发病原因不外乎突然的刺激和持续的刺激两种。
“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但她也患这种病。对我来说，她是妈妈，也是精神病人……”
人是最复杂的。
勇珍把病历马马虎虎地放回原处，忧愁地叹着气：“我去病房看看，你也来吧。”
在没开灯的昏暗的走廊里，她轻轻地哼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到后来，多余的字音全都漏失了，只剩下低切的深情爱母的呼唤：“妈妈——妈妈。”
32号病房和我们宿舍差不多大。唯一的病床上躺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尖颏的脸上色同银纸。单看这气色，就知道她生命的火快要熄了。
旁边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我倒吸一口冷气。他是非常著名的的地头蛇——“老畜牲”。这是绰号，至于他在户口簿上注册的正式名字，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勇阿姨，我的病还能好吗？”小女孩气息微弱地问。
“大夫，求求您。”老畜牲嘶声说。他不够二十五岁，五大三粗。头上扣着制服帽，脸很宽阔，有十来个带刺的脂肪疙瘩。嘴像兔子似的裂成三瓣。两只常干坏事的粗糙的
大手，压放在膝盖上。“求您多给瞧瞧，小妹可怜。”他说得很慢，可能怕不慎带出脏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死了就不得了啦！……”他苦求着，也不管这些话给病
孩什么影响。
勇珍没睬他，认真地问询了“32.1”的自身感觉。然后才看了看老畜牲。他那双较小的眼睛里，充满着哀伤。
“还好。”勇珍不动声色，“再服用一些药。”
银脸女孩仰着头，很天真地问：“阿姨，我快死了吧？”不等答话，她用嫩弱的童音，评论死亡：“人家说，死了像睡着了，这倒不错。阿姨，我比昨天疼多了，全身疼。
能睡着也好。我不哭，我哥哥打群架断了胳膊都不哭，我再疼也不哭……”
老畜牲气急败坏地制止她。
“32.1”不满地嘟着小嘴：“你他妈管得着吗！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阿姨，我会死吗？”
勇珍抚摸着她的脸蛋，“你这么小，怎么会死呢？你很快就会出院的……”
小女孩不信：“我怎么不会死呢？比我小……”
勇珍不再说什么。我们一道离开。
老畜牲也跟出来，哭丧着脸，嘴里絮絮不清：“大夫，您看她……”
勇珍客气而有分寸地说：“‘32.1’的病我们治了很久了，家属过于着急也无益处。照顾病人的时候……”她又讲了许多医学专用的拉丁语。
老畜牲听着这些圆滑无用的话，似懂不懂地点头。还想再说什么，勇珍已经走远了。我和他打了个照面，他眼皮垂着，脸部肌肉伤心地抽
搐着，还在说：“我等会儿出去给她买点水果，嗯嗯……”
回到值班室，勇珍胸有成竹地说：“‘32.1’不行了。她最多还有一天一夜。她哥哥哭疯了也没用。”
于是，我们又回到先前的话题：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表现，治疗方法。
正说着，门开了一下，司马丽披着一条淡灰色的围巾站在门口。她看到我像看到怪物似的，转身就走，门砰地被带上。
我喊她一声，又觉得这样不妥，便抽身追出来，跟在她后面，走出医院。
她在前面快步走着，背后拖下来淡灰色的围巾。决裂那天晚上的情景，刺痛着我的心。我停停走走。前面，司马丽正在横穿一条马路，她是从我心里走出来的
，我感到这样空虚……
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跟踪女人。没经验，一点也不注意群众的观感。不少行人对我怒目而视……我径直向着那淡灰色的围巾，向着那依稀可见的背影走去，慢慢地走去。
最后，我们到了城外一处空旷无人的废墟上，我喊她的名字，司马丽这三个字在流动的冷风中颤抖。
她转过身，神情非常惊恐地看着我后面。我也往后看，只见几十米外，老畜牲率领一伙地痞，向我们走来。有几个手握明晃晃的匕首，助威地间或发出一、两声呐喊。
我猛地想起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好像没顶的大浪从四面八方涌来，前面是浪，后面也是浪！我们在下沉……
他们说说笑笑地围过来了。
这伙人大约有十一、二名，个个长得鸠形鹄面。他们不愿意在冷风里站太久，不耐烦地喊起来。
有个眼睛像鱼一样凸鼓的瘦子，心花怒放地说：“跟这主儿换换衣服！”
“手套也是好手套。”旁人应着。
其余都是针对司马丽的议论。每一句都像垃圾那样肮脏，像他们本身那样下流。
冷风中，司马丽在发抖。
“嗬，她还有条软围脖儿。俺爹一清早去扫街老是呛风，戴它一准合适。”这是某一位孝子的声音。
这种时刻必须临危不乱。我尽量自然地说：“我见过世面。如果你们手里拮据，明天把钱送到你们家里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用
这些斯文话来缓和这批流氓，根本不对口径。
老畜牲一直沉默地看着司马丽。在他的小眼睛里，燃烧的欲火代替了焦愁。
“你们认识？”他略感意外。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说话。他又露出了深深的忧虑。“我总觉得勇大夫在瞒我。你说呢？我妹妹的病能他妈治好吗？”
“能好能好。保证能好。”我打包票。
他从我的话里得到一点安慰。“是嘛。我估摸着也能好。我们一块儿家去。”他充满幻想。事后我总觉得，正是这种幻想使他生了恻隐之心。
我利用这个空隙：“今天的事……”
老畜牲面孔很和善。“我不伤你。你回去，问勇大夫好。这个姐们留在这儿……”
我不愿意。他瞪起眼，“怎么不行？”说着从鱼眼睛那里接过一把本来是钳工用的刮刀，三面都有很深的血槽。他倒提着它，在空中挥出一道道
银色的弧线。“你一个人滚。如果敢乱嚼舌头……”刮刀的尖刃对准我的前胸，他灵活地一舞，我的第三颗扣子落下来，而旁边没有破损。“滚！”
我不敢不服从。那个鱼眼睛探出半个身子，邀请我撞一膀子。我自卑地绕过去，不敢往司马丽那边看。挪着，挪着……
忽然，我听见司马丽发出了一声惨厉的叫喊，回头看去：她半躺半跪在地上，淡灰色的围巾像绳索似的套着她的脖子。老畜牲抓住一头，
拖着她往黑暗处去。鱼眼睛那些人拍掌大笑……
司马丽完了！丽丽……
冷风吹来，我顺从风向倒在地上！
六
过了很久。天黑了，远处的人影早都消失了。我勉强撑立起来。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却又像失去了一切。我不敢想象……
到了一个三岔口上。腿软得迈不动了，看见路旁有片黑压压的树影，我摸进去，随便靠在一棵树上。这里面这么安静，风吹不进来……
我摘下帽子，用手套擦脸上的冷汗。老畜牲的三角刮刀，揭示了我性格上的缺陷：软弱和自私。唉。
“小弟弟。”后面传来很亲切的一声。
原来树影里还蹲着一个人。他在叫我。我很紧张，装没听见。
“你是等女朋友吧。”被冷风吹哑的嗓子。
“是哇。”我怕被他暗算，不能不说假话。
“我也在等一个从前的女朋友。”这人向我这边移了一下，但是整个脸还隐在暗影里，我只觉得那边好像有双转个不停的眼睛。
大约因为目的相同，他竟然和我推心置腹地攀谈起来。据他说，他是当年航空学院最著名的风流人物。在高中时就因为干了一件不好的事（从他暧昧的口吻来
看，无疑是生活作风上的错误），险些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后来校方念他年幼，没有严肃地处理。然而，他把老作风带进了大学，于是干得越发得手。
开始他讲得比较拘谨，屡次用“风流不下流”这句话当遮羞布。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变得直言不讳了。
我很用心地听着，把刚才的厄遇，置于脑后。不知怎的，我挺同情他。问他冷不冷，并且把自己的手套递过去。他很满意。
“你往前伸，唔。”他接住，“今天好冷。”戴上手套，他的故事更生动了。“最后我倒了大霉。系里有个华侨出身的女同学，不少男同
学追她。我以为她家里非常有钱，也参加了角逐。”他向我披露着卑贱的心理活动：“我完全是为了钱。我集中精力对她展开攻势，我们发生了关系。
这个过程我一个月就完成了。谁知，有些华侨没什么钱。我上当了，这个女人生活水平比我还低。我上当了。本来，我可以圆满地和她分手。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我操之过急了。”他不清不楚地交代了结局，“结果，我落了个不妙的下场。”
我觉得冷了。静静地等着下文。
他坦白地说，好几年来，他一直积极地准备报复这个女同学。最近，他得知这位华侨要结婚了，于是带着当年的信件，打听出那对未婚夫
妇，每夜必定经过此地。他在这里埋伏着。今天是第一夜……
世界上竟有这样高深莫测的事情。
“北京市，每人平均生活费是多少？”他向我发问，想知道这次突然袭击，能得到多大的经济上的好处。
我不知道。我的社会常识这样贫乏，真不该去写小说。
他折了根树枝，借着树影里透出的微光，在地面上划着。
“两项相加等于……一年十二个月……乘以十二。”他进行着四则运算。
等他的核算告终，我问：“这么高强的手段，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说的比较详细。最初，他观察那些情场得意的男人，不是具备潇洒出尘的才子风度，就是依靠挥金如土的富贵气派。这两种人最容易使不识英雄的女子动心
。但是他全靠自己的手段。他是学理工的，没时间也没必要浏览全部文学作品。而是有选择地精读了几部最著名的爱情小说，终于揣摩出一整套攫取
人心的法术。他讲得玄乎其玄，我觉得可以归纳为：各个击破，得一是一。
“有些女同学非常纯洁……”我说。
“纯洁没用。越是纯洁的人，抵抗力越弱。接触一点坏人坏事以后，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了。”
我不响。这些话居然与辩证法暗暗合拍。
“你们太土。”他抨击当今的男女中学生，“你们把大街也当成交际场所，真不像话。我的一个堂妹是军区的，家住在西山，天天不辞辛苦地乘机关的车子进城。
穿上将校呢或者民用料子，在西单商场那一带鬼混。她不懂文学和音乐，除了陪男朋友压马路，什么也不懂。分明是二流子……
要知道，当年我们谈恋爱，经常用外语对话。我们都是头脑发达、精力过剩的优秀生。你们这些中学生啊。三十年代有个
电影《马路天使》，依我看，在马路上选择男朋友的女生，全都是马路天使……”
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新鲜，生动。
他大发牢骚：“人类进步应当这样：住房越来越大，食物越来越好，情欲得到充分满足。”他认为人类像个大数轴，而他本人是很大的正数，需要许多负数的总和来平衡他。
这些话毫无道理。旧中国的苦难，三座大山的压迫，大家记忆犹新。所以，他的抱怨没有煽动力。
我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的谬论。
他干哑地笑笑：“嘿嘿。咱们萍水相逢，不必吵嘴。你还小呢。在社会上闯闯可以明白许多事，遇到许多有趣的人。你给我的印象很好……”
这时候，远处街心走来一对男女。他迅速地跃起，拨开树桠观看着，喜悦地说了句：“来了！”然后拍拍我的头，小跑着过去。
我始终没看清这个人的脸。路灯照出了他的后影，在男人里算矮小的个子，有些驼背，肩上有一层白霜似的头皮屑——明明是猥琐的蛆虫般的小人。
这条蛆虫摸出几张纸。他们三人相遇后，他把纸拿给男的看，还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话。然后，然后他用戴手套的巴掌，打了女的一记耳光。那个女的受了侮辱，双手捂着脸
。男的像筛糠似地浑身哆嗦，没有抗议……他们一同折回去，在寒风中，那条蛆虫昂首走在前面……
夜深风紧。我被镇住了。这个小人多残忍哪！哦，他弄走了我的手套，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值得藏入记忆的话语。
半夜了。我还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胡逛着。人在困难时格外需要朋友，今天晚上勇人在哪儿？
在一条寒酸的死胡同里，我看见有个门上钉着“公用电话”的铁牌，没想就进去了。
屋里挺干净。中间生着煤球炉子，很暖和。电话机安放在长桌上，美观的毛笔字写明每次通话的费用：四分。桌上另一头放着个便碟，里边盛着豆腐干，油爆
豆。旁边还有一杯兑过蒸馏水的白酒。这家的老头子还没睡，我进来之前，他正在独自喝酒。
老头说他儿子病了，要我打电话时小声一点儿。在角落的大床上，里边按北方农村的章法，堆着夏天的衣物。外边睡着一个小伙子。我觉
得眼熟，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伍行浩！
深更半夜，我意外地闯进老伍家里。
伍行浩用几件旧上衣裹着头，脸向着墙，喉咙哽动着一阵阵的微响。枕边有几个圆圆的金属薄片，我拿起来掂掂。勇人说过，能干的扒手爱把硬币放在铁道上，让疾驰
而过的火车把它们压成薄片。扒手们就用这薄片，在汽车上划开别人的口袋。我当时不信。现在相信了……
“他怎么了？”我惊讶地放低声音问。
伍行浩的爸爸难受地说：“他挨打了。头上流了不少血，让坏孩子打的。我得等到夜里喂他中药，这个鸡蛋也是给他留的……”火炉上煮着个相当大的鸡蛋，壳
上有一圈凝固的蛋白。
“他真倒霉。”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打电话，先和“04”查询台纠缠了一阵，又费了几番周折才找到勇珍。
“没看到我弟弟。他神出鬼没。”勇珍在那边，在儿童医院说。“‘32.1’差不多了。她哥哥傍晚出去了半天，刚刚回来。现在又哭
又笑，给每个大夫护士鞠躬，还按流氓的礼节作揖。我们开始输氧，做最后的抢救。喂，你和司马丽是不是吵架了？……”
放下听筒，我怔着不动。
那个老头一直闷闷地自斟自饮，这时无端地和我搭上话头： “你今年有二十岁？”
“不够。”
“好！”他这声喝彩吓我一跳。“真好。当年我在巴黎留学时，比你大，二十多岁。”
我惊异地注视着他：老头不止六十岁，脸有些发福，气色却是灰黄难看。喝着酒，做着龌龊的搔痒动作。如果在街上和这种人相遇，我绝不会看他一眼。
“你去过巴黎？”好在老伍睡得很死，我问道。
“去过。”伍老头嘴对着酒杯，却舍不得喝，虚晃一下，放下了。“几十年了。我家祖辈都是做生意的，好几代人都和洋人有瓜葛。我的父亲自费送我去法国留学，以便更好
的和西洋人打交道。二十年代末期，我从上海乘意华航线上的轮船，到了欧洲。”
他嘬酒。我坐在桌旁，搭起了舒舒服服的二郎腿。
这老头有些古怪，有酒助兴，他什么都肯告诉我。“在意大利我逗留了几天。逛了两个城市：威尔弟的故乡热那亚和民谣常常唱到的索莲托。是哪
一天呢？我进入巴黎这个花花世界。在国内，我也算是贵人子弟。在巴黎，我那一身马褂显得寒酸极了。巴黎流行的新式服装真有魔力啊……”
他讲的那时早就过时了。国外的时装总是像闪电一样朝出夕改。在香港、卡萨布兰卡这些不必纳税的港口，奇装异服的变换尤其快。
我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提问道：“您在年轻时候有哪些活动？”
我满心以为他能讲出什么名堂，谁知竟是：“年轻时候爱踢足球。我在球场上乱来，设法把别人摔倒；踢完足球就旷课，逃学，去和法国马丹调调情。这些马丹们多半是在
世界大战中丧偶的。我天天和马丹在各条大街上溜达。小时候记住的事到老都忘不了。现在把我放在巴黎的任何一个区，我也不会迷路。夜里我到跳舞厅去借宿。根本不读书
。当时的中国又大又弱，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认为黄种人是劣者。干脆趁年纪轻轻，及时行乐。卢梭在晚年写过一部《忏悔录》……”
“我精心拜读过。”我插道。卢梭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思想家。即使他在少年时代的放荡行为，也包含着深刻的精神上的探索。但是卢
梭的想法长期得不到世俗的谅解，巨大的舆论压力弄得他几致神经失常。到了晚年，他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忏悔录》。
伍老头嘉许地点一点头。“我对卢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整整一生都在自然要求和禁欲主义之间痛苦地徘徊。他相信个人的力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最纯洁的人。”
伍老头的脸有些红了。也许是酒液染成的。
“我年轻时走错了路。我本来想报考索本大学，啊，居里夫人曾在那里求学。我租了一间房子，同一个公寓里，还有两位比我年长的中国同学，一个姓冯，另一个复
姓司马……”他说出了冯明和司马丽两人父亲的名字。
我大惊。
他并不看我，只顾说着：“冯君专攻美术。司马这人有些司马氏传统的机智，可是没有用武之地。我吃喝嫖赌以后也很无聊。我们三人一
起在塞纳河边散步，每天必谈的热门话题就是我们的前途。当时，日本人一次次欺负中国，蒋政权腐败透顶。你在历史课本上学过，一九
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的人到处都是。每天都有人跳塞纳河自杀，报上整版这种新闻。我们很苦闷，又没有
找寻革命的勇气，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法共的人道报都不敢看。我们只敢酗酒，赌钱，乱搞男女关系……”他老脸无羞地说了许多
事。“你也许听过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名字，三十年代过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徐志摩有几句诗道出了我们的苦闷：
‘我不知道风
是向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里
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父亲得知我不务正业，一连几个电报打到巴黎，有一封只五个字：万恶淫为首。唉，我如果听老人家的话，改邪归正就好了……”
伍老头伸手捞了几颗不好消化的油豆，送入嘴里，有些炫耀地说：“那年，邹韬奋先生以记者身份也在巴黎，和我们三人同桌吃过饭。我
和邹先生离得很近。”他费力地嚼着豆子。
“几十年一下过去了。冯君拾了一些洋艺术家的牙慧，自鸣得意。回国后他在杭州教书。”
“另一位呢？姓司马的……”我轻轻地问。
伍老头很不服气：“他交了鸿运。抗战初期他取道苏联回国。不知怎样一来，巴结上了沈钧儒、陈叔通这些社会上的巨人，攀龙附凤，他现在全国政协。”他还说，
如今他和两位故人完全断了联系。地位悬殊，再好的朋友也不是朋友了。
伍老头咂着这杯舍不得饮完的白酒，又开始自述他的现状：在法国，他荒废学业，中文忘了。回来后，收拾起中文，法语又忘了。两头落
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得在北京图书馆的资料部跑跑龙套。他爱人在街道上工作（他指一指电话机）。他到了风烛残年，懊悔之余把
心愿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取名叫伍行浩，切望伍家从这一代能走上浩大的坦途。
伍老头这才把酒喝光，发现自己面前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叹了口气。“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价值。想为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服务，没有本事！只希望ⅩⅩ（老伍的奶
名）吸取我的教训，多多看些书，学些有用的本领。”他用我无法形容的钟爱的眼神，看着那熟睡不醒的亲骨肉，自言自语：“每个月总要有几回，他鼻青脸肿地回家。
莫不是他在外面干着不可告人的事？”
我不愿使他伤心，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头儿——老留学生听了挺愉快，胖脸上呈现出望子成龙的幻想。他下了决心，打算教育儿子：“我等会儿喂他中药，给他吃这个大鸡蛋
。明天我就劝他读书。他不读，我就给他看看我这满头白发，劝他读。”他充满幻想，“ⅩⅩ会听话的，不和外人来往，呆在家里学知识。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
与帝王家。’有学问就能有荣华富贵。嗨，要站着做人，而且一辈子站着，不容易啊。”
这位人生战场上年老的的败将，激动了。
我言不由衷地说：“您的儿子看样子比较老实。”
老留学生松弛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把美好幻想寄托于未来的微笑。
墙上的老式自鸣钟响了一下。午夜一点。到伍行浩吃药的时候了。
我连忙告辞。
伍老头给我展示出人生的另一种结局，失败的结局。世界是广阔的，但是路没走好，也还是要处处碰壁。几十年的长期较量后，少数佼佼
者夺取优胜，飞黄腾达，赢得幸福，赢得爱情，在各方面如愿以偿；而其余的泥猪疥狗，只能沉没在烟波浩渺的人的海洋里；像伍老头这样的弱者甚至不配作
父母。这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
我不知不觉地走到冯明家。推开院子的门，屋里透出暗弱的光线。我觉得有些蹊跷，轻手轻脚地溜进院里，差一点喊叫起来，冯明和司马丽，正在里面！
冯明用一种舞蹈演员的优雅的步伐，在室内进进退退，并且重弹“我不幸福”的老调。他没戴平光镜，我初次发现他有一双城府很深的奸雄的眼睛。
司马丽坐在床边看小亮亮。她的脸色惨白得有些吓人。
我像猫似地隐在窗下，聚精会神地辨听着，偷看着。
“……陆子。他是坏人，坏极了的人。”司马丽有点□吃地骂我。接着，她余悸犹存地诉说着我们遇到的不幸。谢天谢地。老畜牲并未得逞，司马丽被一群过路的老工人拼死
救了下来。她本人平安无恙，只丢失了那条浅灰色的围巾。
我在窗外大大松了一口气。
冯明不太感兴趣地听着，他顺势攻击我：“陆子，无能之辈啊。他只会说空话，划火柴。完全是：白痴。”
这个词里包含着刻骨的敌意。它沉重地捶击着我的灵魂。我垂下头，再也看不到，听不见了。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的后来，我吃力地抬头再看，隔着薄薄的窗帘，他们像在雾里。
冯明缓慢地逼近司马丽。她受惊地往后退着，不慎碰在婴儿床上。小亮亮大哭起来。冯明厌恶地捏起一个橡皮奶头，堵住婴儿的嘴。
“我爱你！”已经作了父亲的冯明，双手揉在一起发誓。他诱惑地讲着：女作家乔治•桑与诗人缪塞共度蜜月以后，又和肖邦同居了七年
。冯明断言浪漫不拘的作风可以激发灵感。
司马丽看来疲倦极了，不能自持地倚在床栏上。但是这一回她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沉思地凝视着冯明。
室内漆黑。我眼前顿时也是一片漆黑。
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
（以下绿色字体，微缩胶片第53帧缺页，依据原稿补全）
七
这天夜里，勇人也出事了。他和同伴们在海淀区路劫行人，不幸与体育学院强大的巡逻队遭遇。他们全被解往体院。勇人被单独关在一个密闭的装实心球的仓库里。
优秀的人在特定场合下，往往可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半夜，勇人空手在墙壁上打出一个大洞，又撬了一辆自行车，骑进城里。
大约上午九点，他回到宿舍，把我从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中摇醒。
“陆子！我遇到了一件大事……”他坐在床上，说出的话不如往常那样简洁。“……有个很壮的运动员，我得恨他十年！把我往仓库里一
推，又踢了个扫堂腿，我摔在实心球上，两眼发花，一点劲儿也没有。他们在外边上了锁。那里面黑极了，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
门在哪边我都忘了。你不知道，昨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挨打以后，真想妈妈呀。妈妈。到夜里风吹树动，好像是妈妈在叫我回家。于是，
我不顾死活，就近在墙上捣出一个窟窿，一气抽下来十多块整砖……我逃跑了。”
昨夜我在外边冻得太久，有点感冒。我披上衣服，懒懒地不想下床。
勇人紧张地又说：“陆子，我遇到一件大事！”
“你不是讲完了嘛。”
他期期艾艾地说：“不是这件。这件算什么。你别生气，我告诉你。司马丽刚才对我说，她要和我好……”
我翻身跳起来，“不可能。绝不可能！”
“真的。”勇人又是背对着我。“我进城以后先到姐姐家里，没人。桌上有一张冯明留下的字条，说他有特急的事情，必须马上返回哈尔
滨。小亮亮枕头下有一些钱，是他路费以外的剩余。我看看表，如果他乘凌晨的火车，这时已经过了天津了。这个人真古怪。临走还把屋里收拾得十分整齐。
“我随便煮了点面，正吃着，司马丽来了。她披头散发，眼睛被风吹得又红又肿。几天没见，不知怎么，我觉得她比以前大了好多，像大人。
“我给她让座，给她看冯明的字条。她没坐，把便条看了好多遍。又看看姐姐和姐夫的结婚合影，看看只知道睡觉的小亮亮。她显得十分沮丧，像遗失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
“过了半天她问：‘冯明是谁？’我对她说冯明是我姐夫。司马丽的神经很不正常，一定出什么事了。
“这时候小亮亮忽然大哭。我当然没办法。司马丽仿佛被惊醒了似的到小床边，拿起一个橡皮奶嘴，哄他。小亮亮不哭了。她还不走，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孩，
隔一会儿叹一口气。然后把随身带着的钱都拿出来，放在小孩的枕头边上。我连连说这没有必要。司马丽苦笑着朝我走过来……”
“啊？！”
“她突然扑到我身上……”
“哦。”勇人的话再现了司马丽的精神状态。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勇人脸红了。他看着我：“陆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想瞒你。这事奇怪。从前，我看你每天晚上去找她，心里特别嫉妒，是嫉妒。我们都不是小孩了……
苦想了几个晚上，我下了狠心，把友谊放在第一位。希望你终身幸福……”
我感动地望着他。这里的每一句话肯定都是真实的。
“我用一件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什么事，你明白的。其余时间看书。看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后，我更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哈姆雷特的叔父杀兄夺嫂，卑鄙已极。
咱们不是像亲兄弟一样吗？”
“一样，一样。”
“所以，陆子，你也能想到，司马丽扑来时，我的心情该有多么复杂。我挺害怕，小心翼翼地用臂肘推开她说：‘不能这样。这样对不起陆子。’她沙
着嗓子喊：‘是陆子对不起我！’于是，她全告诉我了……”
我喘着气。
“陆子，你怎么能自己走掉，把她剩给那些流氓呢？万幸没出大事，只丢了一条围巾……”
我不作声。这么多意外的事情接踵发生后，我好像无权力争了。
“我明白了。原来她被流氓吓坏了，神经受了刺激。便打了一盆比较凉的温水，让她洗脸。我妈妈活着时，每逢她精神分裂症发作，我都这样。等司马丽情绪
稳定一点，我就好言安慰她，劝她不要总想那些可恶的人和可怕的事。我答应给她报仇，把围巾弄回来……”
我冷冷地道：“你弄不回来，昨天是老畜牲……”我还说，如果勇珍的估计正确，老畜牲的妹妹刚死，他肯定还在儿童医院。
勇人脚步拖沓地走了几步，脸上有几分惊恐。他长时间地犹豫着。最后道：“我找他去……”
我十分糊涂地说：“我去买一条围巾。你何苦……”
勇人非常坚决：“那不行。我去。”他拿起一本还没看完的小说，把内容提要草读了一遍，惋惜地丢开了。又从床褥拿出一柄菜刀，用旧报纸包住。然后，他开始整理东西。
这一去就像刺秦王的荆轲，不可能回来了。我惨然地看着他。
我送他出校门。勇人摇摇晃晃地骑上那辆体院的破车。当他出去十多米时，我突然感到不堪忍受的愧疚，便急跑着跳上后架，两手围着他的腰。勇人没回头，骑得更快了。
勇人把车存在医院门口。将存车牌扔进马路旁的泄水池里，这辆车永远没人去取了。
在一层，我们碰到刚刚下班的勇珍。她关心地问我：“昨天到我家去住了吗？小亮亮好不好？”
勇人皱皱眉，不理姐姐，三步两步地往楼上跑。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快步跟着他上楼。
后面，勇珍还在说：“我到传达室等你们，冯明在家……”
她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呐。
按照病房的惯例，午饭前总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是安静的。我们进入病房区时，四下静悄悄的。
32号病房的门大敞者。里面的病床成了停放尸身的灵床。最后抢救用过的氧气瓶，还没有搬走。不到一天里，“32.1”从一个能说
出某些肤浅的看法的小女孩，变成了僵挺的死尸。司马丽的淡灰色的围巾，盖着她的脸。
老畜牲绝望地站在床边。他脱去了帽子，我看到他那可怕的头颅：顶上三分之二的面积完全秃了，肉色嫩红，好像从未生长过头发。脑后
有一条不知怎样造成的刺眼的大疤，上面还挂着几截羊肠线的断头。大约当初医生知道他不是好人，有意缝得马马虎虎。
老畜牲悼念地垂下这颗头。嘴里嘟嘟囔囔的，并且轮换着用两个大拳头擦眼睛。
我恐惧地往里看。不怕死人，而是害怕活人。
勇人在走廊里无声地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停在我面前，呼吸短促而急剧：“陆子，你快走吧。以后好好着。对了，如果缺钱用……”他告
诉我几个取钱的地址，也提到伍行浩：“他家住在破胡同里，门外有个传呼电话的牌子。伍行浩的爸爸是个岁数挺大的老不死，不欢迎别人去找，你得装成打公用电话的，
混进他家里……”
勇人亮出菜刀，在楼道的暖器上磕了几下，觉得很合手。然后匆匆往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糖，扔掉锡纸。他把持刀的右手背在身后。
我不走，呆若木鸡地站着。
勇人扬起左手，拇指与中指一擦，朝老畜牲打了个响亮的榧子。
“什么事？”他昏昏沉沉地问。
勇人迈进一步。由于嘴里有糖，他的口齿不够清楚：“你认识他吗？”左手指着我。
老畜牲的样子远不如昨天凶悍。他好像很困，用眼角扫扫我，无所谓地“唔”了一声。
“把围巾还给我。”勇人不容商量地说，口气强硬。“它是我的女朋友的，也就是我的。你！赔礼道歉！”他说着进屋，我也跟进去，勇人把门踢上。
“赔礼道歉？”老畜牲疲惫不堪，“你到外边打听打听，畜牲五九年开玩，六一年进‘庙里厢’（指犯罪少年管教所）。不懂给姐们赔不是……”
他俩的话都使我心中作疼。
“我是玩主。”老畜牲声音不高地宣称。
勇人说着骂人的黑话：“畜牲，咱们最好都慈气点儿，你别一掐只缩出个头儿！”
老畜牲跺跺脚，生气地咧开三瓣的兔唇：“今天我妹妹……算了，今儿个饶你一回。君子不和牛置气。”这位玩主把自己比作君子，“你们走黑道时留点儿神
，别让我碰着，如果碰着……”他轻蔑地说，仿佛我们只不过是他擒在手里的两只耗子。
勇人没回嘴。我盼着他借这个机会下台。这时，只听见外面北风呼呼地刮着。老畜牲弯身俯在灵床上，笨手笨脚地给妹妹扯扯脸上的围巾，好像怕死者着凉似的。
不料，勇人抓住了这个战机，他左腿跨出半步，在空中轮圆右臂，用从上向下的拳击动作，向着老畜牲剁去……
也许刚才不友好的对话，使老畜牲一直暗存戒心，几乎在勇人跨步的同一秒钟里，他警觉回头，本能地举手防护……
手背和刀锋撞在一起……老畜牲厚实的手掌上，现出一条煞白的细长口子，紧接着，血喷了出来。
我向后退着，仰靠在门上。
勇人占了突然袭击的优势后，像猛虎一样往前扑去。他的第二刀不是砍出去的，而是狠狠地往敌人脸上插去，捅去，左拳也猛击过去！
老畜牲招架着……
我像局外的看客，退向一边。
最后勇人飞腿踢向老畜牲的下体，又把没砍出什么成绩的菜刀垂直劈下，老畜牲注意着底下，稍一分神，刀中面部！
老畜牲立刻成了血人，硕重的身体一歪，摔在地上。
但是他的一条腿也踹在了勇人身上，使他向后踉跄着……
殷红的血。血从老畜牲脸上汩汩地淌下来，在地板上铺开了左一摊右一摊……两人身上都溅满了血，又粘又稠的鲜血……
勇人像醉酒似地蹲下去，在对手的脸上摸了两把，嘀咕着：“不是致命伤……还好……”然后把嘴里的糖啐在老畜牲的头上，巧克力糖还没怎么化开呢。
勇人的手松开，滴血的菜刀掉地。他语无伦次地说：“奇怪……老畜牲……我怎么打得过，你上手了吗？……陆——子！
“不对了……我一个人，怎能？……司马丽一定上手了，是她砍的……”勇人像梦呓似的说着，晃着到了灵床旁，用血淋淋的手从“32.1”头上抓起淡灰色的围巾。
他说出了一些比较通顺的话：“你快跑吧，把围巾还给司马丽……”
我不敢看死人的脸，也不敢看他。我接过围巾，只觉得一股凉气袭来。
我劝他像昨夜那样逃走。
勇人惨切地摇头拒绝，催我快走。“还给司马丽……”他的眼睛里充满着稀有的高贵的脉脉温情。
我托着围巾下楼。不多时，后面传来人群的喧哗，刺耳的叫喊……
这一切真像发生在梦里。
从古远的洪荒时代起，人类就一直在自相残杀着。少数人打架到规模可观的战争，没有一天停止。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我们却还像原始人那样，动怒时
抓起刀械，在仇人的肉体上，插进钢铁……
传达室外面站着换了便装的勇珍。经过一夜的紧张工作，她的样子又温和又疲倦。看到我，笑容满面地问：“我弟弟呢？看死人不肯下来了？冯明在家一定等得着急了……”
她还不知道楼上发生的事情呐。
八
勇人被送进分局举办的学习班。冯明消失了，干了坏事以后消失了。司马丽呢……
我完全傻了。我们的宿舍因为缺少勇人显得宽大了许多。我停止读书和写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神不守舍。
我们到底只有十七岁。
后来有一天，我和老畜牲手下的流氓狭路相逢了。那是傍晚，我骑车经过北新桥，迎面有几个衣冠不正的人在马路上溜达。我觉得以前见
过这批人，接着我发现他们为首的是那个“鱼眼睛”。我心里一惊，打算拐上便道，来不及了。
于是，我曲起右臂遮脸，同时加大速度，硬从两个面目可憎的流氓之间撞过去，拼命往前骑。这批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带爹带娘地破口
大骂，而且有人认出了我，好像是鱼眼睛在后面大声呼叫：“这回不能让他再跑掉！”
我在马路中央疾驰，同时提防着两旁跳出拦截的人。司马丽说的对，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善良。前面的群众看到流氓行凶，都主动散开给我让路。
我回头看看，只见许多砖头沿抛物线在空中飞着。
我急转弯，到了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没登记便闯进去。记起来，一个小学同学张三的表姐住在这里。她是政法学院的大学生。
我上楼后用力打门。正是这位表姐开的，她很惊奇：“是陆子！有什么事吗？”
“刚才有坏人劫我！”我粗喘着，喊声在楼道里造成回声。
她嘘住我：“我家里有重病人……”话音未落，里面果然传来嘶哑而虚弱的问话：“谁敲门？客人吗？”
张三的表姐引我进去，一面答复病人：“没有谁。是风打窗子……”
我坐定后，她给我张罗吃的。灯光下，我好像看到了多年以前的勇珍，也是这样爽朗，这样意气风发。每次我和勇人放学踢完足球，她都拿出糖和苹果，平均地分给我们。
果腹以后，我们随便聊天。她给我讲解什么是法律学上的“无罪推定”，介绍高等院校的运动，也谈到社会上流传的新闻。她问我目前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我答不出。
她道：“你猜我家的病人是谁？就是我那个表弟，张三。”
我愣了。张三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想到他就会联想到六一儿童节。他从小喜欢唱歌，嗓子像笛音一样清脆。刚才的破喉咙会是张三？
“你不见他的好。张三有点疯了，精神分裂症……”
我变色道：“啊？一个月前还好好的！”
她很心疼地说：“最近疯的。舅舅和舅妈急得不行，他们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儿子。可是我知道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我追问着张三的命运。
“十天前，我到舅舅家。因为有急事，我去得很早，没想到扑了空。阿姨说舅舅和舅妈经常在机关里过夜。我要去张三的屋子，又被阿姨慌慌张张地拦住。
我很奇怪，推开门吓了一跳：张三还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他也不知怎的拼了个双人床，被褥狼藉地巻着。旁边有个很秀气的姑娘，和你差不多大，披襟散怀，正
在用铅笔给张三画肖像……”
我暗忖：原来懂美术的女同学挺多呢。
她停停又说：“这是怎么回事，傻子都明白，何况我是学政法的。张三的脸一下变得血红，拿被子蒙着头不敢看我。那个女孩子却还镇静地作画，不过笔法也乱了。这样僵
持了几分钟，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们还是小孩，可是这样无论如何是很不道德的。我打算狠狠训他们一顿，又觉得这样效果一定不好。便摔门出去，听听里面的动静：张三哀
声叹气，那个女孩却咯咯地笑起来……”
她反感地摇头。我也表示强烈的不满。这时，我发觉桌上立着一张四吋的相片，上面有个比冯明还英俊的小伙子，远景是四季皑皑的雪山。我装没看见。
她往下讲：“真没想到，第二天张三就疯了。那女孩非常突然地甩了他，还把张三骂得一钱不值。张三回家后不吃饭也不理人，独思苦想，傻笑……
疯了。我去看时，病情相当重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嗓子算是毁了。张三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表姐！我很难受，尽量和颜悦色地和
他说话。张三还有一定记忆，他把事情讲得颠三倒四的，很神秘。但我还是听懂了。张三老觉得有人要暗害他，疑神疑鬼。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他，他不觉悟。
到最后，他扯着我的衣角，非要我去找那个女孩，劝她回心转意。我看着他那张孩气十足的脸，伤心得很。十年以前，张三也是这么揪着我的衣服，向我要小儿酥，要鸳鸯冰
棍。我怕他的病情恶化，迁就地按他说的地址去找。真胡闹。有个人（她不自觉地瞟了那张照片一眼）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爱情应当是两颗心相
击闪出的火花，而不应是一颗心硬叩另一颗心，勉强敲出的声音。’我记着他的话，永远难忘……”
那人的话真富有诗意，可惜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和司马丽击出了这样的火花，它熄灭得多么快呵。
“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有名的统战对象，家里的庭院挺大。我从院里穿过时，有个戴着法兰西便帽的老头子正打太极拳。他看看我，那目光里透着不善。
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
她说：“我和她谈到很晚很晚。我不想为张三说项，而是想知道这些堕落的中学生所想往、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个女孩的思想相当复杂。
她对张三得病感到歉意，还说对张三‘厌倦’了，要弃旧图新。这个女孩多奇怪呀！我们机关里也有一些很轻浮的小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天出去，谁也不知道上哪儿
去了。很晚才回来，有的干脆夜里也不回来。男孩们天天在背后议论她们，还模仿中世纪爱冲动的骑士，动不动就举行决斗。他们把这叫什么，一个奇怪的专用名词……”
“单挑。”我提示说。
“对。这些小孩傻乎乎的，头脑简单。张三那个女朋友不是这种情况，她说她的身心都受过严重的损害，什么损害，却又不讲。她说自己就像坐
在滑梯上，只能走下坡路，并且承认只想拿张三开开心。我对她说，你和张三还小，都应该走正路，干好事，永远进步。在恋爱中
应当严格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堕落是没有前途的，迟早要被社会所淘汰。淘汰的方法有几种，像张三那样发疯甚至自杀；再就是你们自己
去犯罪，毁灭自己。法律审判是严峻无情的。……这女孩看过不少书，说话时喜欢偷换概念。她不承认这是堕落，胡说这是体验生活，艺术的尝试……我质问她，这种
尝试代表了那个阶级的伦理观？会不会使人堕落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些行为多么肮脏啊！陆子，任何诡辩术
都会被阶级分析的照妖镜揭穿。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人，千方百计地拉拢青少年下水……”她审察地看着我，忽然说：“
你胸前少了一颗扣子，第三颗。你以前没发现吗？”
“……”我无话可说。
她从抽屉里取出一颗纽扣，又穿针引线，给我缝上。
“张三，现在好吗？”我担心地问。
“他会好的。”她乐观地说。“舅妈把他送到我家，换了环境，不接触过去的人和事，马上就好了一些。所以你今天和他见面不合适。舅
舅说过些天送他回农村老家，干干农活出出汗，什么精神病都能好。这些人呐，就像十九世纪文学里的‘多余的人’，对社会毫无贡献。整天无所事事又不太
守法，吃饭太容易，往往会平白生出许多病……”
我称赞张三优美的歌喉。然后，我和她轻声地一起唱歌——《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变低，而她改用悦耳的高声，我们重复：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然后，她直瞪瞪地望着那张相片，上面那英俊的小伙子也在看她。我们各自想着心事，谁也不说话。
“那个女孩子还是有些才气的。”过了许久她又说，“她和张三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几十张不坏的肖像素描。她把张三的每个姿式
都画了下来，立，坐，躺，卧，好像张三是著名的体操运动员。听说，这个女孩最喜欢阿依瓦佐夫斯基的名作《九级浪》……”
我手里捏着冷汗，“说了这么半天，她叫什么名字？”
“司马丽。你听说过吗？司马丽！”
我觉得地板晃了一下。接着，整个楼房也晃了一下。震动两次。便问：“刚才是地震吧？”
“什么地震？”她诧异的看着我。
我一言不发。
深夜，我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她在台灯下看自己的业务书。那翻动书页的声音，窸窸窣窣。
世上有很多心肠极好的妇女。她们能够透视出你善良的本质，而对你接连不断的失足，抱着真切的同情。仅仅出于这种同情心，她们就愿意
为你承担各种突然的祸事。近年来，由于时常铤而走险，我亲身感验到女性这种护卫别人的天禀。
我通宵不宁。总觉得墙那边的张三，正在痛苦中呻吟。
一个新问题在我心中崛起：如果举行道德审判，陆子有罪还是无罪？可以肯定，陆子是无罪的，谁也不会比他更好。
天将拂晓，她眼睛浮肿着送我出去。我们握了手，她担忧地怀疑地看着我下楼。
大门敞着，冷风灌进屋里。没有关好的玻璃窗砰砰直响，是风打窗子。
九
从此，我彻底变了样子。
我常常想起足智多谋的“手套”（就是航空学院的那个风流人物），不能不佩服他对两性问题的明智的见解。他的话成为我研究司马丽走
向堕落的解剖刀。但是，当我无情地剖析司马丽的同时，也等于在剖析我自己。
以前我的生活太刻板无味了。其实，我比别人更应当及时行乐。
我先到勇人说的那些人家去取钱，全部落空。他在学习班里已经交代了这些地址。但是，我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探出了一些安全的弄
钱办法。熟能生巧——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还在学校住。每天坚持四小时固定不变的学习时间，以更大的热情去读书去写作。我从“手套”失败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如果没有人生的全局胜利作为基础，
情场上的胜利再辉煌也是靠不住的。
其余的时间，我用来阅人历世。细致入微地观察每一个人的面貌，服装，心灵，思想。努力使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分析万事万物。
单从书本上学习社会科学，是坐井观天。
整个社会就是我的高中，大学，文学研究所。所有的人都是我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而且，经过自修，我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专家了。
司马丽有时还从楼下经过。在这时，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我都打开窗子，我们心照不宣地远远地对视着。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她还会上来的。
冬天和早春这样过去了。四月的暖和的上午。我起床后有些头疼。便对着一面小镜子，自己做着按摩。总不见效。这时候司马丽到了。从
前，她走路时步履轻盈，像是从地面滑过似的，没有一点声音。而现在，楼道里响彻的却是沉重而拖沓的脚步声。
她来的恰是时候。我喜出望外。
司马丽入时的穿着洒脱合身的春装。她的体态丰满多了，前胸隆起了，腰围变宽了，走路时微微含胸，腿上也像坠着沙袋……正如“手套”说的那样，我懂了许多事，这些
现象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有在冬天，臃肿的棉衣可以掩饰这种标志着某种道德观念的体型。
她的脸庞比从前稍胖，显得有点不正常的容光焕发。几丝没梳入鬓角的黑发垂在额前，随风飘拂着。
我们寒暄着，讲着无关紧要的话，也谈到几个月来的生活。有一点我们相同：她没有停止绘画，我也没有停止写作。读书……
我有些生硬地表白：“我无比老实无比好。”
“不可能吧。”她谅解地说，“你是文人嘛。文人一般都具备双重人格。”
“你变了……”
司马丽还像过去那样喜爱引经据典。“赫拉克利特说过：万物都在变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
这些话使人厌听。我揭短道：“变化有好有坏。那个嗓子特别好听的张三，他糟极了。”
司马丽脸上泛起一阵绯红。嗫嚅着：“你知道，啊。这无所谓……达•芬奇认为音乐和绘画是嫡亲姐妹。我对张三的希望挺大呢。可惜他是草包。”她作了些解释，删节了对
自己不利的重大情节。“他的表姐你认识吗？你见见她才好呢。她是学政法的，有一双惯于审视别人的眼睛。我把她当成法官。我们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我对她说司马丽
永远是纯洁的。”
我逼问：“你真是纯洁的吗？”
她强词夺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纯洁的事物，何况是人。严格的说，谁都不纯洁。陆子，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我放肆而得意地说：“当然骄傲。一个人想学坏并不难，但他永远变不成陆子。陆子是中学生里违反常规的特殊现象，他是被各种先天和
后天的复杂因素决定的。有很多人比陆子强，也有很多人比陆子差。但是谁也不可能和陆子一样。”
这些全是废话。过了一会儿，我们怀着敬意谈起勇人，都钦佩他的勇敢。
“陆子，我有好多话想讲给你听。”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铅笔，随便找了张白纸，她说是给勇人画像。
我沉稳地说：“我很想听。不过请说真实的，别把想象和虚构也掺加进去。”我深知水性杨花的女人都爱说谎。
“我不会那么无聊。”司马丽低着头，郁郁地说：“咱们认识有一年没有？没有。现在是春天，花正开放，要等它们落了，才正好一年。光阴荏苒。
爱情。
“我认识你和另外一个人（从她的眼波来看，这是冯明），你很善良，可是太实际了。你的小说里老是那几个平平常常的爬行动物，而我
却喜欢能飞的。那个人，他理应比你更实际，可是，他富于想象，是非常聪明的人，真啊！我没见过比他更聪明更博学的人了！可是，他有妇有子。……有人看了《红楼梦》
，提出了‘钗黛合一’的痴想，我也幻想过他能和你化合成一个绝好的完人。”这时，司马丽已经画出了勇人的脸部轮廓，挺像的，她的画技又提高了。“我和勇人基本
没说过话。但也隐约能够感到，他的心是向着我的。我对他不太注意。啊，我再说那个人。有一次我们在北海划船，他把双桨并放在船沿
，站在上面跳舞给我看。那真是惊心动魄的舞蹈，好几次船倒向一边，倾进水来。记得《九级浪》吧，他时刻都有成为溺水者的危险。他给我讲他过去的生活，他不
幸福。陆子，你永远猜不出他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人深谙音乐。他能够用诗一样的语言把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表达出来。他为我淋漓尽致地分析《第三交响曲》也就是《英雄交响曲》，分析英雄的生死，英雄的理想。
还别有用心地讲解：乐曲中的正主题和副主题怎样经过交锋达到和谐的统一。
“贝多芬的精神力量是惊人的。他年青时抱吻过一具素不相识的少女的尸体，这种热情庸夫俗子永远无法理解。大作家和大艺术家的神经类型往往
与众不同。贝多芬耳聋以后和一个匈牙利的伯爵小姐热恋了很久，他的精神状态因此出现一个特别均衡的时期。这是他智慧最成
熟的英雄时代。……那个人用这些故事暗示我。我虽然同情他，但从未对他让步。”
司马丽轻轻喘着，依照从前的习惯，她按着胸口。“生活里有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呵，你竟然和鼠窃狗偷的事情有瓜葛。那天晚上我伤心
地哭了，眼泪流进了嘴里，原来它和海水一样，也是咸的。海……”
“后来咱们遇上了那个大流氓。一群老工人救了我，真谢谢他们呀！我受了那么大的刺激，觉得自己的精神紊乱了，疯了。我到了那个人
家里。我需要温暖，他慷慨地付给了我。然而他向我提出了更甚的要求，我，我也没拒绝他。感情，本来我们就难以克制，何况这感情还是被艺术魅力煽动起来的，
更何况是在那种精神恍惚的时候。”司马丽目光发滞，“夜里刮风，很冷。他压得我透不上气来。这时候，天上闪现出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
流星。不知怎的，我总疑心有人在窗外偷偷窥视着我们。太心虚了。我痛苦而又幸福地想：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极致？
“空中那一闪而过的炽白的光带，给室内带来了一瞬时的光明。与此同时，我迈过了最重要的生理上的界限。我误认为这是很神圣的灵肉的结合……”
我心里又苦又涩。
“可是，凭借这一瞬的光亮，我看见他的表情竟是那么冷漠，就像医生给病人动最简单的手术一样。他换用了几种姿式，不管我是不是承受得了。于是，幸福的感觉没有了，
我痛苦又痛苦地想：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极致？
“他压着我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就变脸了，疑神疑鬼，对我发脾气，骂人，说我要毁灭他和他的家庭。他甚至用很粗鲁的话侮辱我的妈妈
。我只说了句‘那你为什么还要爱我’就噎住了，万分痛苦地离开了他……
“我像夜游病人似的在街上乱走。我如果见到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毫不迟疑地扑过去。在这种神智失衡的状态下我遇到勇人。其实在他之前，我看见了驾驶
清早第一辆电车的男司机，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他们真不算是男人……”
司马丽举起业已完成的勇人的画像。“他是正人君子。那么周到细心地服侍我，为我去冒险……他是好人。陆子，你也是好人。”
我不言语。
“我爱你，”她熟练地说。接下去：
“我爱你，但我更爱我的自由。”
这是梅里美小说里的原话。作者用不朽的笔触，塑造了嘉尔曼这样一个酷爱自由而且永远自由的文学形象。但是司马丽画虎类犬，她需要的是杯水主义的自由。
对女人来说，用情不专是可耻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也爱你。‘听着，这样的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今天不发生，明天也要发生，明年也要发生’。”这些话来自《苦难的历程》,那个
颓废派诗人贝索洛夫就是这样欺骗达莎的。我起着唱片的作用。
“陆子，我回想起咱们在那个小公园的每一个晚上，真有如隔世，如果你以此写小说，应该写得含蓄，写得多情。我如果作画，就在画布上涂
满单纯的一抹长天的颜色——蔚蓝色——蔚蓝色。”
我们接吻，双方都觉得索然无味。我有些失望，不禁想起第一次与女朋友亲吻的扣人心弦的情景。那是在景山半腰的树丛里，我慌里慌张，但心里乐不可支。而她，总是闪躲
，结果甩起来的辫子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骨也蹭疼了她的眼睛。后来她哭了，用温热的泪水依次打湿了我的前襟、肩部和领口。忽然，我发现附近有一条通往山下的绿草
茵茵的小路，远处站着几个目瞪口呆的爬山的人。看到他们，我们反倒镇定了，索性手搀着手走下山。那些目击者肃然地望着我们，没有半点讥讽的意味。
……接着是第二次、第一百次，我终于磨成了喜欢逢场作戏的油条。这是因为，再亲密的女友，彼此也仅仅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出现绝对的统一。
最爱我们的是母亲——妈妈。
司马丽侧身倚着我，右边的太阳穴紧紧贴着我的下颌，她的血脉在缓慢地搏动着。
冷场。谁都不再说话。那些公式化的甜言蜜语，对于失去了纯洁和幼稚的我们毫无用处。
我把她推开一点儿，翘起右手的小指，撩开她胸前的扣子。我心里激起一线莫名的情愫。
司马丽把内衣向上推去，给我让出了放手的地方。我没有及时地把握时机，因为不愿意把握，我很想知道，我们之间除了生理上的互相利用以外，还存留着什么。
我注视着她半天也不交睫的眼睛。她的目光暗淡。这种似曾相识的眼神，我在老畜牲的妹妹那里见过。老畜牲的妹妹不是坏人。司马丽，
也许她的品质并不坏，仅仅由于空虚到了顶点，才一次次背叛自己的。也许她患有精神分裂症。谁知道呢。……这双眼睛里，没有任何的向往，也没有亢奋的欲求。
什么都没有。用她的话来说，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但不是美丽的人的眼睛……病理死亡和精神崩溃有相似的地方……
“你怎么老是发呆？”她在我耳边怪嗔地说。
我忽然发现自己太爱沉思了。再热烈的欢情，也时常被它突然中断。这样的力不胜任的沉思，对于身心健康,肯定是有妨碍的。
我的十指谨慎地在她的前胸擦过。司马丽的胸衣上，独出心裁地纫着丝光闪闪的流苏。我扯下它，看到胸衣上有一两个不显眼的烟洞。这是她还是别人烫的？很难说了……
她的鬓角深处有几茎白发。我把它们拨出来单独集成一束，缠在她的发辫上，像是系结上一条白头绳。
未老先衰似乎是早熟的必然结果。我捻着白发，为我们仿佛已经过去了的青春伤悼。
司马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她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度贴在我身上。她的皮肤很滑腻，有些地方的香脂没抹均匀，那颗有毛病的心脏仍然缓慢地跳动着，并不因为我的揉搓
而加快……
我怀中也像是一具女尸。
我感到愤懑。本来我是可以追上流星的，而现在得到的仅仅是陨石。其实我的实力未必不如冯明，是错过了机会。我感到愤懑。
于是，我挽起袖子，准备全力以赴地冲撞她、虐待她，把她毁灭——也可能是同归于尽……
我的双手有些战栗。和这样薄命的女孩搂抱，即使在三伏暑天，你也会觉得周身发冷。
领略人生。年幼的时候，我是那样渴望洞晓红尘。现在，我什么都懂了，也不过如此。失望。失望。心灰意冷，冷得未免太早了……
晚上，我把司马丽的最新作品送到勇珍家，听到了这样的话：明天勇人就要回来了。
十
第二天的下午，我和勇珍去接勇人。在分局的传达室里，一位年纪轻轻的公安人员接待了我们。他操着东北口音告诉我们，勇人这几个月学习和交代的时间是好的。
他的问题虽然严重，但是有了认识，可以得到从宽的处理。希望“勇人同学”能够继续进步……
勇人提着行李出来了。他的脸白净了些，行动不如从前迅疾。我们默然地往回走，替换着拿那几件不重的东西。这时，分局的扩音喇叭播
送着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一个唱段，随着雄壮的钢琴声，十七岁的李铁梅唱出：
“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
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
我跟你前进决不彷徨，
红灯高举闪闪亮，
照我爹爹打豺狼，
祖祖孙孙打下去，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我们互相看看：勇人满脸羞赧，勇珍低着头，好像在地面上寻找失物。我也感到无地自容。
共产党，对我们来说有特殊亲切的含意。在党的爱抚下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怀着血亲之情热爱党。但是我们背离了党指引的道路，陷进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泥潭，而且很深……
在路上，我和勇人背着他姐姐悄悄说话。勇人直截了当地问：“司马丽现在在哪儿？”
他一直在想她呢。我没答复这个问题，而是提议晚上在新侨饭店给他接风，请司马丽也来。最近我父母相继解放了，钱的来路合法，请放心……勇人点着头。
我给司马丽打电话，勇人在隔音间外边等着。不料她听完我的邀请，声音喑哑地说：“陆子，我去不了。昨天夜里我发烧了，……你们那间屋里有冷气对流，而且，你做的也
太过分了。医生让我绝对卧床休息一周，今天去不成了，谢谢你的好意。……你怎么样？到新侨多补充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不要吃凉菜，别自残身体……”
我挂断电话。想了想，然后扮出笑脸，对勇人说司马丽保证准时到。
晚上我和勇人去新侨。这里西餐部的地方并不大，供应着不是俄式也不是英美式的西餐。顾客很多，有精神世界的人和没有精神世界的人混坐在一起，在饭桌旁不容易区别
他们。我们意外地发现伍行浩一个人正在喝酒。
老伍还很瘦，穿得仍然很体面。他面前摆着一瓶打开塞子的好酒和几个同样的冷盘，这排场比起他父亲的大多了。他还在偷窃，否则不可
能保持这样高的生活水平。伍行浩笨拙地使用刀叉，突出的颧骨上沾着一点色拉油，这使他更像生活中的丑角。
他客气地站起来敬烟，我们谁也没接。勇人憎恶地从上到下看着他，然后走到一边去了。我却兴致勃勃地和他聊天，有意把话题往伍老头身上牵。
老伍边吃边谈：“陆子，我家老头子不是个东西。他从小胡嫖乱色，不干好事。大家都瞧不起他。他认识一些名人，那些名人却不认识他
。”他将奶酪当作菜肴放入嘴里，嚼出很大的响声。“去年冬天有天夜里，老头子碰到一个来打电话的小白脸。他俩聊得挺红火。第二天一早，老头子发了威，说那个小白脸
多有礼貌，见多识广，比我强百倍。让我向他学。哼哼，那个小白脸儿真是混账东西……”
我沉住气，他骂的是我。
“我呢，老虎拉车——不听那一套。我也大骂：‘养不教，父母过’。嘿嘿，我家有本三字经，我记着这么两句。”他很骄傲地卖弄着，
以读书人自居。“我起小就爱看课外书。以后，老头管我，我就骂他：你也配说我，做梦娶媳妇——净想美事。你这穷光蛋！我娘也常骂
他，说急了还打他几下。想当年他也玩过不少洋女人，到头来挨老婆的揍。哈，这老杂种……”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听着这席话。
“你听说过‘九级浪’吗？”忽然，伍行浩眉飞色舞地问。
“听说过；《九级浪》是伟大的俄国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司马丽从前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记得。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画儿。”老伍很知内情似地说：“这是一个‘圈子’的外号。她被好多男的砸得跟漏勺一样。听说不向男的要钱，还倒贴一些画。真
是狗肉包子——独一份。叫司马丽……”
我心里乱糟糟的。
“‘九级浪’是特浪的姐们，你知道她妈妈是干什么的吗？”职员出身的老伍优越感很强。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盯着老伍那不堪一击的瘦脸，忍不住想打他几拳。
那边，勇人找到了座位，向我频频作着手势。我过去后，他吩咐服务员摆上三份餐具。他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话，并且不时地看看门口，等待那个绝对不会出现的司马丽。
“通过这次学习我得到很大的收获。”他用中等速度说话。“过去我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不少坏事。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是犯罪。
我们从前怎么没认识到这是犯罪呢？我们是瞎子，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不到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整天接触社会渣滓，这样下去危险极了！”他的语气加重了。
我同声附和。
“这都是我们自己不好。”勇人悔过地说：“我们受封、资、修思想的影响太深了。如果不长期到工农中去，就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
子。咱们一定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进行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我端详着勇人。他满头黑发里也间有鲜明的白色。
谁知，讲完这一段后，他先对我说：“陆子，你有白头发了……”
“你也有。”我苦笑着说。
它们是在起居不定的畸形生活中变白的。这些白头发似乎在嘲笑毫无出息的我们：对不起恩深似海的爸爸和妈妈，也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人世的变化总是大的。理想不过是理想。或许我们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要把在握的某些既得利益也输个干净，成为毁家败业的罪人。这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不幸。
“你的眉毛有些散。你好像很累……”勇人关切地说。
我完全疲了。我在想：假如人生只是这饮食男女的千次万次的重复，它的价值何在呢？到了桑榆晚年，我们当真不会后悔吗？自我陶醉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很痛苦。如果不是在公共场所，我会落泪的。我可以无动于衷地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但是受不了哪怕最轻微的良心的谴责。良心谴责
使我变得烦躁健忘，使我有时一觉醒来，在贴身被褥的边角上，发现一行行悔恨的牙印……
我越来越怀念旧日，越来越易于伤感。也就是说，我不幸福。
别人呢？那些年龄和我相近的中学生……
旧中学生，六六年时他们分散在从初一到高三的各个年级上，孕育着各不相同的梦想。几十年以后，谁能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挺立，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显示头角？
勇人认为谁也不能。他分析说：“中学生的水平太低。志大才疏的多，真有才干的少。踏踏实实的学风不受大家欢迎。许多人自命不凡，
实际上并没什么本领。另有一部分人是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分子，他们早晚要倒大霉。”
我认为个人的能力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不是一个整体。不用多久，他们将暴露出各自的阶级属性，把今后百年内不会熄灭的阶级
斗争继续下去。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人们必将被历史车轮压碎。一个人哪怕有天大的才能，如果选错了所服务的阶级，就只能给自己的
命运安排悲剧。前例俱在，令人毛骨悚然。
我喃喃道：“我一定要做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
如是，我衷心地复述了几次。
我无限痛苦地问勇人：“像我们这样十几岁的人，世界观究竟有没有最后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如果是资产阶级的该多么可怕，可怕极了！”
勇人皱着眉想了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他也被我的情绪感染了，心惊肉跳：“是可怕啊。……我们还这么年轻，就替没落的资产阶级殉葬，太可怕了……”
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
勇人对许多问题有了较深的认识。当我试探地提起司马丽时，他这样说的：“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她的保证和诺言说不定会变的。在
学习班里，有个挺风流的干部子弟问我：‘勇人，听说你有爱人了？’我否认。这个人很聪明，他马上换了一种问法：‘勇人，听说你有
对象了？’我没表态。他悠长的吁道：‘嗳……以后的麻烦事还多呢！’”
我心里很畏怯。昨天我亲手给勇人戴了绿头巾，现在后悔了。勇人能原谅我吗？
生活和文学不一样。小说里，只需一句话就可以把矛盾全盘概括（所谓“爱情的多边形”）；而我们这里，事情却这样纷乱如麻……
勇人很注意地看着我。“陆子，你是第一个和司马丽好，我是第二个……”
冯明是第一个。我们都在步他的后尘。——但是我不敢说。
“你还写小说吧？”勇人鼓励地问。
“写。除了写小说，还写读书笔记，日记。给女人写信。另外，我写了连篇大套的检讨书，分别交给学校保卫组，交给家属委员会，交给
警察叔叔……我苦苦切磋写作技巧。”
勇人笑了。
邻桌有几个中年人大声地争辩着：按照正规的西餐吃法，遇到鸡能不能上手？接着他们扯开了，又谈到西欧北美，国外的情形……
在国外，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猖獗一时——假共产主义，实证主义，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它们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了阴暗的逆流，
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袭着中国青年，我们必须警惕。
“《九级浪》……”我想起这幅海景名画。我的迄今为止的坎坷遭遇似乎都被画在其中了。
勇人紧接着说：“你改邪归正吧。《九级浪》这幅画正好描绘出咱们这几个落水者。你改邪归正吧。”他责问：“陆子，你干了不少缺德
的事吧？好多人都骂你是人面兽心的流氓。”
“随他们骂去。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拈花惹草是唯一的嗜好。我是大正数。多多益善。”我兴高采烈地说，有些忘形了。
他不安地盯视着我：“你好像有些精神分裂症哩。”
我微微一笑。这时，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手稿至此为止）在心里明朗了：认真地写一部小说，回答那些虚伪的道学君子。我想这将是一
个中篇，但是它不会比长篇小说小。由于写的是日常生活，保证细节的真实轻而易举。关键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整个故事作
富有哲理的叙述。这很棘手，然而我一定要写，要含着微笑，和目前的生活方式告别。也许这一部还很幼稚，但是第十部、第一百部时会
深刻得多。题目不必商榷——《九级浪》。
我越想越具体。放在桌子上的右手，也不安分地动来动去。我甚至想在这雪白的台布上写下来未来小说的第一行字。
但是，勇人马上把我从云端拉了下来，落在坚硬的土壤上。“司马丽怎么没来呢？ 时间早过了，你到邮局打个电话问问，好不好？你认识东单邮局吗？”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一直玩世不恭地鬼混着，除了托请别人介绍以外，还直接在大街上认识“马路天使”。我喜欢在用功后和那些花瓶
式的女同学轻薄一番，借以调节大脑神经，消除读书和写作的疲劳。把她们约在东单邮局相当合适，那里四面交通发达，而且附近有好几
家电影院，可以随时找到一个黑暗的谈话场所，躲开熟人的视线。我研究了这些人的心理特征，把她们的年龄、智力和做人态度对照起来
，终于从一般现象中，发现了规律性的东西，这也是一项社会调查。
改邪归正，唉，改邪归正。
我不知所措地走出新侨，看见伍行浩正站在马路沿上擦汗，心里陡然有了办法。
我跑过去，亲热地搂着他细长的脖项，骗他说我非常想他，现在有要紧事要和他单独商量。我指着一个没人影的暗处，让他到那边去等我……
老伍受宠若惊，十分顺从地去了。我冷笑一声，拾起一块棱角尖利的砖头，准备等会儿把它拍在老伍的脑袋上。那个碌碌无为的伍老头，
又会奇怪儿子为什么在外面挨打，又得挨到半夜给他喂中药，煮鸡蛋……
我蹒跚地往前走。在我的内心深处，一个巨大的浪涛呼啸着卷起，这当然是——九级浪！它仿佛要冲刷掉我总在沉思的那些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还没完全成熟呢，我在这风暴般的动荡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是为了我的英雄时代。
我持砖在街上走。到了东单开阔的十字路口，我茫然地站住，不知道前面哪一条是我应当循进的道路。
＊ ＊ ＊
“啊啊……哈哈……啊…… 哈啊…… ”
原来苟老太太非但没有走，还引来一帮我没见过的人，堵在我家门口，尽情地嗤笑着。
我生气地站起来，准备把他们统统喝走，但是仔细想了想，又忍耐地坐下。
忍耐是希望的依属。
于是，我放下司马丽的来信，嬉皮笑脸地喊道：
“请客人到俺们屋里喝水吧！苟奶奶。”
——完
1970年深秋 整整20岁 录此为念
根据赵一凡七十年代翻拍的手抄本微缩胶片录入
以“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残稿书影为基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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