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觉醒之路

张德超

1989年7月，我出生在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农村。在我出生前的一个月，在距离我家三百二十公里外的北京，历史正以枪声的方式改写。6月4日的那个夜晚，解放军朝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扣动扳机。那场被世界称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事件，从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沉重的禁忌。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它仿佛是被剪掉的记忆，在教科书里被彻底抹去。多年以后，当我站在Halifax市政厅门前勇敢地喊出“打到中国共产党，打到习近平”的那一刻，脑海中忽然闪回到2009年的某个下午。那年我刚考入大学，在宿舍里第一次成功翻墙，进入了墙外的世界。屏幕上出现了那些照片与影像，坦克碾过长安街、年轻人倒在血泊中、母亲在黑夜里呼喊儿子的名字。那一刻，我的呼吸几乎停滞，那种震撼不是简单的震惊，而是一种从胸口扩散到全身的愤怒与悲伤。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所生活的国家，隐藏着这样一段被封锁的历史。那一天，我的旧世界观开始出现裂痕。我开始思考，如果真相被禁止，那么成长在谎言中的我们，又算不算活着？从那以后，我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孤独的觉醒之路。那场血腥的屠杀不只是历史的拐点，也成了我世界观重构的起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胡温十年”。客观地说，那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仍存一定言论空间的年代。与“习时代”的高度集权化治理相比，当时的公共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人们还能在饭桌上、在网络上，讨论一些社会问题，表达对现实的思考。然而，即便在那个被称作“温和”的时期，言论的边界依然清晰存在。总有一些话题是绝对的禁区，“六四”便是其中最敏感的一块。大二那年，我在QQ空间写下关于“六四”的一篇随感，并尝试发表，却被系统直接拦截。那时我并不甘心，于是将文字转换成图片再次上传，并附上几张当年的历史照片。我的帖子很快引起了反应，有同学嘲笑我“太激进”，称我为“愤青”；也有朋友劝我“别惹麻烦”，说我“太天真”；还有长辈用一种带着恐惧的语气提醒我，“这种事不是我们能管的”。辅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进行所谓的“批评教育”。那场谈话表面上是“关心学生思想动态”，实际上却充满了暗示与威胁，删除帖子、承认错误、写下检讨。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权力对个人思想的压迫。一个学校辅导员的几句话，就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感到无助与恐惧。那种来自体制底层的威慑，是最真实的，它不靠暴力，却能让人自动沉默。学校的权力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掌控舆论、司法与国家机器的人？我意识到，一个社会的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它从一间办公室、一场谈话开始被剥夺。那时的我还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如此害怕人们记忆历史？为什么连普通学生的一篇随感都要被视为“政治风险”？直到后来，我逐渐明白，这种“恐惧”本身正是权力维系的核心。一个政权若要垄断叙事，就必须让人们习惯遗忘；若要维护稳定，就必须让真相永远模糊。于是，记忆成了危险，提问成了禁忌。所有人被迫假装遗忘，久而久之，沉默成了一种集体安全感。

在大学期间，由于我经常浏览境外媒体与政治评论网站，并在公开场合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始终未能获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格。那时我就注意到，真正能被吸纳进这个组织的，往往是那些在思想汇报里反复表忠、在公开场合高声歌颂的人。他们的“信仰”被要求是绝对的，他们的语言必须始终充满赞美。任何质疑与反思，都被视为“不成熟”甚至“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我逐渐明白，这样的组织并不欢迎多元的声音。它要求成员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哪怕这意味着牺牲诚实。当只有赞美被允许存在，批评被视为敌意时，整个系统就会陷入自我封闭。它的僵化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我保护，通过排斥差异来维持稳定，通过压制思考来维持统一。回望过去，我反而庆幸自己没有进入那个体系。没有被迫写下虚伪的思想汇报，没有学会在集体面前表演忠诚。因为一旦进入其中，人性就必须服从党性，真诚就会被驯化成表态，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会在一次次政治学习中被磨平。在那样的体系里，诚实被视为危险，谎言成为生存技能。人们习惯于用政治语言取代真实情感，用集体意志覆盖个人良知。那种状态看似稳定，却早已腐蚀了人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未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对我而言是一种幸运，因为我得以保留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保留了最基本的做人底线。

步入社会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机会多次出国出差。那是我真正意义上“肉身翻墙”，真切感受到信息自由流动的震撼。只要连上网络，我就能轻易地浏览到过去在国内翻墙才能接触的新闻与评论节目。从《大纪元》《新唐人》《石涛评述》，到后来的《文昭谈古论今》《江峰时刻》《小民之心》，这些媒体让我逐渐看到一个与官方叙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曾在石涛先生的节目中听说过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当时我并未全然相信，甚至觉得那可能是过度夸张。然而，后来一系列社会事件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尤其是中国大陆近几年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失踪案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2022年的胡鑫宇案与谢昌杨案。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其悲剧性，而是因为信息的严重不透明。胡鑫宇失踪百余天后“突然”以一种极不合常理的“自缢”方式被发现；谢昌杨的父亲在发现儿子遗体时，尸体严重缺损，而警方却以“排除他杀”草率结案。这些疑点重重的事件并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反而被迅速压下、禁言。在这种环境中，即便人们不去相信最极端的传闻，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当真相缺席，信息不透明，恐惧就会蔓延。2024年5月1日，中国大陆正式施行《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同月，武汉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隆星宇去世的事件再次引发舆论震动。隆星宇因运动受伤未规范治疗而离世，随后被“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与角膜。官方报道中一切看似“合法”“合规”，但在公众心中，却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疑问：在信息不透明的体制下，个体究竟是否真的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最终决定权？一桩桩案件摆在人们面前，而权力的回应却总是那么敷衍、冷漠、格式化。人们的问题被忽视，质疑被噤声，真相被模糊。那一刻，我不禁要问：一个如此恐惧透明、拒绝问责的政权，真的还值得被信任吗？

如果说，过去我对中共的认识主要来自海外媒体的报道与分析，那么新冠疫情的那三年，尤其是封城期间的亲身经历，则让我第一次以第一人称视角感受到“社会主义铁拳”的真正力量。2022年的某一天，我所在的城市突然宣布“静默管理”。当我像往常一样走出小区大门时，被身穿防护服的“大白”和社区网格员拦下。他们语气冷漠地说：“没有通行证，哪里也不能去。”那一刻，我意识到自由被抽离得是多么迅速，没有任何程序、没有任何解释，一道命令就足以让一座城市陷入封闭。封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更漫长、更荒诞。物价飞涨，生活物资紧缺，只有持有通行证的人才能为社区配送物品。很多人慢性病人不到药品，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普通人买不到新鲜的肉蛋、蔬菜，靠白水面条与白粥度日。那时，微信群中不断传出令人心碎的消息：有老弱病残者被困家中饿死；有独居老人因无人照顾而病故；甚至有人因绝望选择跳楼自尽。更令人不堪的是，一些年轻女性只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被迫出卖肉体。为了“防止人员外出”，基层工作人员竟焊死了居民楼的大门，用铁皮、木板将小区道路彻底封死。人们成了被圈禁的牲口，连火灾逃生的权利都被剥夺。那一幕幕匪夷所思的景象，仿佛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而是出自一场反乌托邦的实验。中共宣称自己“代表先进文明”，可我看到的，却是制度化的冷漠、无能与残忍。这场灾难从来不是“天灾”，病毒或许是自然的，但极端清零的政策、人为的封控与信息封锁，却是人祸。我开始反思：这个政权，到底是愚蠢，还是邪恶？或者说，它的愚蠢，正是因为它的邪恶。2022年9月18日，贵州贵阳的大巴在深夜运输隔离人员时侧翻，造成多人死亡；11月24日，乌鲁木齐高层住宅起火，因封控导致居民无法逃生，惨烈的画面在网络上短暂流传，那是压垮人们最后一根神经的瞬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自“六四”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抗议，人们走上街头，举起一张空白的A4纸。那张纸上没有一个字，却写满了沉默的控诉。然而，即便是一张白纸，也无法被容忍。那些勇敢举纸的年轻人被带走、被威胁、被消声。现实以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在一个极权体制下，连沉默都是罪行。从那一刻起，我仿佛看到了这片土地的未来，一个被恐惧与谎言笼罩的社会。我痛恨这种暴政，更痛恨自己曾经的顺从与沉默。于是我告诉自己：我必须离开，我必须发声。

白纸革命之后，政府突然宣布“全面放开”，仿佛一切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然而，这种说封就封、说放就放的“烙大饼式”政策，让多少家庭陷入恐慌？药店的货架空空如也，退烧药、感冒药被哄抢一空。人们不是因为病毒倒下，而是因为毫无准备的“解封”被迫承受次生灾难。这本质上反映了行政体系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惯性思维：决策集中、执行粗放，而民生保障与物资调配往往被置于政治目标之后。若能在政策调整前，基于数据与医疗储备情况进行风险评估与资源预分配，本可避免大量无谓的恐慌与牺牲。政策的任意性不仅削弱了社会信任，也让普通百姓在一次又一次“运动式治理”中成为最大的代价承担者。为什么不能提前准备？为什么不能提前让社会知道方向？难道老百姓的生命就如此轻贱？是的，在他们眼中老百姓的生命就是如此轻贱，至此我对中共政权彻底绝望。

这三年疫情的经历，在中国大陆的公共空间里几乎被迅速抹去。无论是社交媒体上曾经流传的封城影像，还是人们记录的亲身遭遇，如今都难以再被检索到。仿佛那段漫长的焦虑、痛苦与抗争从未存在过。历史的“删除键”被轻易按下，留下的只有模糊的记忆与无法言说的沉默。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当掌权者掌控了信息流通，就等于重新书写了历史。被改写的历史不再是人们真实生活的记录，而是政治叙事的工具。在这种机制下，社会被训练去遗忘，不再去提问，不再去追溯，不再去思考曾经的伤痛。历史成为被“管理”的资源，而非集体记忆的共有财富。长此以往，一个民族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也就难以真正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记录是抵抗遗忘最有力的方式。正因如此，我深知自己的使命：要离开那片被沉默笼罩的土地，在自由世界里继续守护、记录并传递真相。只有当真相得以流传，记忆才不会被彻底掩埋，历史才真正属于人民。

图片右一：张德超（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新党员）

北京之春  邱兰整理

202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