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跟胡平和余杰商榷/張成覺

1）赵紫阳后来自承，“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确实，在土改、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运动中，赵紫阳都很左。卢跃刚不为尊者讳，对赵紫阳在这些运动中的错误言行都给予了如实的记叙。（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2）卢跃刚讲到当年有种说法，说江青曾经发话，说李一哲大字报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卢跃刚认为这种说法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江青真的讲过这句话，赵紫阳不可能违逆江青指示，不可能不照办执行。卢跃刚的这些分析和评论告诉我们，在中共体制内，一个官员还是有可能做好事做符合人性的事，同时又清楚地指出这种可能性的局限性。

江青在落網後被公審時曾聲稱“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從中共建政起，她就擔負為毛太祖監察大陸文化人的任務，其狗鼻子特別靈。李一哲大字報自然沒有逃過她的火眼金睛。但山高皇帝遠，趙紫陽身在南粵，只要江青沒有明確的鎮壓指示，趙如何處置當地的大字報還是可以便宜行事的。

至於在中共體制內，“一個官員還是有可能做好事做符合人性的事”，這種可能性就實在如鳳毛麟角，因為所有官員早被洗腦，黨性高於人性。而盧躍剛否定江青講過那句話，也只是他個人的看法，缺乏有力的證據！

卢跃刚说：“若赵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赵’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他们知道总书记的态度。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有所收敛。”

不知盧所說的“既定方針”何意，“李鵬等強硬派”去見鄧為何需要趙“總書記”允許？說李錫銘,陳希同這兩位首都一二把手“在鄧面前說不出渲染事態,推卸責任的狠話來”，也純屬猜測。他們固然“必須遵守紀律”，但未必在鄧面前不敢搞什麼小動作。

4）有些体制内改革者为赵紫阳扼腕叹息。他们认为，如果赵紫阳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邓小平合作，保住总书记位子，以期东山再起，至少由赵来执行戒严令可以少死人，以小恶阻止大恶，挽救改革于危亡；那要比主动放弃总书记权力更好。

實情是當時鄧對趙已不再信任，即使趙暫時保住總書記位子，他能做的也極其有限。猜測“由趙來執行戒嚴令可以少死人”，只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鄧一言九鼎，陳雲也默認了他的決定，改革的“危亡”已經避免不了。至於說“再壞也不會比六四更壞”，那也是同樣的猜測而已。

一）（趙）母子政见不同，感情也疏远了。赵数十年从未回过河南老家，跟母亲也再未见面。母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时，赵已是四川省委书记、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却仍未回过家。邓小平也是如此，从不回老家，对乡亲极端冷漠。共产党就是要泯灭人的亲情，以党取代父母的地位，国民可以不孝，却不能不忠。（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赵紫阳于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十九岁担任滑县县委书记，二十一岁担任地委书记，其组织动员能力即已获得上级肯定。中共建政之初，赵以河南“改革专家”之名望奉调入粤，从此一路上升。毛调赵入粤，是让赵配合陶铸“削藩”，扫除以叶剑英为首的广东地方势力。赵深获“华南王”陶铸的赏识与青睐，在广东形成陶赵权力结构，直到文革才瓦解。

陶赵遵奉毛的命令，掀起残酷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叶剑英被调离广东，血腥土改遂大行其道。广东地方实力派群龙无首，成为待宰羔羊，数万干部及其家属、数十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下手之重，冠于全国，惨烈后果，闻之胆寒”。赵后来承认，陶铸像坦克，把障碍压倒，也压倒了庄稼。庄稼是比喻的说法，在中共眼中，人还不如庄稼。坦克也是比喻，赵使用坦克这个比喻时，不曾想到一九八九年野战军的坦克会在北京城里横冲直撞，将人压成肉泥，而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只能在家中含泪听到枪声和哀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偏偏广东这场反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不曾得到平反，因为手上有鲜血的赵紫阳已贵为国务院总理。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赵紫阳出手阻拦对昔日政敌的平反，但以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而言，谁都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

古大存（1896年4月24日—1966年11月4日）和馮白駒（1903年6月7日—1973年7月19日）這兩位資深“老革命”，生前被陶鑄和趙紫陽在“反地方主義”運動中，整得死去活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仍然遲遲未獲平反。陶鑄1969年就在被關押中嗚呼哀哉，古大存之妻上京為亡夫奔走，延安時期一批老大姐都傾力支持她，就那樣冤案依然一直掛著，便是由於趙位居中樞的緣故。

「馮白駒、古大存反黨聯盟」係廣東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此案從發生到平反，歷時三十年。而其「成因」則可以從今上溯半個世紀。此案驚動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受牽涉的有葉劍英、方方、陶鑄、趙紫陽、古大存、馮白駒、區夢覺等當時廣東幾乎所有的省委領導人物；全省受到株連和處分的幹部達二萬多人。案情之大，牽連之廣，可謂空前。廣東地方幹部因此而大傷元氣。（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党内权力斗争更残酷的，是土改及大跃进时期激进的农村政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期间，赵辅佐陶进行了一场狂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试验，在广东强迫农民砸锅炼铁、拆房积肥，终酿粮减产、人饿殍的大灾祸。当然，与四川、河南、安徽等地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相比，广东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毕竟，赵是党内少数真正的农业专家，而非意识形态狂魔。七千人大会后，毛的乌托邦路线暂时退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纠正激进政策。赵紫阳也对广东的大跃进作出检讨，他用了河南的一句俗语概括自己的错误是“红枪会吃朱砂”。红枪会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横行中原、华北的民间武装组织，从义和团脱胎而来。传说红枪会的成员吃了师傅配制的朱砂，可以五毒不侵、刀枪不入。赵使用这个典故，意思是“中了邪”。可见，在他心目中，极左思想也是一种迷信。文革期间，他的这段检讨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

赵紫阳能在中共党内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升任总理和总书记，不可能完全身家清白。中共宛如水泊梁山，你不缴纳投名状，岂能让你入伙且当头目？在中国，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很多时候是重迭的。这一点，正是卢跃刚《赵紫阳传》的最可贵之处。（摘自百度百科有關條目）

二）赵到四川时，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但毛还没有死，中央的四人帮和四川的造反派仍很嚣张。若不能收服造反派，尤其是成渝两地号称“四大名旦”的四名造反派领袖，四川的政局难以稳定。赵放下身段，与这些造反有理、叱咤风云的年轻人逐一对谈。其中，赵紫阳与重庆大学学生领袖周家渝长谈五个半小时，从午夜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半。根据周家渝的回忆，“整个谈话过程，赵主要是问、听，且有分寸感”。周家渝是我父亲在重庆大学同届不同系的校友，我父亲多次跟我讲述周家渝等学生造反派的轶事，我对其印象深刻。周家渝回忆这段谈话，当时场景历历在目，比如，赵紫阳单刀直入地问：“万一毛主席百年之后，你的看法，中国将出现什么事情？国家、四川、重庆。”周回答说：“天下大乱，争夺船长，而且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争夺。”果然，数月之后，毛死掉，尸骨未寒，夫人江青等四人帮即被捕入狱，而周家渝亦在四川被捕，判刑十五年。

文革惨剧令赵痛定思痛，开始寻求其他出路。赵入川，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根本扭转了九千万川人二十多年吃不饱饭、饿肚子的历史局面，并推行若干敢为天下先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他突破官僚系统的阻隔，一半多时间都深入基层，常常带着一名秘书就出发，且不通知地方官员，直接深入村落，与农民面对面地交谈。对比之下，今天中国的高级官员视察地方，安排警察扮演群众，能看到什么真相呢？经过赵紫阳的努力，四川终于摆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历史常态，而呈现出“天下未治蜀先治”的政通人和。川人称颂说，“要吃粮，找紫阳”。

对赵而言，治理四川的成功是其得到的邓小平赏识、实现破格升迁、入住中枢的关键因素；对于在四川出生的我而言，也是赵紫阳治理成功四川的受益者之一。赵紫阳柔化戾气，休养生息；问稼穑于野，问苍生于途；又不畏“砍旗”的罪名，毅然率先废除“公社”。“四川经验”后来被带到北京，向全国推广。对此，卢跃刚的结论是：“四川人的运气，遇到了赵，由于赵，四川由中国人口最多的饥饿之乡变为世人瞩目的改革之乡。”（資料來源同上）

一九八零年，赵紫阳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三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改革上成就卓著。一九八七年，他又出任中共总书记，力图以民主与法制为导向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制订沿海发展策略和“贸易立国”国策。然而中国改革巨浪，却在“六四”的鲜血与眼泪里终结了。

赵紫阳的地位不是民选而来，而是来自于邓小平的授权。所以，什么时候他能赢得邓小平的信任，他的权力就较为稳固，他的改革政策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就能顺利推行；什么时候他失去邓小平的信任，他就只能黯然下台，改革政策也人走茶凉。赵氏改革，是戴着镣铐跳舞，但赵却翩翩起舞，舞姿动人。

赵紫阳的经济改革，一言以蔽之，即抛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赵主张向东欧学习，向西方学习。卢跃刚评论说：“如此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大规模地公开邀请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专家来讨论中国改革开放问题，放下身段请老师，诚恳学习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实属首次。”

其中，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受到赵紫阳接见，两人观念一致，相谈甚欢。弗里德曼当面称赞赵说：“你的本质是教授呀！”后来，弗里德曼回忆说：“过去五十年间，不论是在共产与非共产国家，我所碰到的政府高官中，赵紫阳是与众不同、给人印象难忘的一位领袖人物。”

卢跃刚指出，赵的改革政策咨询有两个超越时代的特征，即非意识形态化和全球视野。赵听取国内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政府机构政策研究部门的意见，也听取东欧、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甚至邀请了仍处于敌对状态的台湾经济学家到香港，召开秘密会议，专门听取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意见 -- 那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台湾经验的重要性。在书中一个小小的注释中，记载了这个过去两岸都不曾披露和重视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三至十六日，在赵的授意、推动下，国家体改委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将硕杰、于宗先、邹至庄、费应昌、刘遵义到香港，就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问题进行座谈，赵的心腹安志文等高官出席座谈。可惜，北京很快爆发学生运动，局势急转直下，赵紫阳失去权力，这些台湾学者的建议被束之高阁。（資料來源同上）

中共将赵紫阳从历史中铲除得一乾二净，八九之后出身的年轻一代大都不知赵紫阳是何许人也。卢跃刚的这本赵传，稍弱的部分是关于赵紫阳的家庭生活、衣食住行，这一欠缺使得赵的形象未能更加立体化。书中提及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感人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饭前，赵在书房召集赵家历史上唯一一次家庭会议，告知家人自己辞职的决定，得到家人一致的支持，十分钟就结束了。赵紫阳去世后，其家属准备的挽联内容是：“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您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传记中还提及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二子二军的女儿信仰基督教，要去当传教士。赵二军不同意，赵紫阳听了很生气，对赵二军说：“信教有什么不好？当传教士有什么不好？你去给我买一本圣经，中英文对照的，作我送她的礼物！你去告诉她，我很支持她，很支持她当传教士！”赵紫阳晚年完全挣脱了马列主义的束缚，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那么，他是否对自由民主、个人尊严的源头 -- 基督信仰 -- 有所探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