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答胡平之问》

戎小捷

我同意胡平先生的分析，“当今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想象，一旦中国实行民主转型，分离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广泛传播的机会，分离主义运动就很可能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一旦中国步入民主，国人得以参政问政，他们的大一统观念很可能会淡化。民主后的中国，地方上要求更大的自主权的呼声很可能会高涨，甚至于有的汉区也会要求独立。”而且，“有些人（本文作者注：我想，应该是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许多人）正是看到了别的一些国家在民主转型期间，由于未能处理好统独问题而导致流血冲突、分裂以至内战，故而对民主转型本身产生疑虑。”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认真考虑、研究过这个“严重的问题”。并且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多党制、普选制、联邦制等），那么就必然会极大概率地导致分裂甚或内战（即使不存在新、藏、港问题，也会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盖因为现在的中国，无论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某个局部的地区来考察，都是行政系统（政府）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行政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整个系统的各个部分完全靠纵向的联系（下级服从上级）而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假如中国民主转型后实施了普选制、联邦制，各省的省长由各省的公民普选，各市的市长由各市的公民普选，各县的县长由各县公民普选……由于纵向联系被切断，而横向联系又非常弱小，那么每个当选的省长都会毫无例外地讨好本省的选民，讨好本省的各企业，讨好本省的各大学，讨好本省的各媒体，等等；每个当选的市长也都会讨好本市选民，本市的各企业……总之一句话，全国各地都会本位主义盛行，互相构筑壁垒，互相封锁市场，互相截留人才，互相截留优质生源，相互垄断各自地区的自然资源……即使没有公开独立分裂，实际上全国已经分崩离析。

说到这儿，肯定会有人反驳我：你说的不对啊，西方欧美各国都实行了民主宪政，都实行了普选制和联邦制，没看见它们都各个分裂或各个国家里都大闹本位主义呀。

这里的道理就在于，西方社会之所以不会因为实行宪政民主而大概率导致本位主义、分裂和内战，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欧美各国，整个社会是靠强势的、横向的、统一的市场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居于弱势的行政系统（政府）的纵向联系，对于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并不起主导作用。因此，在欧美的市场系统异常强大、行政系统相对弱小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可以实施多党制、普选制和联邦制，而不会大概率地导致国家的分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当时之所以发生分裂、内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的市场系统是分裂的，南北方分别有自己基本独立的市场系统，并各自和欧洲的市场系统相联系。）

假如我上面的分析大致不错，那么，这就使我们陷入了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绝境：要民主、自立就会失去国家统一，甚至分裂、爆发内战（古代的战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近现代的军阀混战；当代的前苏联的例子、前南斯拉夫的例子）；反之，要国家统一就会失去民主自由，而且最终会导致僵化、腐败，甚至爆发最底层民众的起义（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改朝换代。注：分裂时代基本没有农民起义）。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鱼和熊掌——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真的不能兼得吗？分裂混战和僵化腐败真的必须二选一吗？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周期律真的无法打破吗？或者，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以及现在胡平先生向我们提出的这个严重问题真的无解吗？

胡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希望大家都能避免激情、理性沟通。他说：“我们必须在现在就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向人们指出一种解决统独问题的既合情合理又深具现实可能性的方案”。我完全同意胡平的看法，并以身作则，在此不揣冒昧，提出一个我设想的简单方案，供大家讨论，看它能否打破著名的周期律，能否在我们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时，又能避免国家的分裂和混乱。

我设想的方案非常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某地方官的任免，既不完全由中央决定，也不完全由该地方决定，而是由中央和该地方来共同决定。举具体的例子来说，比如西藏自治区一把手的任免，由中央的一把手和西藏自治区所辖的各市的一把手来共同决定。再更具体一些，西藏自治区下属的各市，例如拉萨市一把手的任免，则由西藏自治区的一把手和拉萨市下属的各区县的一把手来共同决定。这样层层推演下去，西藏地区最基层的那个行政单位的一把手，则由其上级的领导和其下级的全体村牧民来共同决定。这里，“共同决定”的具体含义是：上下两方的有关人员共同投票；双方各占50%的票权；得票过60%的竞选者当选。（当然还有许多细节问题，比如候选人如何产生等，本文暂不涉及。）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模式的优点：1、它符合了当代民主自由的大趋势，把过去由“上面”单方面决定的事改为由上下两方面来共同民主投票决定。2、它不会导致本位主义，更不会导致分裂。因为当选者固然要讨好下面，照顾地方的局部利益；但他同时也要讨好上面，照顾中央的全体利益；否则他就不能当选（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对他具有否决权）。3、由于基层的干部最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最清楚怎样做才能缓解民族矛盾；因此，一旦他们对上拥有了部分的任免权（自主权），对下又受到藏民部分选举权的制约，他们就会开动脑筋，发挥出创造性来，把汉藏矛盾解决好（我在西藏当过老师，发现当地的干部其实都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他们既不能说、更不能做，只能机械地按上级指示办；而上级又不了解情况，只是想当然地坐在几千里之外发表自认为正确的命令）。4、由于每个层级的一把手都由其上级的一把手和其下级的若干个一把手来小范围地共同投票决定，参与投票者最多几十人，因此选举操作难度很低，竞选成本很低，作弊机会几乎没有，情绪化的“民粹主义”也不会有，完全属于“免培训”的入门级民主模式，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秦制传统的国度非常适用。5、这个方案甚至现在就可以开始尝试，由于投票者都是政府的各级干部，并没涉及“多党制”，也不属于每个公民一票的普选，因此它相对来说最容易为现在的执政党所接受，从而能确保中国的和平转型。

最后再多说一句：其实，上述的方案不仅可以缓解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地区的统一和分裂的难题；即如现在的香港问题，也可以考虑采取类似的办法解决。即：香港的特首，既不宜完全由香港本地的普选来决定，也不宜完全由中央来决定。一个合适的、双方都有可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就是——香港特首由中央和香港双方共同投票来决定（各占50%票权；得票过60%者当选）。
   胡平说：“转型的机会一定会到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提出的上述方案，就是这种“准备”之一。欢迎大家指正；当然，更欢迎大家提出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加深我们的讨论，以便能从中选出一个最佳的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