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悔改、脱支，从我做起 东大之地呼唤契约文明

——从土家野夫等人的清迈房事说开去

艾地生

    前段时间在推特上看到屠夫吴淦揭露土家野夫清迈卖房的事，尚感到事实真相不明，充满狐疑。及至今天读到李承鹏一篇长长的推文，事情前因后果、脉络经过终于基本清楚了。一股悲哀、悲凉之情油然升起。野夫先生的江湖人设彻底坍塌了，悲夫！

相信在东大文化圈，尤其是民间的自由主义知识人，还有中共体制的异见者、反对者，读点书的人，对土家野夫郑世平及大眼哥李承鹏，几乎是无人不知，谁人不晓。

    记得笔者在2017年写过一首《中秋遣怀》的诗：

月到中天若挂盘，云遮雾罩遣流年。

鲜花着锦人来后，烈火烹油豕向前。

网络常封谁有罪，文章欲写我无言。

野哥卖酒君须问，惟愿人间莫太难。

    这首七律，尾联中的“野哥”，指的就是土家野夫。其时，野夫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自媒体带货卖酒、卖山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读过野夫文章的人，多折服于其才情，对其江湖豪侠之气深有感佩。鄙人读其八九惨剧以来的坎坷经历，及其家庭、家族四九鼎革以后之遭遇命运，常怀悲悯，常生“怅望千秋一洒泪”之慨叹；对中共特色体制下，既做不了官人也做不了商人的文人艰难，作为半介书生的笔者，亦多有共情。

    对不屈服、不妥协于中共体制的知识精英诸君子，特别是坠落草野之士，民间多有景仰敬仰。无论是野夫兄还是大眼哥，笔者一直认可认同甚至敬佩其文品人品。然而作为受洗多年的基督徒，亦知人之有限性和罪性，及经不起试探诱惑，所以常有偶像崇拜的忧心、恐惧和警惕。

    野夫先生的出生背景、成长经历及学习偏好、知识结构，有其独特性，其心理意识、行为方式自觉不自觉常带有明显的江湖习气、袍哥作风。1940、50、60年代甚至包括部分70后出生的东大之人，大多深深烙有时代印记，无论体制内外、庙堂草野、得意失意。东大之人最缺乏的是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讲人性、人道的人文主义精神等基础文明。相信这些已为多数知识人尤其是在野的知识精英所认知，但能够起而行之者少见。中共秦制+列宁党特色逆淘汰的制度环境下，造就了数代人的悲哀和不幸，岂独野夫先生？

    及至12日夜，李承鹏的推特长文发出短短一天时间，点击浏览量已经达到78万多；留言500多条，读之多是对大眼哥的赞誉及对中国人性尤其是对民主圈大V人品之失望甚至绝望，鲜有提及购房合约者；其中又看到了部分润出者“不与华人来往”的论调。

    笔者自高中时的学生年代起，对鲁迅、柏杨的国民性批判就印象深刻，及至后来读到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观点，开始有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思。关于制度、文化、人性三者之关系，常见圈里人包括学界多有争论，往往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纠结缠斗而不能自拔。10多年前，我们在深圳的民运圈就组织探讨过此类问题。鄙人的结论是：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强化；而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行商鞅“驭民五术”制度文化塑造的结果，国民的普遍冷漠自私、麻木不仁，社会的一盘散沙、原子化，正是专制统治者所乐见的。及至列宁党斗争哲学意识形态统帅下的中共红朝，更是批判和消灭基本的人伦道德；改开之后唯经济唯GDP论的权贵资本主义，开启全民趋利导向，千疮百孔甚至全然虚假化的特色法治，致使世道人心、普遍人性日益毁坏不堪，一如资中筠先生所云：人种都在退化！

社会秩序有三道防线：道德、法律和信仰。中共极权专制的红朝东大之地，三者已经全然失守，可悲可叹的岂是某个人、某个群体或某个阶层？

当今之计，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改变制度，是推倒中共的专制之墙；然后在良性的制度文化环境下，抑恶扬善正循环，改变所谓的国民劣根性。

笔者润出来的半年多，身处文明发达先进居世界前列的低地之国荷兰，所见所闻所经历，感慨良多。

譬如，人和整个社会的友善、不设防。这里无论是机构单位还是住宅小区，看不到围墙，也看不到保安、门禁，包括医院、学校、政府，均可自由出入，无人盘问或安检；家家户户没有防盗门、防盗窗；陌生人相遇照面，均点头致意、微笑或友好地打招呼。外出问路，本地人多耐心细致指点，甚至热心地亲自带你到达目的地。而笔者数次向亲切的华人面孔问路，竟然多是置之不理甚至立即退避三舍，防范之心态令人瞠目结舌。

再譬如，对人包括对动物生命的平等尊重。进入新近移民的华人朋友家庭，孩子对长辈以名字称呼，无丝毫违和感，长辈亦不以为意；进入10多年的老移民华人家庭，少年除了会荷兰语、中文，还会英、法、德多种语言，且音乐、舞蹈个人兴趣充分发展，能力优秀，而这只是一个住在政府分配的廉租房、曾经是国际难民的再普通不过的家庭；职场同事亦均以名字相称，而非称呼职务头衔，工作环境轻松友好。这里的墓园均在市镇中心，比邻教堂或学校、居民区，可自由入出，笔者进入细看，发现逝者不论年龄身份，连几岁夭亡的孩子都有且只有墓碑记载姓名、生卒年月日。不独广场的鸽子不怕人，连河道沟渠的野鸭水鸟亦不躲避人。

还有，完全看不到城乡差别，居民都住在独栋或联排别墅，环境优美；也看不到明显的阶级、阶层差别，等等。

凡此种种，笔者以前通过影视剧、媒体，或朋友介绍，多多少少、林林总总有所了解。但身临其境，还是震撼人心，引人深思。反观国内，阶层壁垒分明森严，绝大多数人工作、生活劳累压抑；包括从小学开始的学生，人格人性多有不同程度的扭曲，精神病或潜在的精神病难以计数。近期网络传闻的貌似春风得意的当年明月，已经官至副厅级，亦未能幸免被送入精神病院，就是突出例证。

东大特色之地与先进文明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分首先在制度，在中共要打江山（人民）坐江山（人民）保特权利益，就是垄断政治经济文化之利益，以及由此造成的系列社会制度、整体人文环境。其国民经济第一、二、三次分配均由权力掌控，且没有真正的监督制衡、公开透明。其结果就是体制内外两重天，三六九等制度性不公不义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绝大多数民众长期为衣食温饱奔波劳碌，住房、教育、医疗成为三座大山，“富起来了”沦为自欺欺人的天大笑话。

文明世界和丛林世界的主要分野在于是否有契约意识和是否践行契约精神。当今的东大之地，统治者权力来源于暴力，而非锲约（宪法——人民与政府之约），也不存在守约履约；民间亦少有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私法——人与人之约），法治难彰，有合同也常沦为摆设形式，与中共特色特权国“宪法”一样，缔约少程序正义，亦难得或无意履约、守约。

现代契约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圣经》中的人神之约，有摩西十诫、登山宝训等。上帝的道德律令是天国的，所以地上都是罪人，人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人的原罪认知和认罪、赎罪意识是支撑契约文明的首要条件，在基督教文明国家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人们生存生活的自觉。反观东大之地，“罪”文化阙如，虽然先秦封建时代有一诺千金的君子之风，重诺守信也是普遍美德风尚，但秦后两千余年，帝王成功学、权谋术成为秘而不宣却大行其道的主流文化；至中共红朝，传统文化中的美善部分几被消灭殆尽，民众包括精英惟剩蝇营狗苟、苟且偷生，使坏作恶而理直气壮、从不真正认罪悔罪者不知凡几。

回到野夫等人的房事之争。文化精英不能或不愿在东大之地生活生存，润出了还需要拼命搞钱，此是悲哀之一；房事为商业买卖行为，纠纷不能诉诸协商和法律，或诉诸无效而公诸舆论，看不到法治精神、契约文明，看到者多是自以为义的江湖意气争斗，这些人还多是东大文化精英、社会精英，此为悲哀之二，而且尤感悲凉。

中共红朝已成强弩之末，其由所谓的“盛世”转入衰世、乱世，已然比历代大一统王朝来得更快。可能是神启吧，笔者判断其寿命不会超过元朝，覆亡时间不远矣。犹如晚清洋务运动后之千年变局，笔者担忧的是红朝覆亡之后如何实现向现代宪政文明转型。

上帝赋予人理性，尽管人之理性非常有限；上帝赐予人自由意志，而人之自由意志常常犯罪。所以一切只能置于上帝的权柄之下。

记得数年前，有人在网上喊话，希望野夫先生决志受洗，归向基督。笔者不敢妄称神意，但祷告上帝预定、呼召和拣选。

我们皆是有罪、有限之人，需要认罪、悔改，需要“脱支”，共同迎接拥抱来临的国度时代。与诸君共勉。

2025年1月12日

于荷兰东恩难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