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贰臣”又何妨

乃东

“士人风骨”一直是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士人风骨就是做人要有骨气，表现在一个朝廷灭亡了，前朝的官儿不到新朝去做官。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大地风云变幻，朝廷更迭，在前朝做官的人坚决不到新政权做事，称为不做“贰臣”。这些人自古以来被世人津津乐道，被歌颂为“士人风骨”，称为有骨气的“爱国”行为。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南宋的文天祥，于谦称为“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他们的“忠”被人称赞不已，连清朝的亁隆皇帝也称他们“忠诚有德之士”。

特别是当少数民族统治了中华大地，如元朝清朝，人们称为外族入侵，汉人再继续为外族统治者服务，总认为是奇耻大辱。有些人往往宁死不出仕，如耳熟能详的文天祥，谢叠山（谢叠山原名谢枋得，字君实，号叠山，故又称谢叠山），他们都是宋末元初之人，为后人崇拜。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蒙古人满人也是中国人，有一首《五十六个民族》的歌，唱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就象是连根的树开出并蒂花。五十六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就象是长青的树岁岁发青芽，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一个中华，中华是根中华是魂。

那么，到少数民族执掌中华的政权去做官，不就是到兄弟姐妹家做事，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相反，那些理学名儒，如果俯首称臣。在新朝出仕做官则被人不耻，典型的如明末重臣降清的洪承畴，入清后被人指责辱骂，过年时他家门口贴的对联半夜竟被人揭去换了一副羞辱的对联。皆因他失去了“士人风骨”。

士人风骨，起源于中国的孔孟儒学，即家国情怀，这种情怀，具体便是体现在一些有仕途的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如范仲淹说道“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为官的士人的家国情怀最清晰的写照。可是家国情怀的最终目的就是忠君一条。

封建时代的统治者认为国就是君，君就是国，所以，忠君爱国是被历代统治者所欢迎和追捧的。他们把对皇帝的忠诚说成是对国家的忠诚，天下莫非王土，我就是国家的化身。你不忠于我就是不忠于国家。现在，也就不难明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百般推崇士人风骨的忠。

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不变的，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长江黄河不会变，泰山青藏高原不会变，所变的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李家的唐朝变成了赵家的宋朝，然后是蒙古孛儿只斤的元朝、朱氏的明朝，爱觉新罗的清朝。 

顾炎武是清代初年的一位大儒，有一段话，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即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区别了“亡国”和“亡天下”两者的不同，“亡国”指的是一朝一代的灭亡，就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指的是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

谢叠山有一句名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此言对后世影响很深，常被人们所引用。其实，改朝换代这是历史的潮流，敢做贰臣者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而宁死不做贰臣却是逆潮流而动，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供献给一个统治家族，以示爱国，不是糊涂也是愚昧，往深了说就是奴性十足。

有的人殉国了，但是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连顾炎武也认为不一定。活着首先是生存，还有延续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价值的延续，要肩负着种种的道德的责任、社会的责任。轻意地死去实在称不上什么风骨。           

在封建社会只有出仕做了官，才能参政，才能发挥你的才能，才能为人民服务，才能为民做事，才能为民秉公办案。

前朝的官员到了新政府做起事来无疑是轻车熟路，与文天祥、谢叠山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元初重臣姚天福，他是山西稷山人，汉人，比谢叠山晚生三年（1229—1302年）。他从县丞做起一直做到监察御史，当他有了弹劾的权力后，第一天上朝就冒死弹劾了权顷一时的重臣阿合马，满朝震惊；忽必烈授予小甘浦免死十次的金牌，姚天福为民除害在朝廷上与忽必烈论争将其处死；姚天福为了救民于水火，他冒死擅自开仓赈灾，抗旨缓役，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他铲除了独霸江南、为非作歹几十年的歹徒团伙，这样的贰臣有什么不好呢？

明朝的洪承畴降清后，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时，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乃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多尔衮采纳他的建议，向明朝官民发布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收到极大的政治效果。

清军占领江南后，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为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如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为条件，用和平方式招抚宁国、徽州（今安徽黄山）、九江、南昌、袁州（今江西宜春）、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使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

洪承畴还建议清延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他建议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矛盾。此外，他还倡兴北方水利，对当时政局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贰臣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五千年发展史中，唐朝末年是一个混乱的年代，群雄割据，战火纷飞，尸横遍野，民不聊生，史称“五代十国”。出生于浙江临安的钱镠创建吴越国，为一统唐朝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在他统治下的吴越国，从江淮以南至浙江、福建、广东数千里却免于战火涂炭，民众安居乐业。

唐宋之际的钱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被唐昭宗封为吴越武肃王，并赐于免死牌。临终之际，他为子孙立下遗嘱：“子子孙孙要善事中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建立后，吴越国王钱镠为了百姓的安危，为了让百姓免于战火的离乱，视权贵如粪土，心甘情愿纳土归宋，把土地、农田、权位当作扔掉的鞋子。此举受到历代仁人志士的赞赏。

钱镠是个典型的“贰臣”，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这样的贰臣难道不值得称颂吗？

 1949年，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众多的知识份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如钱学森，两弹一勋的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等及陈寅恪、冰心、王国维、茅盾、巴金、费孝通、钱锺书等等士人，他们都是民国时期培养的知识份子，有的还是公派出国学习的，如果按照不做贰臣的逻辑，都应该追随蒋介石去台湾才是，可是他们没有，有些还是从海外专程回国的，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发展经济，使国家繁荣富强。

 品行端正，据有正义感的士人，不但不应拒绝做贰臣，而是要积极加入到新政权中去，用他们的能力尽可能地保护正直的人不受伤害，促使社会稳步向前发展。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被称为爱国民族英雄的文天祥，与其说他是被忽必烈所杀，不如说他是被奸佞小人所害。

文天祥被俘后，元世祖忽必烈爱其才并不想杀他，先后派出平章政事阿合马、丞相孛罗招降，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坚贞不屈，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忽必烈又请出当时已经降元的南宋大臣，出面劝降，结果遭到文天祥的痛骂;元朝又派出已经被俘的宋恭帝劝降，文天祥置之不理。当时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员，王积翁说：“南宋人中没有谁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派遣王积翁去传达圣旨劝降，未果。王积翁与宋官谢昌元等十人一起请求释放文天祥为道士，但作为礼部尚书的留梦炎却不同意，说：“文天祥放出后，又在江南号召抗元，置我十人于何地？”此事于是作罢。文天祥在燕京共关了三年，忽必烈知道文天祥始终不屈，同宰相议论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为借口，结果没有被释放。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在朝的“贰臣”不是留梦炎这样的小人，而是换成一个“以公灭私，明达治体”有正义感的人，譬如姚天福这样的人，文天祥还能死吗？

中华大地几千年政权更换，不变的是祖国的山河和人民，所以我说做个贰臣又何妨，不做“贰臣”的士人风骨实在不应赞颂和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