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同《炎黄春秋》过不去

王书瑶

自从我的“《炎黄春秋》为虎作伥  蔡家麒伪造历史”发给朋友们之后，陆续接到几位朋友好意的劝告：如果文字温和一些，不要对着《炎黄春秋》，会让人更容易接受，言外之意是我会失掉一些同情，我感谢这些朋友善意的劝告。

不过，这却是我有意为之的，我故意这样与《炎黄春秋》，过不去，原因是我讨厌救党派，我也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而《炎黄春秋》这两者都有。

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人。

世上所有的人都一定有他不可替代的归属感，比如他的父母之邦，他的父母，他的家庭，他出生的地域等等。不仅人有归属感，动物也有，而且也同样强烈，所谓“打驴子马惊”、“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自然属性。

我是东北人，毫无疑问，我喜欢听人说东北人的好话，不愿意听人说东北人的坏话，人之常情是也；尽管我是被北大毫不留情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的，可我还是希望北大永远是中国最好的高校，也同样是归属感也。说东北人的坏话和骂北京大学可能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我还是在心里觉得不舒服。东北人和北京大学本不应该做这些挨骂的事情的，他们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人还是政治动物，除了我在上面说的这些先天的归属感而外，他还有政治属性，他的政治信仰，他所归属的党派或派别，比如他是共产党还国民党，是右派还是左派。

一个人申请入党，先是小组长谈话，支部书记谈话，写申请书，支部大会讨论，任人褒贬，最后终于通过，填表，最后还要宣誓，然后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过程，对这个人的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的烙印是深刻的。他们开支部会，多半都是议论别人。

当然，也有些人是被生拉硬拽进去的，情结可能淡一些，可是，只要填了表，参加小组会和支部会，被人当众宣布为共产党员，同样要缴党费，还是有心理影响，同非党群众不一样。

还好，我从小虽然也很“积极”，可是对共产党的作风和思想理念却总是格格不入，当团支书的时候虽然也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是却没有实践，当右派之后，把这事就完全忘记了，不作数了。没有政治负担。

前些年在讨论言论自由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位共产党的高官，___如果没记错的话，____叫李普的大人物，他说过一句话，是“共产党不灭亡，天理不容”，不过既使如此，他也没有退出共产党，他死后，身上还盖了那面红旗。这就是言行之间的差距。充其量也只是恨铁不成钢，发发牢骚而已。他绝没有希望共产党灭亡的意思，因为他本人是共产党。

而且，他们中的人可能还因为入了党而升了官，加了薪，那感情就更深了，更不希望共产党垮台了。

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大可能认为自己加入这个组织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对不对？

他们心里就那么愿意听到对共产党的负面评价吗？

即使是被强拉进去的，他也还是不愿意听到别人说共产党的坏话。

他们不仅不愿意听对共产党的坏话，还更不愿意看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消失，这同我的多党议会制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

多党议会制不允许先天的一党独大，所有的党派和个人，都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60多年，全世界到处都在计算选票，可是可怜的中国人就没见过选票长的什么样？不痛心。

   前些年，最走红的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数李锐和辛子凌了，在辛子凌的《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中， 李锐说毛泽东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

   另一个说法是毛泽东“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一说是出自李锐之口，一说是出自陈云之口，但是，陈云的女儿又替他父亲辟谣，说陈云没说过这话。

但是，不论怎么说，说毛泽东“功劳盖世，”或者说他“建国有功”，那都要看对谁而言，其实所谓功劳盖世，也不过就是他为中共取得政权建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中共的政权，真的是对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说是“功劳盖世”或者是“建国有功”吗？

我看未必。

而且，也未必就一定是“治国无能”这么简单和清淡。

   这里的所谓建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这对谁有功呢？当然是对共产党有功，不然他们怎么能“到北京听京剧”？他们怎么能霸占了皇宫，在里面坐上了“金銮殿”？整个共产党又怎么能“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全中国的政权，全归共产党所有，就连一个科、一个组的基层组织都不放过，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头”？还有就是对所有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部垄断，所以，对共产党来说，毛泽东的贡献绝对是“功劳盖世”，毫不含糊。

   但是，对普通民众呢，也都有这样的好处吗？

恐怕刚好相反。

先说工人，工人阶级是中共认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虽然他一天都没领导过)，共和国的“长子”，这没错，国有企业的工人的确享受了那个时期任何其他阶级或阶层（除了官员）所没有的高规格的待遇：工作和退休都有保障，工厂给分房子，遇事就拿出“我们工人说话了”，最为扬眉吐气的一个群体。

不过，真正能成为国有企业工人的能有几人？

比较万恶的归社会的工人如何呢？

张金保曾经担任过（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在现在就叫是农民工吧），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1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新社会中的一个六级工，也是比较“大“的技工了，能比得上一个卫生局长吗？

不管怎么说，工人在中共的社会中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现在也不行了，除了下岗，企业退休干部工人的退休金不到公务员退休金的二分之一，他们为此很是不平。

那么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如何呢？

那就惨不忍睹了。

先是分了地主的土地，也分了浮财，高兴了一阵子。可是农业生产的秩序遭到破坏，很多农民很快就返贫，这就是五十年代毛泽东说的如果不组织起来，农民就会骂我们“见死不救“的背景。结果呢，就“组织“起来，先是合作社，然后就是人民公社，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却被政府收走了；大跃进饿死的4000万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小部分是劳改和劳教人员，在一些农村，农民（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下来，一算账，还欠大队八角钱。同时，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用剥削农民的办法积累资金，实现工业化。到现在农民的贫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原本不要我再来饶舌。

产业工人十分怀念毛泽东时代，可是农民呢？也怀念吗？

我有时问一些农村来的孩子，“你记得你的爷爷吗？”他们中就有人回答说：“听我爸爸说，我爷爷是饿死的。”

知识分子，先是思想改造运动，然后就是一个反右派运动，后果是都知道的。

地主的土地被分了，通过公私合营，资本家的财产也充了公。

对于非党的普通民众来说，毛泽东建国，也是“功劳盖世“和“建国有功”吗？仅仅是“治国无能”吗？

我们应该高声歌颂，感恩载德吗？

民众所失去的，刚好就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所得到的。

立场不同而已。

现在（2015年），整个国民经济是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普遍较前富裕了，可是社会结构怎么样？两极分化，贪污腐败，一个村的支书，一个科长就可以贪污上亿元，大的就更不要说了。强拆、强抢、强占层出不穷，一方面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一方面把家属和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成功地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国家，没有诚信，到处都是谎言，假话、空话、大话充斥整个社会。不痛心，谁都不要痛心。

共产党中也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也有些人有一些先进的思想，主张民主和自由，比如赵紫阳，比如胡耀邦，还比如一些现在的“民主派”人士。

赵紫阳的确有一些值得歌颂的思想，比如他主张共产党要办到社会上，而不是在政府机关里；还有就是主张应该允许成立反对党，在必要的时候“接盘”等等。

这些都是救党派先生们津津乐道的。

可是，我还是有两个问题长久不能释怀：一、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赵紫阳是总书记，他如果支持学生运动，就应该早日接见学生，诚心诚意地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整个过程，直到他被免职以前，都没有做，他却爬到人大会堂的顶楼上用望远镜偷窥学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学生运动是政治运动，不是行政问题，不明白为什么由总理李鹏出面与学生对话，却不由总书记与学生对话？二、直到5月19日他被邓小平免职了，他才跑到广场与学生见面。邓小平要杀人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就说了，这有传达，赵紫阳当然很清楚，而且要宣布戒严了，赵紫阳如果出于公心、出于对学生的爱护、也同样出于对国家政治负责任，他都应该力劝学生退出广场，回学校去，回家去，可是他对学生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我老了，看你们的了”，这是什么话？这是把学生往火炕里推，这要学生去堵枪口，堵枪眼，当时他是什么心态？

这个问题，救党派的共产党员们都是不会提出的，他们提到的都是赵紫阳的光辉一面，而提上面的问题，就等于是打他的耳光。

既然是共产党，那就一定要信奉马克思主义，也自然就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点。马克思主义又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指1848年的马克思主义，其结论是无产阶级专政；后期则是1893年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恩格斯修正的，恩格斯认为参加议会选举也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我们看到的（我知道的不全面），他们的理论还限制在恩格斯修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们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而不那么热衷于议会选举的原因。

我的政治主张是“多党议会制“，除此之外的政治主张，我都给予否定，它们都不能救中国，至于最终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由一人一票选出的议会决定。

首先要争取的是公民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公平的，没有哪个党派可以占据特殊的地位。

没有共产党，中国不会天下大乱。

虽然中共多次要关闭《炎黄春秋》，却终于还是刀下留人了，为什么？因为保留《炎黄春秋》虽然有“弊”，但是也还有“利”，弊在于它还能宣传一些民主的思想（比如民主社会主义），和揭露一些事实，虽然这样一些无伤大雅事实，中共也是不愿意让社会知道的，但是，权衡一下，还利大于弊，利之处在于，有这样一个窗口，表明中共还有言论自由，还是可以公开一些事实，表明中共开放的一线光明，就可以在社会上产生一些错觉：跟着中共走向民主，还是有希望的，这些错觉在一些中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还大有人在，《炎黄春秋》就起着一个花瓶的作用，为中共涂脂抹粉，迷惑一些人。如果《炎黄春秋》不能起到对中共有利的作用，中共想要灭掉它不过是分分钟钟的事情。高瑜被抓、铁流被抓，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被整肃，就是很好的例子，杜导正有多大的能量，可以同政治局抗衡？保留《炎黄春秋》利大于弊，所以，《炎黄春秋》得以不死。但是，又时不时的做些姿态，好像要关闭它的样子，做给世人看，这戏演得很漂亮，很精彩，很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有人劝我，左派攻击它，你就不要再从右边为难他了。

对中共有利的事情，必然对民主运动是有害的，所以既然有机会，我就打击他一下，让他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反对专制的人都视它为珍宝。

我稍稍地褒贬了一下《炎黄春秋》，许多人就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也是一种归属感呢？因为您是它的长期的忠实的订户和读者。您很欣赏它，对吧？

听说《炎黄春秋》网站不是已经给封了吗？

还稍稍谈一下蔡家麒的事吧，只说一点点。

他提到陈鸿生，他说陈鸿生是个“现行反革命”，病死于劳改，有一个“遗子”，陈死后，北大给他的遗子以生活补助金。

蔡先生是1960年毕业，七月离开北大，陈鸿生死于1960年冬季，死在清河农场，蔡先生是怎么知道陈死了的？而且他又是怎么知道“北大给予陈的遗子以生活补助金”的？北大根本就不知道陈鸿生是结了婚的，怎么会到江苏找到陈的遗子的？如果陈是劳动考察的学生，与北大还有联系，可陈是被北大开除了的，一个学生被开除了，北大还会管他吗？陈鸿生本人饿死了或者是病死了，北大怎么知道？还给这个“现行反革命”的遗子以生活补助金， 这种事情可能吗？

那些年饿死了多少人哪！又杀死了多少人哪！饿死了父亲再照顾他们的子女，可能吗？

北大有那么仁慈吗？北大还有点阶级观念吗？

这些问题可敬的《炎黄春秋》的大编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头脑？想一想可能吗？

但是，这样的文字却以正面的姿态出现在《炎黄春秋》的版面上。他们在不遗余力地歌颂北大的仁慈和关心“现行反革命”的下一代。

蔡家麒写了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反正爱吹牛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被《炎黄春秋》看上并且发表了，那事情的轻重可就不一样了，蔡家麒伪造历史能够传播出来，《炎黄春秋》居功至伟，它拥有十五、六万订户，数十万读者，所以我把“《炎黄春秋》为虎作伥”放在了前面，把“蔡家麒伪造历史”放在后面。

    2015/12/3      于广西北海候鸟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