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体的新闻自由

（北京）杨子立

    新闻是媒体发布的，谈新闻自由离不开媒体。但是在关于媒体与新闻自由的关系上有些误区，最常见的就是说媒体被大亨操纵，因此即便是民主国家，其新闻自由也是虚假的。甚至有些崇尚新闻自由的媒体人有时也会陷入这个误区。例如郭宇宽先生2008年在传知行的演讲稿，他把能干涉新闻自由的力量分为三种：政府、社会力量、市场或大众，认为三种力量均衡的时候就有了新闻自由。其中办报的大亨们被归入社会力量。如果只有一股力量占主导就不会有新闻自由。

    先来看宇宽认同的这一说法：媒体要听老板的，因此媒体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这个说法在《环球时报》中文版之类的报纸上也很常见，常常用于给中国缺乏新闻自由辩护：虽然中国有政府管制媒体，可是外国那些大亨对媒体的控制更严密，既然大家都没有言论自由，又何必专门指责中国呢？

    把报社老板看成和政府一样的力量，正是误区所在。当我们说个人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是指个人有向其他人自由发表其看法的权利。当我们说A国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并不是说A国（政府）有自由向其他国家阐述其意见的权利，而是指A国的公民个人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注意到同样说“有言论自由”对个体和集体有不同的语法理解，那么用在“媒体有新闻自由”上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媒体当成个体，也就是说理解成“媒体有不受政府控制对社会发表新闻的自由”；另一种是把媒体当成集体，把编辑记者当成集体中的个人，把媒体有新闻自由理解成“媒体中的编辑记者有不受老板控制发表新闻的自由”。显然，我们所要的新闻自由只能是前一种理解，而后一种理解纯粹是混淆是非。

    现代媒体都是以企业形式存在，企业的存在是要贯彻其投资者的意图，最主要是赚钱，当然还要实现其投资者期望的社会价值。既然是企业，媒体的自由就体现在媒体老板不受政府挟制发表新闻、评论或其他作品的自由。媒体企业内部是雇佣关系，当然谈不上雇员个人的意志自由。这就如同一家投资公司可以在经济自由的法律下自由投资一样，但并不是其投资经理可以不受董事会控制任意投资一样。当然媒体作为文化产业，老板可能会尊重编辑的发稿自由，编辑也可能会尊重记者的写稿自由，但不能因此得出媒体的新闻自由等于编辑记者的自由。

    如果有发表新闻权利的媒体都属于政府，像中国今天这样，那就谈不上新闻自由。因为所有媒体都只有一个老板，都得按这一个老板的腔调发声。如果是在自由市场国家，民营媒体可以自由发表新闻，即便出现兼并导致的媒体寡头出现，也不会因此没有新闻自由。因为自由国家的新闻企业进入门槛很低，媒体寡头不能利用政府力量强行不许新的投资者进入。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持各种意见的媒体同时存在。尽管在某些时刻大部分媒体可能意见一致，但这不是一个老板强行控制的结果，并且不同的声音无论何时都有存在的权利。只要作为单独个体的媒体发表新闻的自由可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无论是否存在寡头垄断，还是恰好象9.11之后美国媒体同仇敌忾的舆论，都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新闻自由的目的。

    郭宇宽认为政府、社会力量、市场都同时对南方周末施加影响，所以反而有新闻自由。这个观点也值得推敲。假如这三股力量互相制约，那么媒体就有了生存空间，这是不错的。可惜的是这三股力量之间没有互相制约，但都在制约媒体，所以这些制约力量越弱，媒体空间才能越大。如果政府要求不能发表任何对政府不利的消息，社会力量要求一定要搞关系国计民生的严肃话题，公众在这个话题上又只愿套钱看负面新闻，那么媒体就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了。

    新闻自由的基础是大众，因为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大众对真实信息的需求。社会力量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和监督者以及反对者。有了大众市场就不愁没有生产者。但是社会力量有可能成为新闻自由的绊脚石，比如某些宗教不允许批评，否则进行暴力威胁。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可以防止社会力量干涉新闻自由，因为法律是保障新闻自由的，而政府是执法机构。但是专制国家的政府只允许媒体按它指导的方向说话，那当然就谈不上新闻自由了。                                 
   （2010-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