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改革、改良和革命

（香港）李大立

不要用“改良”偷换“改革”


    拜读胡平先生大作“改革＝改良＋革命”，很同意胡文中两个要点：1，“改良”总是指在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改革”的意思则可能更宽一些，它既可以指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也可以指突破现有体制和架构的改变。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祗是改良。

    2，这些年来，人们围绕着改革——改良——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很多争论。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争论实际上是出于概念的歧义和彼此的误读，故意义不大。我希望在今后的争论中，首先要注意对概念的分辨梳理，去除掉那些无谓的语词之争与各说各话，努力找出真正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争论更有意义。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实行了30多年，“改革”一词已成中共口头禅，以至家喻户晓，但综观中共的所说所为，他们的所谓“改革”不过是在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所作的小修小改而已，也即是胡先生所说的“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祗是改良。”笔者于2005年3月发表“应该如何评价赵紫阳——读郭罗基先生‘论赵紫阳的意义’一文有感”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郭先生在该文中说：赵紫阳在十三大前后进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如下三条：1，”党政分开“，郭先生代赵紫阳解释说，”赵紫阳却认为，……剥离共产党权力的党政分开是一个起点，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顿，最终必将瓦解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衹是郭先生一厢情愿的解释，绝非赵紫阳的本意，赵紫阳的本意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的所谓”多党制构思“不过是”共产党占多数“，”起领导和定向作用“（赵会见戈巴卓夫谈话）；即使在被软禁多年后，仍然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但党的领导一定要“（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谈话）；2，”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内容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衹是让人民”知道“和”讨论“，而不是让人民”决定“，远非还政于民！）；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远非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这里，看不出任何民主宪政的因素。如果改革来改革去，仍然是党权高于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纵在”党组“手里、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仍然非真正民选，本身衹是一个”橡皮图章“、各级行政机关仍然是党委书记说了算、政法委对司法机关仍然有超乎宪法规定的权力、国家军队仍然掌握在某个政党手里……，这样的”政治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但中共和他的的御用文人和鼓吹手明里暗里用“改良”的内容来偷换“改革”的定义，而且有些知识分子公然鼓吹走“康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来“改革”中国社会，掀起一股否定辛亥革命的歪风。清朝灭亡已100年，其末代皇帝溥仪也早已“无后为大”，何来的“君主”？如何“君主立宪”？笔者怀疑这些康梁徒子徒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所鼓吹的“君主立宪”其实只是“党主立宪”。在这些人眼中，“立宪”比民主更重要，他们叫中国人不要争民主，祗要争“立宪”就够了。这些人也不想一想，立的什么宪？立了是否真正实行？晚清不是也“君主立宪”宣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吗？笔者在2009年4月发表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中详细列出“钦定宪法大纲”全文，二十三条中竟然有十四条是关于“君上大权”，民权几乎没有！中共建政以来颁布了四部宪法，六次修改，明文规定国家要由某一个党来领导，某两个阶级为“基础”，实行某某阶级专政。他们根本不懂民主国家是属于全民而不是属于某一个党，某两个阶级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不能由某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即使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宪法也是反民主的。至于其他装门面的所谓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迁徙自由、通讯自由等等，有哪一条真正实行过？若有言论自由，刘晓波就不会关入大牢了！请问，立这样的宪，行这样的宪，就等于民主了吗？“立宪就是民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用改良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标——在中国大陆行不通


    正如胡先生所指出，无论英文中文，改革（Refolution注：新创词汇）都介乎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之间，但却不能说（改革）的后一种意思就和“革命”差不多了。“改革”正好可以理解为“改良＋革命”。因为无论从目标（结果）还是手段（过程）来看，改良和革命都是相反相成，互不相容的。改良是指社会持久地逐渐地缓慢地改变，一般祗局限于维持原来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保持原体制架构性质不变，祗作些修改和改善；革命指的是社会短暂的急剧的迅速的改变，其结果都是变更政权，改变社会制度，原体制架构出现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很难找出一个混合物“改革”来，说“改革＝改良＋革命”。唯一的解释只能说“用改良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标。”当然，这样代价最小收获最大，也是我们最希望的，可惜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实际上并不可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因为改良是自上而下发动的，统治者对现行的管治办法、体制架构甚至法律作一些修改，以期减少民怨，维护统治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冀望他们改到放弃权力，特别是统治权而还政于民举行普选，对于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政府来说，就未免太天真了。土共头子王震不是说过：“共产党政权是牺牲两千万人命得来的，谁想要就得拿两千万人命来换”吗？因此笔者认为，“用改良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标。”（亦即所谓“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上行不通，迄今为止的政治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或许有人会说，台湾的民主化不就是用改良的办法达到革命的目标吗？笔者认为，台湾的民主化与其视作改良的结果，不如视作颜色革命的结果，因为蒋经国所启动李登辉所贯彻的政治改革，其实是在党外强大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具根本性革命性的改变，而不是经过很漫长的时间，一点一滴修修补补，没有根本性革命性的改变。因此，笔者认为以台湾作改良成功的例子既不符合事实，对中国大陆也没有现实意义。台湾出现在职总统主动放弃权力，开放普选，这种事例世所罕见。说他改良也好、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总之结果就是台湾结束了一党专政，实现了普选和政党轮替，实现了民主宪政，融入了国际民主社会。国民党蒋经国李登辉为台湾民主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台湾也因此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灯塔。但是，共产党有国民党这样的理想吗？胡锦涛有蒋经国这样的胸襟吗？中国大陆有可能“用改良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标”吗？


什么是中国民主宪政的终极目标


    我们不妨如胡先生所建议的撇开这些名词，讨论一下这几年有些人陆陆续续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是否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民主宪政终极目标？

    比如由胡锦涛亲自在共产党十七大提出，其他如俞可平等抬轿子的大肆鼓吹的“党内民主论”，客气点的说“由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人民民主”，不客气的则说“中国国情特殊，共产党是当然的执政党，祗要执政党民主了，就等于国家和人民民主了。”又如卫子游提出“由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骨干组成参议院”方案：“由中共中央全体和民主党派骨干组成参议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10至20年后，逐步向其他党派开放。”再如张鹤慈提出“中国：自由先于民主”主张“自由人权优先于民主”、“大陆人不应该先争民主的形式，争选举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还有芦笛提出“把中国先改成个古罗马或南非式真正的共和国，在这种国家中，祗有党员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权，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非党员公民虽不得享受党员的从政权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权利，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具体的做法是，撤销现有各级人大，以各级党代会代替之，各级政府就是党代会选举出来的内阁。国家主席也由全国党代会选出……党内实行英式民主，选举必须是严格的西式竞选，党代会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级党委会则予以撤销，军警宪特内的党组织一律撤销，实行首长负责制。司法机构内的党组织也予以解散，完全独立于立法与行政系统。”……

    关于这些见诸报刊的“改革方案”，笔者已经着文发表意见，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笔者博客。鉴于对改良、改革和革命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同意胡先生的建议，索性饶过这些名词，如香港讨论咨询政改方案一样，直接讨论未来中国的政治蓝图，或许对中国民主化更有脾益。其实，透过这些具体的“改革方案”，是龙是蛇？是党主还是民主？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已经无所遁形，一目了然。至于自我标榜是改良、改革还是革命都不重要，那都是改变的过程，主要取决于客观环境，如国内外形势、统治者的态度以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等，而不取决于主观愿望。最重要的是结果，社会改变的目标是否就是我们所想要的民主宪政？因此，必须倾听人民大众的呼声，让人民大众检验他们，让人民大众发表意见，取得共识，然后大家一起为此努力奋斗。

    （写于2010年2月8日，修改于2010年3月2日，香港）（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