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常识成为禁忌
郭子宽
本文原题为“地震预测与地震预报的区别”，写于2009年5月12日晨 ，改于2010年5月11日下午——作者
为何旧文重提
去年5月12日，有感于“多难兴邦”中的中国处理灾难的方法和形式，也由于突然在大陆境外的媒体上看到了有关讨论地震预测的文章，有恍然大悟的感触，于是写下了有关文字，放在个人空间里。本来一个人发发牢骚也就过去了，可是，一年以后的今天（2010年5月11日），空间所在网络突然通知本人，说该文章没有经过审核，不能上传发表。——明明已经发表一年了，却提醒文章里有敏感词语——于是，此前发过的牢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视野，继而又增加了新的牢骚。
也许这是该网站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政治正确”毕竟是生存的第一需要。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却产生了“整体谬误”，让已经远去的愤懑重新升起。
“天府的眼泪”不让流，远去的痛苦也要重新揭示。旧文重提，重温一下去年的质疑。
地震预测和地震预报
2008年，在没有任何预报的情况下，上学的学生、上班的职工，被突如其来的地震所袭击。“512”成了国殇之日。此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官员给我们老百姓上了一个“科技常识”课，叫“上天容易入地难”。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火箭和卫星技术达到了世界一流，但预报（预测）地的震动的技术，并没有多少的进步。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商报的记者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预测中有什么样的关键“参数”，根据这些参数，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被突然切换的画面所回答，现场的新闻发布会对这个问题是否回答，以及出现了什么问题，再也没有消息。
人们对有关部门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有地震局，为什么在地震前夕没有它的消息？如果入地真的难到无法预测，地震局就应该是中科院的研究机构，而不是担负日常工作的“事业单位”。
我的岳父和妻子都投身过预测地震的事业，当时我就知道她的工作就是在守在观测地点化验某些元素的指标，每天都要汇总上报。所以，怎么可能没有预测呢？
2009年某一天看到一个短文，才恍然。国家说没有预报，就是没有预报。但是没有说没有预测。预报是国家公开通报、通知，而预测是象我的妻子曾经做的工作一样，把数据天天上报。
魔鬼就藏在细节之中。预测和预报之区别就在于此。地震局是没有责任的，其预测工作一直是按部就班，层层上报的。但是，预报与否，预报下达到哪个层级，就不关预测部门的事情了，地震局不过是“干事（业）的”，不是“谋事的”。
当然谣言（不明真相，便只有“谣传”）很多，说某军队震前曾连日在外宿营；说某地震局长愤而出国，落了眼里干净；说某些人员震前已经前往四川“以备不测”。
不过，我们是没有得到预报的，我们是不知道真相的，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如实转播完。我们这些吃草的草民，吃三鹿奶粉长大的，又何必操心肉食者的事呢。
名单和数字
在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一年后，有关部门通报了5335（凭印象记的）的学生死亡和失踪的数字，也重新核实了8万多的死亡总数。但是，正如南京大屠杀中30万的数字一样，这个数字只能用来说明惨烈的程度，说明损失的多少，没有给出任何核实的方法和途径。
1937年南京惨遭杀戮的中国人的数字永远成迷了，因为我们提不出名单，凭的是感觉和悲愤，以这个数字去日本民间索赔，或和日本官方交涉，都是没有力度的。因为没有证据，只是一面之词！（请知道30万数字的人，问问自己，这个30万这么得到的，如果认为有道理，也告诉我一声。）
1937年的南京居民的档案资料是不全的，应该有，但在半壁江山沦陷的时候，有也无法保留下来。但是2008年的盛世中国的四川居民的档案资料应该有的，而且是齐全的，也是有备份并在全国可以查的，中国的户籍制度的严格是每个人都有感受的，除了偷生的，没有上户口的，或者死了，没有销户口，都有户口。上学的学生，分地的农民，参加保险的工人，国家的干部，也都有档案可查的。
给出一个名单，在技术上应该是非常容易的，而通过网络的公开和求证，也应该是可以“证伪”，从而正确无误的。
人一出生，父母就要忙着起名字。人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数字的混同、重合，根本无法表现名字所体现的活生生的人。即便叫魂，也要在旷野里呼喊他的“名字”。
当常识成为禁忌
针对一些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写一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常识。可以不必一定正确，但完全可以思考。
然而，“偶语弃期市”，2000多年前暴秦的治国逻辑依然有现实的生命力，“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在现代社会里，显得多么荒唐！
不断有人讲些真实的故事：有人因为说了什么话，被带去谈话了；有的人，因为表了什么态，而被安排学习了。
当常识成为禁忌，当“常识成为禁忌”也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常识，我们的思考显得多么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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