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春透析对毛的崇拜

哈 里

    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八月号发表了一篇评论寒春的文章。寒春早年曾参与“曼哈顿工程”，因为反对使用原子弹而憎恶美国，转而疯狂信奉毛式共产主义，来中国养牛六十多年，直到去世一直不减对毛泽东的崇拜。直到2008年，寒春还在日本对《周末澳大利亚报》说：“如果毛泽东还活着就太好了。我当然百分之百支持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她为毛泽东辩护说： “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解放了所有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恶魔。”

    寒春等西方左派起初是人道主义的信仰者，抱着减轻人类苦难、解放被压迫者的愿望来到中国。可是当她偏执地迷信毛泽东、终生捍卫毛的革命神话时，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她早年的和平博爱理想，用自己的言论支持了暴政。

    毛泽东真的是个“解放者”或者说是个“好人”么？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吧，1941年6月3日，天下着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开会讨论征粮问题。突然，雷电交加,一道闪电划过，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死。一位农民借此发泄不满，说了句：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据说这话传到了保卫部门后，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却制止了，并且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来缓和对农民的剥削。

    这个故事很耐人寻味，难道一个已经年近50、领导中共军队多年的人物以前一直是个严酷的剥削者，然而他此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剥削严重，只是在听到老百姓一句话以后就变好了？还是说这位农民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还不够巩固（当然保卫部门已经在活动了），所以还有人敢于表达对他的不满，而以后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已经到了恐怖得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一切不满的声音都被严禁发出？明眼人一看便知。毕竟，一个坏人不可能到了年近半百的时候突然变成好人，更何况毛泽东一向就把经济搞得极其糟糕，对老百姓的压榨却极其厉害，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创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文革期间的经济停顿也是众所周知的的事实。

    寒春热爱和平，反对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可是在东京空袭死的人更多，要是不投原子弹的话很可能有150万美国军人将会葬身日本，她怎么不去想想呢。更遗憾的是，她居然对毛泽东在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中造成的几百万人丧生、几千万人终生受到歧视无动于衷，对大跃进之后大饥荒造成的几千万人丧生无动于衷，对“上山下乡”运动中几千万失落的青年无动于衷，对王实味事件、胡风事件、批判胡适运动、反右派和文革中遭受打击破害的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无动于衷。寒春曾向媒体控诉美国大萧条期间，南方葡萄园工人工资低廉受剥削，但却不去了解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真相。她指责西方自由社会不自由，民主国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却对中国大量被囚禁的政治犯不闻不问。她很坚决地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却对中共疯狂迫害各阶层民众不置一词。她的态度正如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说的：“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毛泽东领导的党和军队，一直都是奉行极端残酷的“革命”政策，连未成年人都逃不出它的魔爪。潘冬子、王二小、小兵张嘎，这些小孩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是战争中立的，要受到保护的，可是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成为了给它卖命的工具，并且被大肆宣传，似乎嫌中国死的孩子还少似的。年仅14岁的刘胡兰，居然就配合中共武工队处死了本村村长石佩怀，手上沾满了血迹。这个村长為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所以就要杀死他，可是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村长或是村支书、乡长等，也都是要派公粮、派民工、派税的，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因为派公粮、派民工而大批逼死农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的村长、乡长，应该并不比1949年前少，也并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农民或是某个其他的党派就可以私下处死村长吗？毛泽东让这样一个小孩干这样血腥的事，还说这样子是“生得光荣，死得伟大”，只能证明毛泽东没有人性。

    无论中国人经历过多少巨大的人为的灾难，寒始终认为罪不在毛泽东，而是下面的人搞坏了。六四血腥事件发生后，寒春和她哥哥韩丁一样谴责邓小平屠杀人民，但她认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复辟的缘故。可是姑且不说毛泽东一直大权在握，连周恩来都一直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农村出身的他也早就知道高征购和大跃进的必然结果。即使是我们假设毛泽东真的是好心，只是下面的人搞坏了，但这除了能证明毛泽东的无能还能证明什么呢？你见过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甚至是非共产党的专制国家搞出过如此规模的饥荒么，搞出过整死这么多人的运动么？毛泽东无能到连民众如此多的痛苦都无法减轻更不用说消除的地步，他配当最高领导人么，值得你寒春崇拜得五体投地么？

    毛泽东从来不在乎老百姓的生计和命运，不在乎他们选择的自由，他只在乎自己的权力，为了权力他可以不择手段。据张戎《毛传》最后的描述，说毛大限临头，“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这可谓画龙点睛，点出了毛一生的特色，就是为自己、为权力，而不惜千百万人头落地。毛临死那天，已无法说话，颤抖地写下一个“三”字，然后连笔也拿不住了，只是用手敲木床，后来工作人员“破译”出，是“三木”两字。毛在弥留之际，关心的是当时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是否下台（还是权力），而根本不是中国人的命运。

    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Hanna Arendt写道：“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毛泽东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毛泽东宁可让几千万人的青春毁于一旦。寒春可以去养牛，她也可以号召其他人去养牛，但是掌权者却不能强迫几千万人也去养牛，这是个常识问题。

    寒春之所以支持文革，是因为她认为文革是底层人民反官僚特权的运动。这也丝毫经不起推敲。中央知青办曾下达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办报告查出的走后门例案的数目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这就预示着要更深入地发展运动。毛的忠心耿耿的臣仆发起了这场运动，而他自己在开初也明确支持过，但最后他亲手把它草草了结了。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层会议的汇报，作了一个否定的批语，其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为了避免冲淡批林批孔运动，最好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运动后期来解决。

    文革期间，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这里既残忍，也看不出任何平等的因素。

    看看那些开始时替毛泽东卖命的红卫兵吧，他们的命运足以证明文革不过是毛泽东一个骗局。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也正因为如此，刘亚洲才说，“文化革命是纸老虎，不要说经不起戳，它甚至经不起思考。一思考它就崩溃了。人们发现，文革是乌托邦。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而现在，是反乌托邦的人才是有心人了。 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

    最后谈下毛泽东的“料事如神”或“英明预见”，这其实也只能归功于周恩来领导的情报工作。毛许多至今还被那些拥趸们夸耀为的文字，其实不过是依据潘汉年从日本情报机关获取的情报写的。例如日本会不会进攻苏联，毛无法判断并为此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得了潘发来日本不会攻苏联的情报后，立即“英明预见”了一次；又例如德国将进攻苏联，也是潘发回的从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那篇《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则完全依据潘的情报写成。潘汉年是怎么得到这么多的情报自己却安然无恙呢？靠的是与日本人和汪精卫政府的勾结，只要日本人不打共产党，共产党就不去攻击日本的要害，共产党就是如此“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