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走了，但读者不会忘记他
——从余杰去国出走后的“杂音”说起

严家伟

　　2012年新年伊始，中国著名作家、原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余杰先生，毅然低价卖掉在北京的住房举家移居美国。目前已到达了自由的彼岸，同时公开说明他之所以出走，是因为不但在大陆失去了写作与人身的自由，更受到酷刑虐待，几乎丧命，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无保证。任何稍有良知的人听到这些，都不得不为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上述暴行感到愤怒。因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再次引发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关注。笔者则更为余杰先生感到庆幸，并为他祝福。

　　然而正如人们说的，在当今中国是放屁容易说话难，说假话容易说真话难，说鬼话容易说人话难。余杰前脚刚跨出国门，某些御用叭儿，高级五毛，某些伪类民主人士，便—个个粉墨登场，或诬辱，或嘲讽，或奚落，或幸灾乐祸，或假所谓“同情”，名为“惋惜”实则予以贬损羞辱，顺便借此显示自己如何“高明”。手段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展现出我天朝上国奴才济济，对诛伐“异教徒”各有“高招”。

　　首先就是那个被网民嘲讽为“五毛党党中央机关报”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在其微博上称，余杰的去国出走是在“为难自己也为难祖国”。接着该报又用“单仁平”的化名发文按胡总编之意鹦鹉学舌的重称，余杰在“刁难自己的祖国”，而且说他“政治自私”，不顾“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独裁专制者从来都是绑架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高手。从古代帝王的“朕即国家”，到毛泽东的“党（实则毛即是党）领导一切”，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他们都把所谓的“祖国”、“人民”视为自己的私人产财，囊中之物。并动辄便以所谓“国家”或“人民”利益的名义要别人“服从大局”（实则就是服从他们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作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牺牲。而对敢有不服从者，或敢于对此发出不同声音的人，便被称为“政治上反动”、“反党反人民、“危害国家安全”、“煽动颠覆政府”等等罪名多多。近年来随着民主浪潮的高涨，普世价值观的深入人心，胡锡进、“单仁平”之流也感到他们那些又老又臭的陈词滥调，越来越没有市场，因此他们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于是只好重施脂粉，进行—番“美容”，改成什么“刁难自己的祖国”、“政治自私”之类自认为甚有“新意”实则仍是打人、压人的棍子和“帽子”。但可怜的是这帮御用文人究竟“刁难”本义是什么也没搞清楚。所谓“刁难”是故意给别人出难题让对方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而这帮御用文人所谓的“祖国”，并不是众所公认的祖祖辈辈生我、养我们的这块土地，世世代代居住着的民众。他们所谓的“祖国”，就是当今当权的政府。“政府即祖国”是这帮御用文人一贯混淆、歪曲以此蒙骗人的伎俩。更进一步在这些御用文人的词典里，中共就是政府。这不但众所周知，连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承认是“党政不分”。而且历来也是共党凌驾于政府之上。所以最后所谓的“祖国”，就是指以他们的党为核心、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在中国，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像是它开办的一个公司一样，它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生杀予夺—切大权都在它手里，它不刁难别人就皇恩浩荡了，谁还敢刁难它？

　　再说了，余杰不过一介书生，一个文人作家，他能作的事就是写文章出书，发表点自己的见解。他说得对，你这些自称代表“祖国”的一帮人可以倾听，可以采纳。你若认为其言不足取，你不理睬就罢了。余杰有什么能耐可以“刁难”你们这些位高权重自称代表“祖国”的人？而反过来恰恰是你们在刁难一个文弱书生，一个有良知和自由精神的作家。多年来余杰的任何文字不许见诸任何媒体，任何一家出版社也不敢承印余杰的书。甚至别人的文章中提到余杰的相关论点，也会成为禁忌而被强行删除。如此倾一国之力去对付、封杀一介书生，就只因为这个余杰不愿献媚，不愿与你们“高度保持—致”，不愿歌功颂德，不愿当文化太监。并指出了你们执政中的某些缺失错误。这些不但是一个知识份子对社会应有的良知和应尽的责任。也是当今中国宪法中赋予所有公民的权利。但却遭到当局如此的报复与打击。这岂止是刁难，而是必欲将余杰彻底封死闷杀而后快。再到后来余杰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也失去了保障，连一个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权利也丧失了。这恐怕已不是什么“刁难”，而是要置别人于死地了。这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稍具民主、法治精神的国家都不敢和羞于做的事情。却在中国明目张胆地发生了。请问这是谁的“政治自私”，谁在“不顾人民的整体福祉”？岂止是“政治自私”，完全是实行黑暗政治，甚至黑社会的政治。岂止是不顾人民的福祉，完全是在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这样的“祖国”，对余杰来说实际上成了监狱的别称。何况在监狱里根据法律也不允许使用酷刑的，至少在官方的纸面上是这么规定的。所以正如早就有人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独裁专制，民众处于无权状态的国家里，对于一切被压迫、无权的民众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祖国”。当所谓的“祖国”已成了压制剥夺他们的枷锁、铁链时，哪里有自由、有人权，哪里才是他们的祖国。所以这些御用叭儿根本就没有资格对余杰先生侈谈什么祖国，正是你们这帮人强奸和绑架了我们的祖国，成为替你们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余杰走后除了上面这样一派官腔的官骂外，某些帮闲文人似也不甘寂寞，敲起了“边鼓”，唱起了“帮腔”。有的人甚至谬托知己，自称是余杰的家乡人，“打过交道的朋友”。假惺惺说了几句“同情”余杰的话以后，笔锋—转便对余杰出走美国加以贬损，称余杰在“获得‘自由’天空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存’的大地，一旦离开很快就会被大陆读者遗忘，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主要的读者群还是在大陆，也许十年后已经没有人知道余杰是谁”。我到想问问这先生，余杰在大陆既不能出书，也不能写作，向海外投稿也不允许，余杰的“生存大地”在哪里？是去摆地摊，还是去抢银行？否则喝北京的西北风能养活余杰—家人吗？这真叫饱汉不解饿汉饥了。而他去了美国后，不但有了自由的天空，更有自由的大地，既能自由地写作，也能自由的生活，更可以呼吸清新自由的空气。这些自由，都是实实在在用不着这位帮闲文人来打“引号”的。余杰赴美后，好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出现在媒体上，就是给这位帮闲老兄最好的回答。至于说余杰“很快就会被大陆读者遗忘”，那不过是巫婆式的恶意的诅咒。你凭什么可以“代表”大陆读者作此判断？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在这互联网“一网可以联天下，一击信息万里传”的时代，身居海外的许多作者、学人仍时时是大陆读者关注和交流的朋友，举凡何清涟、杨建利、胡平、蔡楚、陈破空、曹长青、程晓农、陈奎德、戴晴、龚小夏、武宜三……等等等等不能一一，都是大陆读者经常关注阅读的对象。所谓“很快遗忘”不过是这位帮闲老兄站在官方的立场，说出了官方的一厢情愿而已。

　　接下来这位老兄更不无得意的对中国的自由作家进行“教育”，他说“要用智慧、用理想、用妥协写作。同专制政权打交道需要有进有退，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理想的成分太多，没学会面对现实，就会受到打压以至于无法继续写作。我想说作家在批评政府时不要过于针锋相对，要注意表达的程度和对方能接受的程度”。这位老兄所谓“智慧”、“妥协”，“不要针锋相对”，甚至要“对方能接受”。真是太“高明“，”太妙了。专制政权有这么好，它就不是专制政权了。那么这位老兄究竟是一套什么“法宝”呢？他没有说，但据我以往所知，说穿了就是四个字“小骂大捧”。骂死人，捧活人。骂远捧近。例如批几句毛泽东后，便马上大捧邓小平，一口一个“小平同志”一口一个“胡温新政”外加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甚至说邓小平六四下令开枪镇压仍不失为“历史伟人”。胡总书记更是“团派精英”，要大家“尊邓”忆“改革开放之甜”…..我敢说，这些“批评”政府的话，确实不“针锋相对”，我敢保证“对方能接受”。不过一个知识人的道德良知的底线却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人别说十年后，就是现在已没有多少人愿理睬这位帮闲高人了。

　　余杰虽然离开了中国大陆，广大读者会永远记得他的。这就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12年1月29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