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关于“革命”和“改革”的思考
——及中国社会形态的变更

苏元真（浙江）

内容摘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文革”后的改革实质；给出了革命的两个定义，同时从两方面论证了中国未来的选项只会是革命；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曲折地经历了八个社会形态和两次制度大倒退及其主要危害。

　　简述了“文革”以来三次民众抗议运动所具有标示性意义，指出中国社会正形成一股社会动力学潮流，把整个社会推向 “新道德”所张的社会形态。

　　本文最后指出，中国的“改革”会比“革命”流更多的血。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左派”和“右派”，而只有专制派和民主派。

　　中国人对关于“改革”是谈论得够多了。甚至于还把晚清时期也搬来讨论，埋怨孙中山先生们搞了《辛亥革命》，好像应该用“改革”，让醇亲王载沣把溥仪养大。

　　子民们被给定了答案：“改革”。而且一直习惯性地跟随着，喊着……“改革”，“改革”……

　　可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又如何呢？首先，“改革”的年限（1978---2012）已经33年了，它远远已超过毛泽东的“折腾”年代数（1949---1976）27年了。

　　这三十三年的“改革”是什么呢？社会的改革的常识是政治改革先行，再由政治改革带动进行经济改革。可是民众一直看到的改革的领导者实际行动的是一条腿走路的坡脚鸭模式。这场改革只有“经济改革”一条腿。只听楼上密室中的响声，只看到楼梯上多次流下的鲜血：特别是1989年“六四”流血，我们学生的血；法轮大法真善忍学员和维权民众的血。可是一直没见“政治改革”这条腿迈动。这至少说明指导者不但已经失去了改革的善意，勇气和合法性，而且他们也找不到使他们的制度生存的道路和改革迈步的方向。

　　这场“改革”的设计师一开始就没有底气，没有为“改革”找到适当的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句，把改革引向大道。而是把他的“改革”说成是“摸石头过河。”他的另一个“创造”是在中国地图上划的几个圈——“经济特区。”

　　这个经济改革，是从太子衙内们的空皮包公司开始的，是从民众月工资才几十元，装一台电话要几千元，装一个水表要500元，用煤气要交2万元（此项最后由单位出了）等为奠基的。盖而言之，这场改革的第一桶金是从现在60至80岁老人在职时身上刮下来的。

　　毛泽东是有“理论”的，那是刀子带血论，是丑恶的商鞅皇权专制的愚民、驭民理论的时显时隐的伏流，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的大泛滥。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一亿人非正常死亡，全国在被奴役的道路上“折腾”着。

　　邓小平却根本没有理论。如果说是“摸石头过河。”那江南的农村孩子最能干；要说是“经济特区。”那只是剥夺了民众平等权利，特别是中西部民众同步前进的平等权利。而这个平等权利是中国六十多年来最稀缺，又最具价值的权利之一。中西部为什么要“改革”缓行呢？是中西部的中国在毛时代没有“折腾”吗？是中西部的中国没有搞“文革”吗？不是的，是一切还是为了那个“稳定”。为了“稳定”，中西部必须先原地踏步。这个“稳定”一直和民众的权利背道，显然是为统治集团少数人的利益。邓小平自己就后悔过，不应听陈云的意见，应该让上海和深圳同步改革的。

　　显然，这个“稳定”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大陆的民众和土地，而是为了“党”。甚至是为了一小撮人。请看，这样的“改革”背后的目的是多么可耻。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道德问题了。

　　这三十三年的“改革”是什么呢？这三十三年的“改革”的本质是经济上的“松绑”。是民众说的“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是网民们说的:“一夜回到了大清朝”；是“特区”先松绑，绳子放的多一点，然后是从东向西松绑。

　　这三十三年民众得到了什么呢？进步是什么呢？这三十三年，民众有饭吃了，告别了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鱼票、糖票、煤饼票、……的“万票”时代。可是中国历史上有那个时代，那次农民起义是把吃饭“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这样的理想作为奋斗目标？又用着“万票”的呢？有那个时代是两个人养一个孩子，手头还是如此拮据，甚至于贫困呢？又有哪个时代用减少人口来巩固政权？生育之事，完全是民众的私事，又有哪个时代把公权力用到了民众夫妻的床笫之私上呢？ 

　　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时代住房如此紧张？有那个时代三十年不盖房子？又有哪个时代开始盖房后，房价又忽地成了世界第一呢？

　　这三十三年国情如何呢？局面更统一，官员更肥硕，权力更吃香。一方面，民众的集会，结社、罢工、罢课、选举等民主权利被禁用，媒体被闭嘴；甚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毛时代宪法规定的“毛式”自由也被开除。官儿们不但又回到了随便整人的年代，而且到了无顾忌随便拿的时区。他们拿文凭、拿职称、拿官位、拿产权、拿地权，官商联手搬运、共享国家资财，还要妨碍、剥夺民众的权利； 另一方面，公检法统一“严打”办案、权力无边界、法律无效用、民众无选票、维权无道路；大部分民众被蒙蔽，觉悟民众被控制，民主人士或被看管或被判刑坐牢。最后是国进、党横、官狠、民困。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有谁能制止党政军官员的为非作歹呢？毛去世，中国政治气候曾出现一些松动和春的气息，但随着邓小平的权力加强而迅速衰退。

　　不动当然是最省事了。可是“改革”又不能不迈政治改革这条腿。“改革”能就此止步吗？该迈的腿不迈，“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不然我们就要上演黎丘丈人血的悲剧了。

　　“政治改革”这条腿是怎么啦？是受伤了？还是植物化了？是假肢？还是根本就没有？中国的政治，历来是共产党少数领导人的专利，一直是为黑幕所围。人们如何可以漠视这些现实呢？难道这六十多年中国的教训，流的血比地球上那个地方、那个历史时区少吗？历史始终是徘徊人生中的明镜：恩铭与徐锡麟密谈，直告大清之立宪是假的内幕。徐锡麟才恍然大悟。人们如何可以健忘这些史实呢？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文革”结束，子民们被告知，中国问题给定的答案是“改革”。可人家就是不迈另一条腿。

　　为什么不迈“政治改革”这条腿呢？当然也是为“稳定”。稳定什么？稳定当前的权力私有，财产“公有”的政治局面。它便于有权者，动权、动刀、动手分赃；便于他们傲视民众，而不是听从民众的吩咐。“维稳”的口号不但已经把原先承诺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连同包装丢入污水沟，而且再一次告诉我们，共产党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改革”，就只有“松绑”，松多少，由他们所欲。他们现在已经赤裸裸地站到民众的对立面了，在那里“维稳”，在那里不让民众上彼岸。

　　有些人的病是不好治的。怎么“改革”九十多岁老年病人的病呢？病到后期，只好让阎王来“盖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复辟已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实际上，有些社会形态是不可经改革过渡到自由民主社会的。不要过多地骂慈禧太后，有关改革大清的事儿。她实际上已经为大清做了不少，即经济上的，有巩固清皇朝的“洋务运动”。在我们看来，是经济改革；可是就慈禧而言，“巩固清皇朝的措施”就是慈禧的政治改革了。如果要慈禧改革掉，“元、明、清”这样的皇朝，变成“民国”那样，那不是慈禧的问题，而是我们思维有问题。晚清时期，民众和太后不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慈禧只要改革，只要洋务运动；民众只有革命。

　　前苏联的体制也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也是不可避免。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提早了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玫瑰革命和郁金香革命（黄色革命）等颜色革命的到来。戈氏的道德光芒万丈，目标已经实现了。这是他最终赢得全世界掌声的原因。

　　啊，戈尔巴乔夫，

　　您是最伟大的若贝尔奖获奖者,

　　最伟大的领袖,

　　最伟大的地球村公民。

　　您知道权力是来自何处，

　　抢来的，骗来的“权力”，

　　就是暴力，

　　使用者只能是暴徒。

　　 

　　您知道国家的合法权力

　　来源于自由民众的选举。

　　权力是为维护权利而产生。

　　啊，世间的第一公理：

　　民权利优位于公权力！

　　邓小平的角色，和慈禧太后，简直是同构对应：慈禧搞掉了两个小皇帝，同治和光绪；对应的邓小平废掉了两个总书记。前者搞了洋务运动；后者模仿着搞了第二次洋务运动。都搞了经济改革：前者在中国沿海炼成了一串明珠：大连、烟台、青岛、上海、宁波……；后者，建立了几个特区，分批开放了第一次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城市，建立了深圳市。但是大清还是被革命了，后者真能逃脱得了前者的逻辑命运吗？

　　现在的民众和太后的历史相似形们，也不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邓小平们只要改革，只要第二次洋务运动；而民众只能是设法离开被奴役的道路，在迷失中找“辛亥”的路标，传递“零八宪章”的价值观。为了新生，民众只有加入以独立、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科学、人权、正义、平等、博爱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新道德社会复兴运动，而没有别的选择。

　　中国大陆实际情况正是注定要革命的，而不是改革能解决问题的。道理是如此简单：孙中山、黄兴们革大清皇朝的命，成就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们，把民国的命在大陆又革了回去，或者如智慧的，正义的历史学家、作家辛灏年最先指出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了复辟。”使中国重新回到皇权专制社会，还竟然在这几十年内达到了两千年来皇权专制社会没有过的最高峰，又把中国社会沦陷到人类文明原有的底线之下。他们不但在中国做了负功，而且在中国大陆挖掘了一个凹地，我们称其为“毛泽东凹地”。试问：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能用“改革”使中国取得进步吗？能“政治改革”使大陆和台湾差不多吗？实际上，这几十年的改革，不但就是第二次洋务运动，而且设计师还特别附以贪污腐败运动。其目的是为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贪腐有利于巩固政权。”这是中国当代统治者对历代皇权专制统治宝典的继承。两次洋务都是为了皇权专制制度的延续。两次洋务运动，同原因、同目的、同手段、同结果，实施者也必然是同命运。这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命运！谁能逃脱的了呢？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实际，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改革”的另一条腿——“政治改革”的腿始终迈不出去，邓小平的“改革”始终上不了岸。铁的事实也同时告诉我们，它没有这条真腿。中国未来之路只能是“革命”。

　　有关于革命，在古代，《易·革·彖辞》中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句。

　　什么是“革命”呢？革命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变更。

　　请听辛亥前夜“革命军”的号角：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听！革命是多么的正义，又多么的纯正；看！她和流血，污泥，恐惧，抢劫，杀人，“打土豪分田地”，剃阴阳头，以及“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等流氓强盗行径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地，革命，她如“天鹅绒”般平滑、“橙色”般甘美解渴、“玫瑰”和“郁金香”般香喷诱人。“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命是那个地区被压迫、被掠夺、被欺骗民众要站在历史正义一边的步伐和呼啸。

　　革命，就其内核来说，是社会正义的回归。革命是社会要回归到她应该的有的平衡位置。由于革命要反抗社会之不义，而世上的“不义”都是带有强权和暴力支持的背景，因此，革命常会遭统治者的暴力镇压。这是就是说，革命会让暴徒和屠夫们亮相，而暴徒和屠夫是专制制度培养的罂粟。

　　革命必须解决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恢复民众的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权利公正。前者主要是公民赋予公仆合法的行权地位，或者说的丑一点，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后者主要是在财富分配上的公正权利。这就必然会削减后皇权专制主义者的占有权，贪腐权，就会引起剧烈的反抗。就中国目前的贪腐，都是官员；役人、关人、整人也是官员。再就过往历史言之，革命通常带有暴力与之对抗。但是革命的正义性的真正界定，则是在该革命之时有无理性和革命之后有无反思。如果革命之后，经不起分析反思，甚至于仍然行暴和抢劫，则该“革命”，前前后后实际上都是反革命。毛泽东们的行为就是这类反革命。

　　预见未来，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把问题研究得更清楚，说明我们结论的确定性。我们有必要从更高的视角来看问题，来看“革命”。

　　让我们升空，让我们举起历史的望远镜看一看历史长河中的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动。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国家。它的社会发展史出现如下六种社会形态：中国大陆：i.)霍布斯社会；ii.)群居（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 iii.)奴隶社会； iv.)封建社会（约700年）； v.)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约2300年）；vi.)自由民主（人才、资本与商品）社会（始于辛亥革命，约35年）。 

　　社会形态的优越性，主要依据人才在社会的解放程度或自由度的大小等来决定。这样我国出现的社会形态优劣程度的排序如下：1.)霍布斯社会，2.)群居（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3.)奴隶制社会，4.)皇权专制社会，5.)封建制社会，6.) 自由民主（人才、资本与商品）社会。（这是按升级序排列。）

　　我国社会发展曲折的历史按顺序经历了如下社会形态阶段：

　　中国大陆经历：1.)霍布斯社会，2.)群居（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 3.)奴隶社会， 4.)封建社会（周和先秦）， 5.)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公元前221年始-清末，2300年），6.) 自由民主（人才、资本与商品）社会（始于辛亥革命，约35年），7.)后奴隶社会（28年：1949---1976）；8.)后皇权专制主义社会。（33年：1977---2012）

　　显然，中国大陆社会形态，发生了两次制度性大倒退。

　　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他的《智慧之路》一书中这样写道：

　　“发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间的这种精神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那个时代，才形成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Buddha）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左罗阿斯托（Zarathustra）提出了他关于宇宙过程的挑战性概念，认为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的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许多先知，如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后以D-赛亚(Deufero-Isaiah)。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米德以及阿基米德。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进步和上面提及的那些名字仅仅是这种进步的表现都发生于这少数几个世纪，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与西方。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为我们）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雅斯贝斯所称的“轴心时代”正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年—公元前221年。这位西方哲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那时的中国“人”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成为建立我们地球村的文明人。我们祖国大地在先秦时期成长了世上最美丽的花朵，——独立的，思维着的先秦诸子。他们的成就是地球村公认的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最引为自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

　　靠暴力统一中国的赢政-李斯暴力集团选择了落后的社会制度——《秦制》，终止了先秦轴心时代文明。开创了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从这种制度的设计者——秦孝公-商鞅集团，到完成者——赢政-李斯暴力集团所做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变更是逆向的。是靠一次次暴力，侵略战争，实现的。民众被暴秦的屠杀和折腾，史记中记叙了这一切。

　　第一次制度倒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最大损失是以“焚书坑儒”为代表，它使中国人丧失了理性，权力的争夺成了流氓和豪强桂冠获取的等价物。从此理性靠几本在民间幸存的先秦文本流传。这个时期，秦嬴政，李斯是皇权专制派，这派的先师当是非商鞅莫属，后来是韩非；刘邦、萧何、张良等；王绾、淳于越是封建派，后来是项羽；先秦时期当然是孔子，孟子和墨子等先贤。

　　另一次制度倒退，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暴力集团所为。他们靠苏俄帮助建立自己的党、军队，趁中国人民抗日卫国战争危难时期作为契机，壮大。从不到1万杆枪发展到200多万人的部队。抗日卫国战争胜利后的内战，使中共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大陆，选择了落后的社会制度。使中国大陆社会从自由民主（人才、资本与商品）社会倒退到（后）奴隶社会（28年：1949---1976）。四类（地、富、反、坏）分子、“胡风反革命分子”、“人民公社”社员，“右派分子”；在各单位被共产党支部孤立、打击的国民等都是这个社会货真价实的奴隶。党支部建在单位上，城乡“人民公社”都是典型的奴隶制组织形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公开地对民众实施暴力、到处私设单位监狱、刑事裁判所和明目张胆地破坏人类文化及其遗产。

　　第二次制度倒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最大损失是：让中国人失去了道德。流氓行为成中国官方行政的主流。过去这种行为用来对付国民政府，用在蒋介石身上；后来，这种流氓行为用在战友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官兵身上，进而还用在元帅、国家主席身上，并使彭德怀元帅和刘少奇主席致死。现在这种流氓行为用在民众身上，用于当官和发财。这次制度倒退实际上是连续进行的。先是退到秦制——皇权专制，而后用一次次恶斗的“政治运动”，再后退到奴隶制社会。人类社会，由于人性中的文明性，长期以来，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文明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和他所驾驭的共产党这魔鬼，硬是以暴力和谎言为手段，以中国民众的劳动和血肉之躯为能源，在中国，逆人类文明力所指向的社会潮流而动，把中国从自由民主的社会倒了过去，进入了（后）奴隶社会。以落后愚昧的帮派“批判”、围攻、虐待高级人才子，一直是这两个时期的整人公式——“集愚围智模式”。这个时期的皇权专制派，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郭沫若；毛泽东又是最高的奴隶主。而民主派代表当然是蒋介石、胡适、梁漱溟、储安平、林昭、彭德怀。

　　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世界是永生的火，一面燃烧着，一面熄灭着。”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终末，人性终于在中国人中回复。“文革”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开始复苏。这里应该提及的是两场汹涌的“天安门”运动和人文的1999年《四二五》（“涌泉”）。

　　1976年春中国出现的“四五”运动，是指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3月29日，南京大学师生率先发起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史称“三二九南京事件”。该活动震撼全国，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正义的政治运动。

　　“四五”运动，实际上又是一场以白花和诗歌为标识的颜色革命。我们仅举两首五言诗为证作纪念：

　　一、万朵白花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


　　二、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次白花和诗歌革命是民众中的借机“造反派”、“维权派”要求政治权利、反歧视、反专制，反官僚，反奴隶主义，反愚弄，反迫害、要求平反、争生存权利的斗争和共产党内的原教旨派（包括部分保守派），民主觉醒派的大合力。这次白花和诗歌革命运动告诉我们，一个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罪行的时期在中国开始了。不久，毛就死了，“四五运动”的能量又再现，最后抓捕“四人帮”，并导致原教旨派复权。由于和毛的关系，原教旨派偷偷地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四类（地、富、反、坏）分子制度；单位撤除了牛棚、监狱和裁判所；“平反”了“右派分子”、“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小部分“文革”受害者。这次白花和诗歌革命，应该获得历史的掌声和诗歌的颂扬，她使中国大陆从（后）奴隶社会回复到（后）皇权专制社会。

　　1989年春-四、五、六月份的《六四》（“天安门”）运动。是一次更为伟大的，波澜壮阔的以学生为先导和核心，最后城市居民，各界广泛参加的反贪污反专制求民主的示威运动。她发端于两年前的安徽合肥，而后是南京。从1979年开始，中国每一年都是有游行的，中共把它叫作“学潮”。此前最大的一次“学潮”是在1986年年底，当时安徽大学生发动大规模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经南京而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校。中国当局指控这次的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图“否定社会主义”。这次学潮，由于中共的高压，最终被埋于大学校园之下。属于改革派的中国共产党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被迫下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六四》实际上是1986年学运地下伏流的涌现。在北京，因被压制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离世，而如风助火势而飙升。为离世者奏哀乐的同时，国际（悲）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响彻各省省会。在天安门广场“亚细亚的孤儿”歌声此起彼伏。因此，她也是一场以哀乐和悲歌为标识的和平示威运动。

　　《六四》（“天安门”）运动——世上规模最大的示威之一。为了正义，数百万北京市民也为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涌上了街头，表达自己的理念；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有人参加了示威，几乎所有的能用脚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爱国者都上了街；学校从《北大》《清华》和它们的附中，到军事院校；中共的单位部门，从“民主党派”到《人民日报社》的爱国者们都出动了。令人注目的《人民日报社》游行队伍的横幅坦言道：“再也不要看我们的谎言了”。

　　《六四》的口号是：反对镇压！反对暴力！打倒专制！唱国际歌！保障人权！爱国无罪！言论自由！解除报禁！暴行辞职！耀邦不朽！正义永存！口号的特点是短促有力。

　　和平的“天安门”第二次示威运动，最后被邓小平老人帮镇压了。他调去了几个集团军，并命令把坦克开上了北京的大街。敢用用坦克对付本国的学生和民众的，世上只有邓小平和他救活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曾多次出现“红海洋”，1989年《六四》，中国共产党则是用学生和民众的鲜血染红了街道，解释了他们喜爱的红海洋的意义。千古深冤！民主女神林昭的曾早以诗明示：

　　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邓小平早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比秦桧赵构之流要残酷无耻万倍。

　　早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老人帮就已经对胡不相容了。学生示威也给他们提供了搞掉胡耀邦总书记职务的机会。在此次学运平息之后，邓在内部发表讲话（有文件在重点大学传达）称“不怕流血！”让听者感到，他正在磨刀霍霍。在毛泽东思想长期熏陶下，邓由于自己厚重的暴力政治理念，和长期形成的暴徒性格，在1989，六·四，终于向学生和民众动坦克和机枪了。中国人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本该有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就是因为毛不义，才走上了被奴役的道路。北京街头的鲜血和枪声，表明了邓之狠。确证了邓是叛国者和暴徒。他硬是要把自己的躯体和灵魂排在毛的耻辱柱之后。

　　六十多年苦难缠身的大学真正的教师，没有能够保护好学生，活着的应该感到惭愧，如果还不愿站在1989《六四》学生一边，那他就应该离开高校。

　　水浒中的英雄武松“血溅鸳鸯楼”后，直接在白墙上写明“杀人者打虎武松”；恐怖分子制造恐怖事件后声明对该事件负责。但中共杀完人后却一个个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争先撇清关系，直到现在没有人敢出来为杀人的事负责。李鹏要在香港出书说杀人是邓小平决定的，邓小平的女儿就敢紧出来说杀人是集体决定的。这正如许多民众所指出的：“中共敢做不敢当，连土匪黑社会都不如。”

　　历史告诉我们，众目睽睽下的街头血案，它的元凶是逃脱不了的。问题是我们海内外的许多“精英”，甚至于学运领袖人物、电台与电视台的嘉宾、评论员和国际朋友始终为元凶开拓、混淆，对怙恶不悛的暴徒忽冷忽热，使自己被成为爱打扮的小女孩。甚至造成了一个谎言空间：似乎邓小平是受骗了，而新秦桧不是李鹏和就是陈希同。如此怎么不让退休了的李鹏心慌呢？难道你们也被《六四》后的“新权威主义”熏昏了头脑吗？暴徒们说什么答案，你们就像三岁小女孩一样重复答案。常识告诉我们，杀人犯是不能像烂苹果一样，三七开、四六开的。杀人犯是没有药可救的，是不能像秦朝一样拿财产和“军功”去抵罪的。哦，重要的是在恶魔和小鬼离开之前，就对他们进行估计。他们价值的期望（平均值）是多少?方差（价值对其期望的随机偏离）是否过大？并把他们归类。该嘲笑的就嘲笑他们。注意，不要把名人当伟人！不要把恐怖分子当导师！不要把暴徒当设计师！做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官，本来就是件容易的事情，不然陶渊明就不会挂印而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据说是上万人的所谓“包围中南海的事件”。外地人几乎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此后，1999年7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地毯式批判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法轮功”。人们是在接踵到达各个单位的中共中央文件的传达中，才明白共产党要取缔法轮功，一个锻炼身体的气功组织。理由是文件中列举了它的个别成员“宣扬”有病靠练功，不要进医院让医生治疗，并以此否定整个练功团体；不可思议的是在党文化弥漫的中国，法轮功尽然提倡“真善忍”——中国人的原道德；更让人惊奇和难以想象的是北京发生了上万人的所谓“包围中南海的事件”，竟然是万名法轮功学员所为。积四十年政治运动之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大陆哪有共产党控制之外的政治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避过军警密探特务林立的社会和整台国家控制机制，如水流过沙粒，来到了中南海周围，又如沥水般逆去，地上尽然不留片纸和垃圾。中共的文件和所作所为，反而让世人同情和佩服法轮功。

　　中国人的现实如何？如蛹蛆在粪缸中一样。“鱼”海沉浮，宦海沉浮，商海沉浮是中国的基调；利欲薰心，权欲血腥，性欲泛行是中国的宣叙调；恐怖和谎言齐泛的迷茫是中国的主旋律。法轮功则如一股清泉，在《四二五》涌出，不能不让中国民众感到清新，感到解渴，感到沁人心田。如《四五》和《六四》让前两个党魁丧胆一样，《四二五》让第三个党魁失魂。

　　不是不搞运动了吗？为什么还要镇压法轮大法呢？道理很简单，法轮大法群体显示一种力量：如水流能涨落，能进退。水分子靠的引力聚合在一起，法轮大法靠的是信仰：练功强身；真善忍和政治权利平等意志。前者是实际生存的需要；后两者是中外道德合璧的力量。

　　我中华有几千年形成了原道德（概括前辈对后辈要求）十八个字：仁、义、礼、智、 信； 忠、孝、悌、勇、让；节、恕；真、善、美； 识、学、才。

　　“真善美”和“识学才”是笔者所加的，她们更多地包含在“百家”学说之中。并称前者是“人文三要素”，称后者为“人才三要素”。

　　真善是人的灵性。忍，隐含人的亲情朋友相处的礼让态度。他们显然是中华原道德的要素和重要反映。

　　游行示威，和平请愿既是民众政治权利意志表达的集中表现，也是民众有无政治权力平等及国家机器是否认同对民众的忠诚的体现。它们是我国民众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追求和要重点学习的新道德。

　　《四二五》（“中南海”）“泉涌”，体现了法轮功群体把原道德和新道德的相辅相成结合所显示的道德和信仰的力量，是中西文化合壁的伟大力量。把政治权利意志表现在中南海周围，充分体现了这个群体的道德高度，正义品行和勇敢的精神。

　　1999.4.25．转眼到今年已经十二年了。它好似一具探照灯，在黑夜中不但照亮了法轮功学员奋勇前进的道路，而且也让中国民众重新明白道德和信仰在中国的力量。

　　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告诉我们，一个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罪行的时期开始了。

　　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要求重新进行制度选择的时期到来了。

　　1999年《四二五》（“中南海”）“泉涌”告诉我们，中国民众道德复兴运动开始了。中华原道德和新道德的中西合璧灿烂光辉，由此产生的信仰力量将会在中国形成公民意志，她必将是推翻专制统治的坚不可摧的中坚力量。

　　共产皇权专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专制最残酷的社会，它在中国就造成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远比封建社会为落后。当统治者的欲望突现，如“阶级斗争”之类的弦“拉紧”后，也可以成为（后）奴隶社会。这个社会是从自由民主社会被“革命”过去的。它不可能通过改革进入或还原到自由民主（人才、资本与商品）社会。因此，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也只有革这个制度的命，才能回到自由民主的社会。

　　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1999年《四二五》（“中南海”）“泉涌”以及国内发生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的维权抗暴斗争，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潮流的方向。中国社会正形成一股社会动力学潮流，把整个社会推向 “新道德”所张的社会形态——民主（人才、资本与商品）社会。

　　这就是说，今后数年，中国必将有一场革命发生。她不会像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那样不义、残酷、血腥、不断。这场革命，也决不会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描写的那样暴虐。道理很简单，根据社会科学定义的革命，就是社会制度的正变更，即从低级社会形态到高级的过渡。制度的正变更，由于她是科学的，符合民众利益的，因此她不但不该是暴虐，恰恰是天鹅绒般的平滑，橙色甘美的，和玫瑰花般地喷香。但是，我们估计到中国的历史实情：

　　秦始皇走了，留下了秦制，

　　秦百世死了，更巩固了秦制。

　　中山先生回来了，带来了三民主义……

　　十月“革命”的风吹来了，又刮走了三民主义。

　　毛泽东死了，留下了他的历史观、语言、行为方式和大量的暴徒。

　　这就是中国广袤土地上，2000多年的政治史。

　　如果中国的军人、共产党员、官员和警察稀缺社会正义的话，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也会出现“利比亚”模式。但根据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更情况来看，我们估计，我国将以80%的大概率，出现“天鹅绒革命”和“玫瑰革命”为代表的颜色革命。历史提醒我们，毛泽东思想催生了大量的暴徒。暴力，有20%的显现率。暴力，会导致死人，生命的毁灭。这个概率不大的事件绝不是我们可以须臾而不顾的。

　　一个民族，也像一个母亲一样，都哭泣着让自己最优秀的儿女走向祭坛。在即将来临的颜色革命之前，中华民族将有更多的优秀人物连续坐牢、走向刑场、接连地自焚、百万起群体抗争，更多的人走上维权之路。这些都将逐步的消耗皇权专制制度的能量。但皇权专制制度的倒台主要依靠更多的民众觉醒，并勇敢地站到历史正义的一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不像苏联共产党那样解体呢？许多人这样提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党的成员群体实在太落后、太愚昧和太自私了。一旦他们觉醒，水平提高了，这个党就会解体。但是启发的能量和文明照射源却在共产党之外。

　　无论怎样走向民主，在中国都将是一场革命。我们无需再打扰中山先生和甘地圣雄，我们的应该的选项就是颜色革命！我们的准备也是颜色革命，但我们特别要预防的是暴力。1989年学生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会比革命流更多的血。历史和中国现制度的维稳方式同时告诉我们，这是个归纳法的确定性的结果。

　　小布什总统说的好：“一个具有崇高道德和勇气的人是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

　　中国历史进展到21世纪时区，社会又出现了多个极的社会力场。在革命到来之前，我们要争取公民权利，推进言论自由，要倡导新价值观为核心的新道德和中华原道德的合璧。一个社会正当的状态因该是新道德关键词所张的状态空间。因此，中国在抗日卫国战争之后的内战爆发以来，就没有什么“左派”和“右派”，而只有专制派和民主派。只不过中国的专制派，也常常是口头民主派和说教派。他们最具有欺骗性。我们各民族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回归正常的“原点”，回到新道德关键词所张的状态空间。

　　正常的人类社会，就是要有“结社”和“集会”。当更多的民众参加自主独立的集会，自由地结社，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那一天就将来到，会有更多的人拿起玫瑰花，桂花枝，牡丹，茉莉花，玉兰花，用拳头捏成黄色的郁金香，拿起自己写的文章、诗歌，展开自己的绘画，自己的绣花，穿上自己雅致的礼服，君子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淑女那样温良恭俭让，飘起天鹅绒和丝绸，手拉手走上大街，聚会于广场。实现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科学、人权、正义、平等、博爱等价值观。中国的再次的颜色革命也就来到了。

　　这天到来的最欢乐的事务，就是拔除专制的奴隶制度：“支部建在单位上。”

　　信于不信，请拭目以待。


　　2012年1月22日第一稿 

　　农历 二零一二年一月初九 

　　 壬辰 龙 
 

　　修改稿

　　于杭州·翠苑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