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今世和来生

独孤锐（四川）

　　内容提要：改革已死，革命成为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大概率事件。长期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将革命污名化为造反即夺取政权的手段，而1840至1976年“革命”的惨痛经历使得人民不愿再将政治诉求诉诸暴力，而陷入改革的困境。共同的灾难凝聚共识，普遍性危机催生革命，未来经济萧条之下的房产贬值是使革命变为现实的最重要因素。
　

一、被污名化的革命。

　　汉娜?阿伦特认为,革命是一种争取民主自由的方式，其过程必然显示暴力，甚至战争。革命有两个阶段，一是解救行动，即推翻专制政体，二是建立民主自由宪政，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而后者才是革命的目的。国人对于革命的理解往往在于第一个阶段，其目的在于自身成为统治者,而不是建立民主代议制政府。自辛亥革命以来，多少战争假借革命之名，使革命污名化成了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成为封建王朝治乱循环的替代过程。特别是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将革命颂扬为最高价值，从而使得革命成为了无理性的暴力的宣泄，赤裸裸将被情绪裹挟的群众作为个人目的的工具。而在78年后，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了主流价值，使得人们开始反思“革命”中的无理性和暴力问题，革命的负面作用完全占据了国人的心灵，使得有谁一谈“革命”就以为造反，是将自己作为个人目的的工具使用，而保持戒心。

　　为什么老百姓有一口吃的就不会造反，因为他们明白赶跑了这个迎来的不一定比现在这个好，好也好不到哪去。太平天国来了，老百姓连性交的权力都没有了，高举民主自由的中共来了，结果比民国还坏，老百姓不是太冷漠而是太精明。而且造反意味着提着头玩命，成本大而收益小。所以造反更多是一种生存的手段，起义的必备程序是开仓放粮。革命更容易发生在那些生活富足没有苦难的人身上，比如美国和利比亚，因为革命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对人的生命自由财产进行保护的政权，而不是取得这些。
　

二、49之后，再无革命。

　　从1840至1953年，中国整整打了113年的仗。战争带给这几代人内心的伤痕实在太大难以愈合，虽然49之后暴政取代了战争，但人们宁愿在“和平”的表象下忍受奴役，也不愿大规模的暴力革命。

　　前三十年，中国闭关锁国，就是连最高层都很难去西方发达国家访问。人民的热情专注在伟大领袖和乌托邦社会，并参与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活动，意识形态控制非常严密。所以即使在经济非常困难的几年，饿死人达千万，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争。1976年，人民终于厌烦了这种生活，并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于是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但仍然是以和平为主，且不费一兵一卒即平息了这场示威游行。

　　后三十年，中共部分放开了对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控制，引进了西方的文化技术，并参与全球大市场，这使得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80年代末期通货膨胀，导致利益受损的知识分子学生发动了8964改良运动，以被镇压告终，之后采取了政治高压态势，严格管控意识形态，并以大规模的国家资本取代了小城镇经济。1999年决定“取缔”法轮功组织，并波及其他地下宗教，前者采取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疆藏由于民族及人权问题爆发了小规模的暴力活动，但这些都在维稳体制的控制之下。

　　前后三十年的相同点就是人民实际是处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奴役中。国家的原意即统一，别尔嘉耶夫认为，个人和集团的私欲常被掩盖在伟大国家和民族的圣光之下，这种私欲被冠冕堂皇的判定为国家利益，并假借国家之名，政权之淫威，肆虐人民，并自诩为伟大目的，公然要求个人和民族为它献祭。人民原意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自身从而免遭外敌的侵略，但为了这种保护，又默许侵害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与中国从1840年其遭受的战乱有关，1840年至1953年的历史就是外敌侵略，内战的循环。中共建立政权后以美国、苏联及日本为假想敌，在内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争斗，瓦解宗族家庭关系使人民彼此隔离，放大恐惧，这种恐惧加剧了人民内部的相互残杀和吞噬，这又导致了进一步的隔离。中共在对现政权的美化宣传也提到朝鲜战争中战胜了强大的美国，打败了印度越南，收回了香港，在内部战胜了三座大山，消除了剥削，从而证明现在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就连茅于轼都认为毛泽东建立的是“国体”，而且在朝鲜战争中杀了美国的威风，现在的问题的国富民穷“，从而掩盖了权贵剥削人民的事实。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多了，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相，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仍然将日本、美国列为”潜在侵略者“，丑化法轮功和疆藏人权人士，而在一次次的“抵制日货”活动及对日示威游行中，以及2012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海岛争端中，就会发现仍然有相当多的国民生活在对“被侵略”的恐惧中，从而愿意牺牲部分人的利益维持现政体的表面强大。
　

三、房产，未来革命的导火索。

　　爆发革命有三个条件，革命组织能力，外部支援，普遍性危机，目前前两个条件都不支持，后极权给异议人士的组织化活动空间有限，而且异议人士内部对于政治转型的路径分歧较大，难以整合，体制内部也未看到任何新生力量。西方世界忙于阿拉伯世界政治转型及自身经济复苏，因为一个相对“稳定”且“繁荣”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更有利。而迄今为止中国爆发了粮食（三年自然灾害），经济（80年代末及08年），环境（2011-2012，主要是空气质量）普遍性危机，但这些都未能引发革命，中国繁荣的表面下隐藏着无数巨大的火药桶，下一个可能引发革命的是房产。

　　王石曾和朱镕基有个当面的争论，是房地产能不能成为支柱性产业，王石认为房地产若成为支柱性产业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因为房产和教育医疗一样具有社会保障属性。而现在房地产俨然成为了支柱产业，其内在逻辑国家垄断了土地，金融推高房价，从而在短期内最大化的掏空民间财富，包括储蓄和民企产业资本，转移至权贵口袋和用于维稳。城镇化几无空间，三四线房价虽不高但已经形成了泡沫，而大多数二代农民工都已经买了房并且有房贷，在农村种庄稼的大多为中老年群体，无购房需求。2012年底经济二次探底，官方开出的药方是继续铁公基建设，政治高压导致经济文化领域的管制无放松的迹象，这些都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经济的萧条，这种萧条是结构性的，任何财政货币政策都不起作用，将严重威胁着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经济危机导致工作岗位和绩效的减少，农民工返乡潮伴随着的是房价的下跌和断供潮，如2008年金融危机。银行由于融资平台贷款和经济危机的拖累为自保必然行使抵押权回收房屋。正如《让子弹飞》里面揭露的那样，你先给了穷人黄金白银，然后又把它收走，这势必激怒农民工，从而为大规模无序的暴力埋下伏笔，群众被裹挟着并导致集体无意识，从中获得极大的快感。无论官方追不追究，这都是给革命纳的投名状。而白领小资阶层几乎将其所有的资金都押在房产上，跌了将会让拥有住房的白领觉得自己被政府耍了，而房贷和收入比导致的困境也会让白领站在革命的一方。

　　经济危机还会创造革命良好的外部条件。由于中国经济全球第二的地位，加上西方国家尚未从金融危机中完全走出来，使得国际社会不敢轻易得罪中共支持民主自由事业。包括美国和台湾，华尔街和中共缠绕不清，马政府和中共眉来眼去。张大军就认为中共和华尔街维持的是脆弱的利益联盟。但中国的极权国家属性使得中国与美国、台湾和香港自由主义社会有着天然的对立。当中国经济影响力下降甚至成为全球拖累时国际社会就会“变脸”支持民主自由。从阿拉伯世界的转型来看，美国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取得了重大胜利，仍牢牢的把握着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如果阿拉伯能够成功转型，像俄罗斯那样，西方世界之后必将中国视为一号挑战，那将会对中共政权的极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