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之地，须有人权

张 靖

　　天赋人权作为普世价值，其思考范围集中在更高的法律规则。更高的法律规则是由法治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本身不提供“公正”，但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法治概念，使之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实质性权利。宪法一般将人权明晰化和法制化，但人权并不是宪法赋予的，宪法是保障人权和实现人权的手段。因此一个国家将法律凌驾于人权之上，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纳粹正是利用法律否定人权，为种族灭绝提供了合法途径。建立在漠视人权之上的政权，都只是为战争和独裁提供发展的温床。

　　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核心有两点，第一，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道德规范的多样性，获得某种共同体认可的权利，没有足够理由被认为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共同体；第二，无论社会发展和道德规范存在多大的差异，一些最低限度的人权必须得到所有共同体的一致拥护。人权标准是最低的，才能成为最普遍的标准。生命权是人权基本条件，如果无法保障人的生命权，那么一切个人权利则无从谈起。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肆意恐吓威胁、对劳教政治犯的折磨虐待，甚至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杀害，每一桩淋淋血案都在警示着我们，这是一个如此残暴的政权，它冷漠的甚至连它的拥有者们，都试图把自己的血脉至亲移居国外。

　　天赋人权作为普世价值，在中国并未获得推广。中国政府利用喉舌媒体一再宣称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瓦解中国的手段，以一种宣扬仇恨的姿态去要求民众抵制普世价值，拒绝承认天赋人权。捍卫人权的最基本手段便是普及人权思想，一旦民众觉悟到自己的权益遭受侵害，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将为民意左右，民众会为自己的权益去抗争，而作为长期依赖侵害民众人权获益的独裁政府也随之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依靠愚弄百姓的思想长久统治，苏共做不到，齐奥赛斯库也做不到，中共更是痴心妄想。

　　中国政府在接受联合国人权纪录审查的同时，不断关押逮捕中国的维权人士。中国再次用“经济增长”等托词掩盖糟糕的人权状况。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仅仅是为了维护其外在形象，而并非出于改善提高人权状况的目的。维权律师徐志永、郭飞雄均被中国政府非法关押。在中国，作为熟通法律的律师尚且遭受迫害，他们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普通民众的人权可想而知了。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公开强调其发展策略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增长，试图用这种方式淡化民众对人权恶化的关注。中国政府历届会议都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也将经济发展指数当做政府工作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认为人权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没有发展权，则没有人权。但是捍卫人权与发展经济建设并不冲突，经济建设是为了让民众生活得到改善和提升，而没有人权自由的经济发展，则是为少数人谋取福利的手段。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经济成果的意义只会大打折扣。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人权保障上日益衰颓，也使每个人都看出，在这发展的背后，中国民众付出了如何惨痛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对中国民众带来直接受益，但是发展伴随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却又中国民众全权承担。没有一种已知的社会结构是依靠损害个体的利益的方式使集体获益。任何强调以牺牲个人权益去繁荣集体的宣扬，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集体是由无数个体组成，一个不去尊重个体的集体，根本不能称之为集体，本质上讲，这个“集体”是由受益者编造出来的伪概念，这些受侵害的个体并不属于受益者的集体。

　　中国政府当下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举足轻重，但这个由少数人把持的大国，并没有担当起国际社会相应的责任。2011年，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效仿“六四事件”屠杀抗议人群，中国政府在“联合国1973号决议”中投弃权票，同时在国有中央电视台捏造报道利比亚新闻。2012年3月，中国政府逮捕并驱逐来自朝鲜的31名难民，将他们移交给朝鲜政府，而这些难民随后便失踪。有报道称他们朝鲜政府关押在“劳改集中营”遭受折磨。2013年在制裁叙利亚阿萨德独裁政府的联合国决议中投下反对票，导致同年8月发生政府军利用沙林毒气屠杀民众的惨案发生。中国政府在对本国人民的人权毫不关心，同样也对发生在其他国家侵犯人权的案件中采取鸵鸟政策。一个在国际社会具有影响力，且身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员资格的国家，无论对内或对外的人权事业毫无建树，这是人类社会的灾难。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前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世界人权宣言》是就是由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人权委员会创立之初是为了保障世界人民获得基本人权，免于遭受强权政体的侵害，监督世界人权状况。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斑斑劣迹，依然获得人权理事会一席，不由得令人唏嘘。尽管中国人应拥有人权理事会的一席之地，但不该是靠政治与经济的胁迫，而是中国人的人权彻底得到改善，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尊严权等充分获得保障。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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