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和平宪章》二十周年专辑之四

《和平宪章》追求的和平转型

秦永敏（武汉）

　　《和平宪章》的第一条要求是：“我们认为，大陆政府代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一切决议，并应该从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入手，立刻制定与当代各民主国家类等的人身、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含开放党禁）、游行、示威、罢工以及公民自由出入国境等方面的法规，立刻废除‘反革命罪’，并在国际监督和国际国内與论督促下严格执行。作为一种善意的回应，我们呼吁民众将自己不可让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停留在当局目前的法律水平上，以减少由政府主导的和平过渡起步阶段的社会震荡。”

　　很清楚，能否“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是政府能否顺应世界历史潮流，能否具有当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能否自觉接受和平转型原则的试金石，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它就能主导和平转型，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必然丧失和平转型的主导权。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当局始终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它确实曾经试图这么做，其签署两个公约和“人权入宪”就是证明，但是，由于它历史欠债太多，任意侵犯人权的统治方式积重难返，因此不仅难以自拔，而且实在是越陷越深。这样，《和平宪章》的一个善良愿望已经落空，那就是主要由政府主导转型。也就是说，从今天看来，完全由政府主导转型的历史机遇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政府当局辜负，中国和平转型的主导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民间力量手中，转移到必然不可遏止的崛起的政治反对派手中。

　　当然，以上情况并非说明中国已经不能和平转型，因为和平转型有多种不同方式，虽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是和平转型就需要政府具有起码的现代政治理性。必须指出，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证明，那些实现了和平转型的国家的末世统治者在和平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不相同的。出于简单化的考虑，我们可以把不同国家的末世统治者在和平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分成三类，尽管实际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

　　和平转型的过程中末世统治者扮演的角色，第一类是完全主动转型，这种情况看来是例外而不是一般情况，第二类是主动顺应转型，这种情况不是例外，但是也并不普遍，第三类是被动顺应转型，这种情况在和平转型中相当普遍，而且有一个从低烈度对抗到高烈度对抗然后再极不情愿的顺应的梯次。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不可能指望当局完全主动转型，主动顺应转型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说虽然尚还存在，也已经难以期待，重要的是，被动顺应转型则只要全面对抗尚未爆发，则始终是可能的，也是我们要大力争取的。

　　下面，不妨把以上所说的三类和平转型的每一类都举一个例子。

　　第一类，完全主动转型

　　首先，如果一个政府能自觉顺应历史潮流，就会像不丹国王一样主动进行宪政改革。不丹最后的两任国王，就是自觉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统治者。正因此，国际社会对他们评价很高，尤其是最后一位国王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更被人们誉为“一位华盛顿式的人物”。这里，不妨列出他们自觉顺应历史潮流的大事记。

　　1998年6月，老旺楚克国王解散内阁，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1年9月，旺楚克国王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2006年12月，旺楚克国王的儿子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登基后继续推进不丹的民主政治进程。2008年3月，不丹举行国民议会（下院）选举，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

　　国王主动推行限制自己权力的民主化改革，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其转型落在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后面，因此，统治者凭借理性把历史规律看得很清楚，也做得很漂亮。但是，转型落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后面的国家的统治者绝大多数反而更加专制，因此，还是应该赞美不丹最后的两位国王，尤其是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国王。人们称颂他为一位华盛顿式的人物：华盛顿是有当国王的机会而不当，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是当了国王后反而要放弃王权，因此个人品质更加令人景仰。

　　第二类，主动顺应转型

　　其次，如果一个政府能不抗拒历史潮流，就会像台湾的蒋经国那样，即使不做什么民主建构工作，也可以通过不压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阻止反对派力量发展来使国家社会从一元化统治转向多元化共治。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就是一步步放开政治控制，直到允许反对派合法化并且进行公平竞争的范例。难能可贵的是，他面对反对派的崛起始终保持克制，即使民进党方面来势汹汹，也能以“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心态平静以对、不加以镇压，并且以此赢得了反对派和全体民众对国民党历史过恶的原谅。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介石去世，丧期一过，蒋经国一上台就拉开了“政治革新”的帷幕。他大量任用台籍人士、使主要接班人台湾本土化，更重要的是开始容许“党外势力”存在。例如一九七七年的五项选举中，常与当局“对着干”的一些党外人士一举夺得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四席，七十七个“省议员”席位夺得二十一席，五十一个台北市议员席夺得六席。这些中青年知识份子当选，蒋经国在选前也没有定名额，设障碍，选后又以平常心对待，认为民主制度当该如此，哪怕高雄暴力事件发生，他也强调“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由于蒋经国的妥善处理，使党内的保守派无话可说，开明派也较为满意，“党外人士”无论怎么激进也还能接受。

　　在蒋经国的坚持下，台湾的民主进程快速地进行着，由于对“报禁”的放开，党外人士主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先锋时代》、《政治家》、周清玉办的《关怀》、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等数十种。党外人士以这些报刊为阵地，更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抨击国民党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法统”地位提出质疑。。

　　一九八六年三月，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讨论研究如下六大问题：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社会组建新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和加强常务工作问题。这六大问题是台湾政治焦点问题的集大成，特别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省市长委派制、坚持戒严等问题是过去不容讨论的禁区，而现在国民党却主动提出，表明了国民党在“与时俱进”，也表明了蒋经国的开明和进行改革的决心。

　　在其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蒋经国的病情逐渐恶化，而他的改革计划，也加快了实施的步伐。在这期间虽然民进党更加积极地进行街头抗争，甚至在国会上和国民党打了起来，但蒋经国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却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他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坚持法制并非说明软弱。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去世，台湾各界民众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这样一位开明的、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又有气魄的领导人表达了哀思，在此之后，台湾顺利完成了宪政建设和政党轮替，从而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第三类，被动顺应转型

　　如果一个政府在强大的国民运动崛起时能在某个时候——哪怕是被迫顺应历史潮流，就会像前波兰共产党政权那样，面对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最终不选择武力维持而选择体面退出历史舞台。

　　波兰团结工会1980年出现后在波兰国内持续存在，其合法性虽然历经多次反复，它的力量并未消减反而越战越强，1988年团结工会再度发起大罢工，使波兰重新陷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由于此时的苏联已经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而明显放弃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这样，雅鲁泽尔斯基政权就失去了维持专制的靠山，或者反过来说，就不必再顾及国外的干涉，因而在政治制度上做出了一些重大变革——包括允许团结工会合法化和实行总统制。

　　1988年8月，波当局与团结工会就召开圆桌会议问题进行会谈。1989年2—4月团结工会参加圆桌会议，获得正式承认。同年4月17日，拥有2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华沙法院获准登记，再度成为合法组织。团结工会合法化后即投入大选准备工作，并在同年6月的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8月，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受命组阁。1990年12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踏上执政道路。

　　在那期间的1989年7月19日，波兰开始间接选举总统，议会众、参两院联合选举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为总统。由于团结工会强烈要求实行全民直接选举总统，波兰当局被迫提前改选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也因此让位。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解散，改建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90年9月21日议会做出决定，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颁布了总统选举法，由此改变了由国民大会（众参两院）间接选举总统的做法，总统任期也由6年改为5年。

　　1990年11月25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在第二轮选举中以74.7%的支持率当选总统。就这样，波兰完成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前独裁统治集团也相对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五年后，瓦文萨在选举中失利，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士（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波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执政的虽然又是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其意义已经完全不同，波兰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了。

　　《和平宪章》指出：“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

　　应该说，第三类情况虽然仍然可以视为和平转型，其实也在向非和平转型过渡，到了高烈度对抗然后再极不情愿的顺应，也就离暴力革命解决问题只有一步之遥了。

　　例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里，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大规模的民间抗争如果再遇到暴力镇压，其结果就是出现后来的利比亚、叙利亚局面。是的，埃及的穆巴拉克在下台后受审了。但是，如果他不在最后关头下台而要凭借残存的一点权力强力镇压，那么，其结果不仅是民众血流成河，他自己也会和卡扎菲一样暴尸街头。

　　显然，以上情况对中国即将发生的转型是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统治者如果不能抓住高烈度对抗转化为暴力革命之前的机会，那么，《和平宪章》“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的担忧就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惨烈的事实了。

　　还应该指出，和平转型并不意味着没有流血牺牲，有时，这种流血牺牲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比如，韩国有“光州事件”，台湾也有“228”事件和持续几十年的镇压。其实，早在满清末年的戊戌变法中谭嗣同就指出过，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变法尚且是自上而下进行，和平转型则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这样，发生一定限度的流血牺牲在所难免，尤其是社会矛盾高度激化的国家，这种情况还会十分触目惊心。

　　比如，几年前前苏联集团解体前最后一位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出现在首都华沙的一家法庭上，就是在为发生在1970年时的一起示威工人遭枪杀案件接受听证调查。

　　197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游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雅鲁泽尔斯基奉命调遣部队前往造船厂维持秩序，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44名工人遭到了枪杀，另有20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成为波兰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不但导致了当时的总统哥穆尔卡不久之后下台，而且还揭开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序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以团结工会主席、后来担任波兰总统的瓦文萨为首的波兰工会组织向政府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为格但斯克造船厂44名遭枪杀的工人竖立一个纪念碑。当年遇难的这些工人全部被埋葬在一个秘密地点，而且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官方媒介没有进行报道。

　　还要指出，流血牺牲往往不仅发生在瓦解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即使在那以后的全民普选进程中也在所难免，因为政治毕竟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最重要的社会利益分配，这样，民主化初期民众也难免因为需要学习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而付出代价。

　　例如，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以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而闻名。但是在马科斯的独裁政权垮台以后的民主选举中，照样发生了多次血腥事件。1986年，总统马科斯选举舞弊，触发大规模示威，最后被“人民力量”推翻。1995年因为政治冲突有66人丧生，1998年的选举共有87人丧生，2004年的大选死人更多，据菲律宾军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自2003年12月15日进入大选期以来，菲律宾全国共有119人死于与大选有关的暴力事件，另有207人受伤。

　　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各国在民主化初期的几次大选中出现混乱的秩序并伴随着暴力几乎是常态而不是例外，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政治毕竟是最重要的利益分配，也因为民主化初期需要学习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付出代价。就像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只有在民主进程中才能健全民主生活，完善民主制度。须知，民主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好理想，恰恰相反，不过是充满卑劣私欲的芸芸众生都能接受的最不坏的一种利益协调、利益分配和社会整合方式。

　　应该说，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对台湾民主化初期的政治冲突耳熟能详，因为那段时间大陆官方传媒总是不遗余力的报道台湾的“民主乱象”，然而，我们知道，今天台湾的民主已经高度成熟，社会各界、对立各方都能做到“君子动口不动手”了！

　　下面，我们还是再看看菲律宾的民主进步。

　　2004年的大选是独裁者马科斯在18年前被推翻以来，菲律宾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大选。投票前,各种恐怖袭击、政治流言,甚至政变阴谋的传言不绝于耳。为此,菲军方向全国各选区派遣了7500名预备役人员,警方也派出约8万名警察为大选提供安全保障,并加派了3000名军警到首都大马尼拉地区重点防范。然而,此次大选却出人意料地平静,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众暴动或流血冲突,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全国4200多万选民在各地投票。经过1个多月的计票工作，由菲国会参、众两院22位议员组成的联合检票委员会在6月20日完成了选票的统计工作。时任总统的阿罗约得票1290多万张，领先主要竞争对手、著名影星费尔南多·波112万张选票。尽管投票结果公布后，反对党再次谴责竞选过程中存在严重舞弊现象，并威胁要发动“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阿罗约政府，但这一表态并未成为实际。

　　与上两次大选相比，2004年菲律宾的大选呈现几个特点，一是选举的运作正常和准备更充分，二是选民更趋于成熟，三是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更趋于理智。显然，菲律宾政治民主化进程从混乱到有序、从暴力冲突不断到相对理性文明不是例外而是常态，是绝大多数国家在从结束专制到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过程。

　　《和平宪章》的作者并不是超凡脱俗的方外之人，也不是不知世事艰辛的黄口孺子，在那之前已经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关押过八年，在那之后更先后坐了十四年牢，故比一般人对中国政治的残酷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也因为大量观察研究现代世界民主转型案例而深知专制势力的垂死挣扎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社会灾难，因此，我们所说、所追求的和平转型并不是君子国里的以温良恭俭让为特色的叙情诗，而是难免有腥风血雨的大博弈，在这一过程中什么惊险激烈的恐怖场面都会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宪章》追求的和平转型始终是完全现实的，是非常实际的。

　　首先，我们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力争最好的和平转型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期待中共当局完全主动转型。

　　既然做不到，则要求其主动顺应转型。

　　如果它仍然不愿意，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其在强大的压力下被动顺应转型了。

　　其次，从理性上说，我们这么希望是因为当局越是主动转型的阻力就越小，转型的过程就越快，其结果对当局对民众就都越有利。

　　其三，从道义上说，我们这么希望是因为一方面民主转型必不可免，另一方面我们始终必须把转型的代价尽可能地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

　　因此，我们的原则是：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可能的最低烈度的和平转型方式。

　　为此，我们也就始终不去激化和当局的矛盾，随时保持高度的冷静和理性，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对当局晓以大义、以理服人的原则，极力争取令统治者尽早幡然悔悟，并且接受必须转型的历史现实。

　　应该指出，任何独裁政权都不可能没有严重的历史罪过，国民党在台湾也确曾犯下了包括“228”事件在内的大量罪行，但是，蒋经国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经验表明，佛教的“一念善能灭千年恶”之说言之不谬，只要诚心改过，坚定的走民主化之路，并且略有技巧，就不难化腐朽为神奇，获得反对派和全民的谅解，从而引导国家和平的完成民主转型。

　　在本人发起《和平宪章》运动之时，就想以自己对统治者晓以大义的方式来唤起其蒋经国式的伟人理性，不幸的是历史证明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统治者还是未能幡然悔悟。

　　应该说，这种情况也并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国民党的立党宗旨就是宪政，所以对蒋经国来说并没有理论障碍，只需对局势重新加以评估并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相反，中共的立党宗旨却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埋葬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和宪政格格不入。虽然它的这些原初说教早已经成为笑柄，但迄今为止它还是没有放弃对普世价值的抵制，因此，在大陆要实现宪政民主制其难度当然要比台湾大得多。

　　但是，如《和平宪章》所说：“我们深信，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中，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士也同样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迫切性，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正反两方面的先例，完全足以使我国大陆仍然充满对立情绪的朝野各方达这种共识：中国大陆从一元化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只有在政府当局有诚意的情况下，从上而下地程序化地和平进行，才能将其负面影响——即对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历史走到今天，不仅中共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完全靠资本主义挽救其失败，而且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它也无法再自欺欺人，只要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不昧着良心看中国，他们中也没有人不明白坚持一党统治就是维护非法利益，而这种做法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希望再长期维持下去。

　　所以，我们坚持认为，目前的中国仍然还有和平转型希望，我们也会继续极力唤起统治者的理性和良知。而且，这并非说如果唤不醒统治者的理性和良知中国就没有和平转型的机会了。因为放眼世界，从整个人类政治现代化进程上看，无论哪一波民主化浪潮中，绝大多数国家相对和平的转型都是属于不同程度的被动顺应的——其中很多还是在火山爆发前的最后一刻统治者为了避免更惨的结局统治者才被迫放弃独裁权力的。

　　这就使问题再次回到《和平宪章》的第一条要求：“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

　　人权是通过保护弱者来保护全人类每一个人的。当统治者大权在握时，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并且极其藐视人权，一旦失去权力，它们同样成为弱者，随时会被愤怒的被统治者予以血腥复仇，这时，它们就会本能的寻求人权保护了。大量残杀无辜者的王立军在可能被主子薄熙来杀掉时逃到美国领事馆去以求保命就是一切失势的统治者的最好写照。从这种意义上说，以人权至上为原则的《和平宪章》所追求的和平转型，归根结底也是对中共当局最有利的，因此，一旦大限到来，它也是会接受的，因为对于它来说，由于失去权力而成为弱者也同样只是时间问题。

　　统治者奉行权力至上，也就是只顾自己为所欲为，因而与全民为敌，在我们这个时代注定要走向穷途末路；《和平宪章》主张人权至上，也就是要同等的保护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权，因此，它的主张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注定要走向举国认可，并最终通过全民制宪汇入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法。

　　201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