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九）

秦永敏（武汉）

　　（75岁出狱之后整理狱中文稿，随即成为“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的特邀代表。汤戈旦的经济理论虽然没有被当局采纳半个字，但是，却也和当局“改革开放”的最终政策不谋而合，当然，他的经济学思想的堂堂正气是当局的政策所不具备的。而大量像汤戈旦这样的杰出人才惨遭社会埋没，倒是一党专政的最大特色。）
　

九、浩气文章千古事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七十五岁出狱的老人，遭受复盆之冤而得以侥幸活出囹圄，也该颐养天年，享点清福了。

　　然而，在汤戈旦的生命周期里，却没有奋斗的终点站，一出狱，他便抓紧时间兴致勃勃地整理起狱中的读书笔记来。

　　陈独秀曾精辟地指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汤戈旦不仅将家中斗室当研究室。监狱也是他做学问的地方。出狱后将狱中重读马恩原著时作的笔记稍加整理，便写成了几本大部头的政治经济学专著。

　　就在这时，汤戈旦从报刊上得知，“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将在安徽财贸学院召开。闻讯后，他立刻将自己整理出来的论文寄出，期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得到该会的认可，并由此公诸于世。

　　下面的事情，虽然与汤戈旦的预期相差遥远，却恐怕更令天津市公检法方面，特别是李青芳、王辅仁之流惶恐不安！

　　一收到汤戈旦的论文，大会筹备组便予以高度重视，专家们一致认为，无论对这些论文如何褒贬，其学术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尽管七十五岁高龄的汤戈旦不属于中青年学者，筹备组还是破格将他作为“特邀代表”予以郑重邀请。不仅如此，还唯恐他不能到会，特地两次发文相邀：

汤戈旦同志：

　　您寄来参加流通经济讨论会的稿件收到了，对你的治学精神表示十分敬佩。

　　收到来稿后，因文中内容十分广泛，所以我们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专门评审，又因非中青年，故会议同意您做为特邀代表参加本次讨论会。注意事项如下：

　　1、把文中有关流通各部分自行整理打印100份带去参加会议。

　　2、参加会议的各项费用均由自己负责。

　　3、文责自负。

　　欢迎届时参加会议。

　　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

　　理论讨论会筹备组

　　（安徽财贸学院科研处章）

　　10.4.

　　（负责人签名）薛文逊、高连系

　　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
　

入选论文通知

特邀汤戈旦同志：

　　你的题为《新“明夷待访录”》等文，已被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入选。请你进一步修订并打印100份前来参加会议（论文作者为两人以上者请派一人参加会议，凭会议通知报到）。

　　在全国流通经济理论界知名专家、教授和部分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倡议和支持下，本次会议由安徽财贸学院和安徽省商业经济学会联合主持召开。会议定于1986年11月12日——17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原太平县）景湖宾馆召开，11月10日-11日两天报到，费用自理。具体事项详见报到须知。

　　附本次会议顾问成员名单和报道须知

　　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秘书处

　　（安徽财贸学院科研处章）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日

　　阳春之曲，和者盖寡。仇恨共产党和政府的小流氓其实仇视的是法制，在这种意义上从大方向上说汤戈旦和执政者当然没有原则区别。汤戈旦把骂他为“共产党走狗”的流氓戏谑为“知音”表现的是无可奈何的达观。然而，只有在象牙之塔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关，他才能真正地“高山流水遇知音”。而且，他所能遇到的知音绝不可能是同龄人，而是只能作为他儿孙辈的中青年，因为他精神不共年岁志，因为他思想常随日月新，还因为他的学术论文正显示出青春的光华，正爆发出勃勃生机。

　　这次会议的与会代表对汤戈旦的三篇入选论文《新“明夷待记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理论问题》、《扩大再生产发端流通过程组合理论阐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笔者仍认为，他们远未认识到汤戈旦论文的重要意义。时代要求这些学者给政府的经济政策修补篱笆，他们也从汤文中寻找修补篱笆的材料，因而大都也“只见树林，不见森林”。就汤戈旦论文的核心思想而言，却是要政府彻底改弦更张，实行真正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中国的情况历来是让社会科学作执政党和政府的恭顺婢女，所以，极少数胸怀远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才能突破钦定的思维框架，看到在1993年以后才为中共承认的伟大经济思想的真正价值！

　　这三篇入选论文只占汤戈旦经济学论著的极小部分，但仅仅打印它们和参加会议的费用，就使本来便贫穷困窘的家庭不堪负担。如前所述，他已三十多年没有收入，何况又罹陷囹圄四年才出狱，老伴微薄的工资能敷何用？幸亏此时两个女儿均已大学毕业，并均因成绩优越而在大学任教，总算能在经济上帮补一下子，也正因此，他才勉强凑足了与会的川资。至于其他的文稿，他就只能将抄件带一些去以供交流。

　　这次与会的总体情况，应当说令他颇为失望。

　　平心而论，与会者对他学术成就的认识存在的不是量上的问题，而是质的差异。或许他内心虽有让全体与会者公认自己的理论价值后，以此为指导来一个新时代的“公车上书”，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彻底改革经济制度，实施私有化，建立市场经济的企望，这当然更不现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几十年研究的成果终于能从尘封鼠噬的箱柜中拿到学术殿堂供同行们评头品足并得到赞颂，这虽不是“一发惊雷天下知”，也算不负生平的含辛茹苦吧。何况以此为起点，安知没有举世公认，万众瞩目的时候？

　　所以不管怎么说，这次参加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是他晚年精神生活的一桩大事，是经过牢狱折磨打击后他能迅速恢复高昂的斗志和旺盛的求真激情的重要转折点——无论多么坚强自信的学者和精神勇士，也同样需要从外界的认可中汲取意志的食粮。

　　这里，我们就以汤戈旦的三篇入选论文为中心，系统地介绍他的经济思想。由于笔者经济理论水平极其有限，又未能见到汤戈旦的全部经济论著，因此，评价不当介绍不周的情况在所难免。有兴趣的专家学者不妨与汤戈旦亲属联系，以便设法研究汤戈旦的全部论著原文。

　　直到汤戈旦1993年元月8日逝世前后，中共才在邓小平倡导下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策。然而，早在二十年前，亦即汤戈旦在“文革”中当作“历史反革命”下放回老家江西省靖安县时，便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苏联、中国建立的不过是杜林模式的法学幻想式的社会主义，只有进行全面的商品市场经济改革，才能摆脱贫困和短缺。可以说，即使汤戈旦不是大陆中国第一个从理论上系统地证明，在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必须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也是最早的几个经济思想家之一。

　　有关这类思想，在他下放七年（1968-1975）的时间里“青灯剔尽著奇书”的《社会主义狂想曲》里便作了大量阐述。不过，这里还是以他在民主墙运动期间撰写，被天津公检法当作反革命罪证的“新钱神（价值）论”为例。

　　该书有这样三个小标题：“一、抓住价值，也就是抓住了使用价值。二、价值关系与经济效果问题。三、抓住使用价值这个头，必致使用价值与价值同归于尽。”仅此，使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意义，即价值增殖，是当代生产力的最大动力和最好形式！

　　文中，汤戈旦直截了当地说：“目前谈‘调整’、‘改革’，首先就是恢复——1956年以前存在于中国的（引者注）——被破坏了的价值关系、商品关系，即重建正常而健全的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要有不可侵犯的个人、集体、企业的商品所有权、支配权和自由买卖权等经济自主权。这是根绝官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剔除滋生横行的‘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土壤与条件。”

　　“在商品生产下，尊重商品、价值，就是尊重一定的社会生产秩序和一般的正常社会秩序，也就是维护基本的社会安定团结。我国自1956年后，价值关系就受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这特别表现在对个体、集体、农民家庭经济的肆意侵犯与剥夺上。”

　　“我国的商品生产，除了很落后外，和外国没有什么实质不同。不管你用什么生产目的去规定它（这不过是主观的概念游戏），客观现实它就是价值生产，并且是价值增殖的生产，非要抓价值，抓利润不可的生产。如果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就不成其为商品生产。”

　　当然，汤戈旦亲身经历过资本主义，马克思他们对资本主义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丑恶面的描绘同样是精辟的。

　　因而他指出：“但结论不是说，一抓价值就万事大吉，千年太平。商品生产是个历史范畴，它不是完成了永恒的东西。它的客观本性有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弊害。问题是在于懂得：第一，不抓价值是无知，是人谋不善，它无救于商品生产之弊，反而是坏上加坏，更坏得多……第二，在历史还需要商品生产，它还是合理的，必然的时，想要完全清除它应有的矛盾与弊害，既是做不到的幻想，了是要掐断历史的荒唐……第三，正是商品生产本身内在的矛盾与弊害使它运动并高度发展（西方之所以先进，就是如此）。自由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固有弊害，但它也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杠杆，是促使它走向自己的反面，完成其历史使命，使人类有个非商品生产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更高的社会形态（这里才会有真的劳动解放，人的异化才复归为人）到来的可能。”

　　汤戈旦认为，中国当时（1980年）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商品经济力量——能自由支配其生产和交换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已经使社会生活走到了官方理论的前面。此时，国家经济理论界或许不乏看出中国经济改革出路在于重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的人，但却没人明确指出中国几十年的所谓革命包含多么惨痛教训！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1956年开始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今日的经济即使赶不上日本、台湾也绝不会相差多少！

　　现在，我国要搞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数开始追赶发达国家。

　　因为中国今天首要的任务就果把扭曲了的生产方式还原为正常的私有制——市场经济。

　　由于幻想埋葬资本主义，从前苏联东欧各国，到中国、古巴、朝鲜、越南乃至刽子手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寨，生产关系都因强制性改造而发生了历史大倒退。而从今天的世界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未全部释放出来，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日本、德国，它也正如日中天；在南韩、新加坡、香港、台湾，则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今日的俄罗斯，中国或许还有越南则是喷薄欲出；而古巴和朝鲜则尚处在黎明前，但即使在这种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必然会迅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汤戈旦和其他中国大陆的学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自己所处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现实社会为起点，通过极其艰难的思想历程，绕过很多精神攀篱，才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今天仍有最大历史价值的结论。

　　由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中国式社会主义及其官方辩护加以对照和反思，汤戈旦在1985年春写于牢狱中的《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一文中写道：

　　“在任何商品生产的社会里，价值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以它为基础。价值规律，在流通过程的商品交换中就表现为等价交换的规律。商品交换之所以能不断地正常进行……就因为交换是以等价为轴心规范，是沿着等价的轨道上下波动运动的……”

　　“……商品生产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和计划经济是尖锐对立的，而价值规律，竞争规律正是通过这种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或者说，这种无政府状态正是它调节生产，流通，分配的用武之地和机制。所以，人为的，主观的计划经济（幻想消灭无政府状态）既会破坏价值规律的正常作用，反过来，价值规律也必以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力量冲击破坏这种计划经济（极大的讽刺是这种计划经济本身就制造恶性的无政府状态或必然陷入这种状态，因为它不过是盲目的反复不断的瞎指挥）。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企图加强统一计划，并不能调节各种比例失调；相反，比例失调的根源正在于统一计划，它愈详密得无所不包，就愈会治丝益繁，病上加病。这里根本不是计划的技术问题，而是商品生产本身的规律问题，总之，这种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与商品生产本身背道而驰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前苏联与中国类型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相反，主要是短缺危机，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资本主义是一种富裕危机，前苏联与中国则是贫穷危机。贫穷危机中，最致命的是农业问题，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谁都受不了。而苏联、中国当年为了加快工业发展，人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使农业本身根本不可能积累。这种做法，最后甚至到了让种田人糠菜半年粮的地步。而从1968——1975年被强制下撰写的《社会主义狂想曲》中，他便委婉地以苏联集体农庄为例说：“……压制劳动者的口粮（各种必要生活资料）来积累吗？那不但在实际上会糟糕，而且事实上也是不能的。因为所谓积累，根本就是除开了必要生活资料这个前提以上的富余部分，即剩余生产物，剩余价值来作积累的……用从外部输血的办法，如补助、贷款来作积累吗？这在危机时是有用的，必要的，要作迎头赶上的大规模发展时，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如借助外援作巨量投资），但这根本不是积累，这不属于‘积累’的范畴。同时，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输血活得命下去，如果他自己根本失去了造血机能的话。”

　　这一点正是前苏联与中国的病根：一方面要人民群众勒紧裤带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大量的工厂企业本应创造财富的地方本应积累资本的场所却要靠中央政府的补贴维持，仿佛政府手上的印钞机才是创造财富的地方！大量的生产单位没有造血机能，怎么能指望国家经济不患恶性贫血症？

　　为此，汤戈旦指出：“中国迄今还基本是靠行政命令调拨的‘计划经济’国家，从而它也就迟迟摆不脱‘短缺经济’的状态和流通障碍之病。特别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往往成了流通障碍，不时处于通货膨胀和银根奇紧的恶性循环中。这种经济不仅有人所熟知的‘投资饥饿症’，而且还有翻番饥饿症，创汇饥饿症，吸引外资饥饿症等等。好事往往变成坏事。”

　　如何解决上述现象反映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者围绕中共政策变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此，汤戈旦轻轻一拨便点中要害：“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加‘社会主义’桂冠，看来是为着区别于一般的或西方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过很遗憾，这样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特质、特征的区别，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的诸规定性和价值规律，竞争市场规律等，无论东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的。”

　　实在令人感叹，仿佛1985年汤戈旦便斥责了自己临死前后的1993年才被奉为国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错误，而某些中国人则一犯再犯“以为改变事物名称就能改变其性质”的毛病！

　　1988年，汤戈旦在短文《中国企业的生与死》里，更是高度概括性地指出：“五十年代后期起强加于中国的生产关系（它的法权表现是财产关系即所有制）是超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实践证明它成了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的桎梏，所以根本解决问题的改革是以极大胆识实行非国有化和把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双轨转到正常的、完全自然的市场经济的轨上来，让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正常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形成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全新模式。”

　　不仅如此，汤戈旦还把当代中国的问题放到两百年的大历史阶段来考察，他指出：“中国社会一二百年的主要矛盾，是近代商品经济势力与封建性的反商品经济势力之间的冲突斗争”，“商品经济中高度发展了的价值、货币会以其自然力去毁灭一切自然经济的残余和所谓‘产品经济’，同时它也就会瓦解国家所有制和封建的农村共同体式的所谓集体所有制，它会使社会首先在货币（价值——包括劳动力的价值）面前人人平等，从而货币也会以其自然力毁灭封建性的政治权力的大统一观念，等级观念，家长宗法观念，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等等。”

　　那么，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汤戈旦是怎样看待在现阶段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造的问题呢？他的看法是：实行“新人民资本主义”。

　　在“重读《资本论》第二卷笔记”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些看法：“……‘资本’或‘资本主义’（如我揭示的‘新人民资本主义’）并不妨碍人民生活消费量的相对发达、增加，也毫无损于不断增长的资本（或资金）量，人民照样可以过着有如西方资本家那样富裕以致豪华生活的。不过这里还不能谈完全消灭剥削或完成了的完善的‘按劳分配’，它也不能解决一般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的矛盾冲突。但它比斯大林模式的平均穷的经济制度要优越得多，特别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有无比的优越性。它也比西方现行的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同时，它还是过渡到马克思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唯一不可避免的历史途径。”

　　注意，对这些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药方，笔者就不能苟同了，不过，这里是介绍汤戈旦经济思想，我们暂不在此多加分析研究。

　　在《新“明夷待访录”》代序中，汤戈旦进一步阐述了自己人民资本主义理论：“……它承认‘资本’的客观存在，但一如上述，它并不奉行资本主义，既不把资本主义当作什么神圣永恒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来加以维护；并且它在承认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同时，将力促真正非雇用劳动的没有资本家的劳动组合的发展（当然，这要记取拔苗助长的历史教训，只能视本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与文化程度，以不妨碍生产力并有利于它的发展为原则，因时制宜，因势利导），从而相对地逐渐减少剥削面。同时，它也满怀信心认识到：在新产业革命的信息时代，新的个体经济和劳动组合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必然大趋势，所以它绝不是空想。它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消灭资本主义连同最后阶段的最高的商品经济（因为任何商品经济都是历史性的，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断言，它绝不是永恒唯一的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真正赢得世界，使自我异化的人复归为人，真正进入自由的王国，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商品经济的长远方针。”

　　这些思想，在笔者看来，是汤戈旦从斯大林主义者变为他所谓的“原旨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残存的一些一厢情愿的道德和意识形态需要的反应。

　　这些内容在当代看来既无现实意义，也没有构成对他前面正确的有现实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造前苏联和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思想的否定。其最大的价值，或许只是表明汤戈旦是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

　　应当说明，除上述参加讨论会外，此后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出版的《财贸经济资料》1988年第8期发表了《关于商品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有删节）。就这样，一个像马克思一样用几十年精力研究经济理论的自学者毕生心血凝聚的大量文稿，至今仍然未能面世，甚至仍然在我国的公检法——专政机关的档案里作为罪证保存！

　　固然，中国当代的经济制度演进，完全没有受到汤戈旦的任何直接影响，同样最终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挂着“社会主义”羊头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相对于现代世界是那么落后，不正是因为大量像汤戈旦这样最杰出的人才和他们的才能、思想和理论惨遭社会埋没，被中共的一党专政从精神到肉体扼杀，从而未能起到应有的巨大作用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