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十）

秦永敏（武汉）

　　（汤戈旦更不愧为富有远见的政治评论家。1986年，他深刻的指出斯大林模式国家“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或自由化还远没有完成”。1989年以后，他面对苏欧巨变做出了许多大胆而精确的预言。“每一个真正的历史新时期都是一个文明进步。善比恶在扩展，美比丑在增长，即使在某一阶段也确实有倒退反动，今日的丑恶甚至超过了昨日的罪恶！”他的这一看法是总结还是预言？）
　

十、老去英雄斗室立

　　如果说汤戈旦不愧为杰出的经济理论家，那么也应当承认，他同样不愧为富有远见的政治评论家。

　　在1986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理论问题》里，他就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的症结，一是经济体制，一是人民民主。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根本解决，其余一切弊端都不过是这两个问题派生出来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或自由化（包括劳动者自由迁徙、就业的权利）还远没有完成。”

　　当然，他说的不光是中国，而是所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身在中国，并一再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使他在研究敏感的政治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故尔，笔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暂时没有他关于中国89年六?四事件的任何研究文章，对苏联东欧事变的评论则持续几年，特别是89年波兰团结工会执政、匈牙利执政党更名。在对苏联东欧政治风云的评点中，八十高龄的汤戈旦表现出的高瞻远瞩的政治理论家眼光，使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茅塞顿开，因而不能不对这位被埋没的杰出学者肃然起敬。

　　1989年秋，汤戈旦已年近八旬，考虑到自己来日无多，他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份遗嘱式的文章。该文分四次写成，也自然分成四个部分。第三、第四部分主要是用原旨马克思主义思想谈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并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对此信仰问题暂不予置评。第一、第二部分则主要属于有现实意义的事实评论，我们就从此开始看看汤戈旦炉火纯青的政治述评。

　　全文之前，有这样一段话：

　　“这是一个[原旨马克思主义]者准备死后正式发表的遗嘱。”

　　接着，是一首气贯长虹的自我写照（七绝）：

　　残生遗笔

　　老去英雄斗室立，诗文数卷读无声。

　　寒蝉未禁超声发，秃毫颤手写余情。

　　寥寥二十八字，学者兼战士的豪迈形象便跃然纸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诗的境界已远非曹孟德的“神龟寿”可比。

　　该文第一部分如下：

　　“以公开发表反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言论而世界闻名的苏联一位女教师（她的大名不存在于我的脑海，因为她不过是斯大林主义阴魂诸多人格化的一个毫不隐讳的突出代表），最近在一篇题为《是卓尔不群，还是臭名昭著》的报导中又看到她一句使人叹为观止的惊人语：‘改革——知识分子自由化的产物’！这很显然，跃然纸上的是她反对的不是某种性质、模式的改革，而是根本反对任何改革。在她的思维上，大概斯大林主义是已完成的终极真理，是不容任何触动或亵渎的神圣教条。这样，按照这位二十世纪末的女唐?吉诃德骑士的逻辑说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首次提出的‘改革’也是知识分子自由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了！可见，‘自由化’是多么一顶佛法无边，‘请君入瓮’要人命的紧箍帽！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反革命’这顶帽子大概也如此。

　　值得玩味的是：在戈尔巴乔夫苏联，不仅有激进的萨哈罗夫、叶利钦等持不同政见者，也并存着极端保守的象那样女教师的一种持不同政见者。但苏共好象没有要求他们和中央保持一致，没有把人们的嘴打成哑巴，更没有抓起来判刑，他们到目前为止，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在苏联官方报刊上公开发表言论，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公开性’吧？同时也就是趋同于西方的老格言：‘我可以反对你的意见，但发誓维护你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吧？或者说，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西方传统民主吧？历史上一个正常事实是：马克思可以安居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英国著书、立说、公开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并没有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

　　1989年9月”

　　在政治性遗嘱中大发人权牢骚，可以说既表明了他对前苏联、中国社会制度的最基本问题的态度，更因为他本人就多年来深受其害。

　　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里，侈谈什么真理、正义、人类的解放、最美好的社会理想，统统都是废话，不仅如此，甚至是极端卑劣的粉饰屠场的行为。言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是基本人权的最核心内容。没有言论自由，所谓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更不要说选举之类，统统都是欺人之谈。因为在可以以言治罪的情况下，行使那些权利来表述不同政见也统统都是犯罪。如果说，对“维护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深刻认识，在西方是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那么，在东方则是对近几十年登峰造极的专制暴政“社会主义”（想一想斯大林的“肃反”、屠杀波兰军官与中国反右和文革“全面专政”下“恶毒攻击”罪的死难者）的反思结果。

　　考虑到这些情况，汤戈旦政治遗嘱第一部分以言论自由为中心便顺理成章了。

　　该文的第二部分，是有关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制度性质和改造方向问题。

　　“上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策纲领》公布了。它明确提出了‘由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它确认‘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这表现为经济活力不足，越来越落后于世界的发展，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加深和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变革的要点是：‘首先和斯大林主义的各种变种划清界限’，我们的直接任务是扩大个人的人权、自由权和福利权，实行反映和表达人民意志的多党制，各种政治团体与政治倾向自由竞争，这将导致个人自由的扩大。[《参考消息》1989.9.7]

　　由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看来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肯定是个历史进步，但即使完成了这个‘过渡’，也绝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只是通向马克思设想的废止了商品生产和真正消灭了‘资本’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进程，一个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的前奏阶段。

　　希特勒德国的正式旗号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国社主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苏联以及搬用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招牌、形式等等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和德国的国社主义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二、三十年代国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东西方的一对孪生兄弟。不过对正常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来，则是一种带浓厚封建性的极其残暴的畸形产物。同时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各有不同的特色，那就是匈党文件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各种‘变种’。

　　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可总结为一个公式：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浪费，停滞，短缺和官僚主义与依法腐败。

　　病因已明，那么唯一有效的处方就是实行非国有化和扬弃‘计划经济’，建立正常健全的市场经济——这是现代商品经济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否则就是绝症。匈、波、苏等改革的效果以至成败就取决于此。

　　1989年9月”

　　在这里，汤戈旦以高度概括的寥寥数语，便阐明了自己对当代最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科学态度。当然，一字千钧的背后，却不仅凝聚着他自己一生奋斗，半世心血的结晶，更是十月革命以来真正以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本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发自心底的感喟。

　　下面，再从汤戈旦与他晚年交往较多的几位后辈学友，和一位解放前在他影响下参加中共，解放后曾任四川纺织工业领导人的战友的通信中展示的时事政治观点，来看其透过风诡云谲的政局变幻抓住事物本质的科学洞察力和英明的远见卓识。

　　在1989年12月15日写给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年青的博士（为保护一些人不受政府伤害或影响其前途，暂不能披露他们的姓名和其他情况）的信中，汤戈旦对东欧苏联的变化，作出了以下述评：

　　“……东欧早在四五十年前就掀起了改革风云，但是，这种改革的理论思路长期是在旧的所有制基础上试图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为实践指针的（计划经济就如正房，引进市场经济就如纳妾。正房无生育能力，妾能生产，但妻妾之间的和谐结合则是一种幻想，二者是矛盾冲突，势不两立的，必将闹得家破人亡）。试验的结果是失败，经济滞胀危机日益恶化，与之相应的上层旧建筑也危机四伏。量变至近年来便爆发了使世界都为之震惊的质的突变。政治地震震中在波兰、匈牙利，其震波已冲击到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正在谋求改革出路的苏联本身，激进改革派叶利钦、萨哈罗夫议员等公开提出在苏联也要建立多党制民主；居中偏左的戈则表示这不是不可能的，但目前还提不到议事日程。苏联改革在政治上虽活跃少禁忌，但改革数年来经济旧体制一直没有根本触动，因而收效甚微且积重难返，还出现越来越糟的趋势。……看来，东欧苏联自动和平演变，经济上向正常的完全的市场经济转轨，进入九十年代将以崭新的形象呈现在世界上，不过目前尚不能完全排除形势逆转，大动乱、镇压、内战，那时，鹿死谁手就尚不可知了。”

　　从以上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可知，汤戈旦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论的运用是多么得心应手！早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他便知道惊天动地的狂风暴雨即将到来——九十年代东欧苏联必将和平演变——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更为独具慧眼的是，他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治与经济脱节，经济改革滞后的结果将使改革领导者本人失去任何社会基础，而且，在戈尔巴乔夫最关键的历史表演尚未出台时，他便根据其一贯作为精确地指出其“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及其危害。设想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谋士，而戈氏又能像唐王李世民一样从谏如流，必能改变其后来因“中间偏左”的骑墙而致全部主要助手一齐来（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是仅有的两个例外）发动“8?19”政变的历史面貌，以及因此而丧失全部历史基础，作为悲剧性人物了结其政治生涯的命运。正是经济上越来越糟（这本是戈氏不可改变但可顺应和疏导的）政治上改革滞后这两大因素，决定了戈尔巴乔夫领导地位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

　　虽然，严峻的历史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换上任何一个人在这段历史转折关头也未必比戈尔巴乔夫干得更好，但戈尔巴乔夫本人无疑是可以将问题处理得更漂亮一些的。譬如，较早拿出历史伟人的宏伟气魄，坚定不移地实行私有制——市场经济改革，果断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并给予各加盟共和国以民族自决权等等。

　　在1990年1月10日给老战友，前四川纺织工业负责人的信中，汤戈旦先是稍稍述旧：“……我的一生，你不尽知，然大荔一段是你亲身感受看见的，以言立功，那也是惊心魂魄传奇式的历险生涯。我原非为功名而活，不被承认，一笑置之而已，黄钟毁弃，人民苦难无了期，唯此一念未能忘耳。……岁月不饶人，耄耋之年，已不可能有什么实际作为了。不过，我对华夏以至国际前途还是乐观的。只是自己长夜漫漫，只能卧赏将来的清风霁月了。虽然，蝉嘶寂谷，蚓耕坚泥之志仍未已。”

　　接着笔锋一转，进入正式话题：

　　“……东欧事件，感慨良多。当80年波兰团结工会兴起，我就意识到……今天的波兰就是苏联帝国中的薄弱环节。这可谓不幸而言中。当去年团结工会终于取得政权后，我又说过首先会在东欧引起多米诺骨蝉效应。今事实又果然如此。但变化之急剧巨大，则非我所料。特别是罗马尼亚这个斯大林主义的强固堡垒，我以为尚能坚持一个时期，讵料不旋踵，齐氏政权在一个早晨即行覆灭，这诚使人震惊。东欧变革，对于旧政，摧枯拉朽，简直如秋风扫落叶。当然，理有必然，势有必至。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度地区以至世界，一些势力的大势已去，进入衰落末路；另一些势力则正崛起，方兴未艾。我看齐奥塞斯库是太不识时务了，首先他不知罗的国境线是直接在东欧变革风暴包围中的，而当罗的一个城市群众开始走上街头时，他斥为流氓团伙，反革命骚乱，于是悍然下令大开杀戒。这就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悲愤揭竿而起，继而镇压，军队也终于站到了人民一边，经过数日激烈的街巷内战，以忠于齐氏的保安部队和秘密警察被击溃，齐氏夫妇迅速被捕处决而告终。不说别的，即就齐氏家党统治罗国，生聚教训（政治思想教育）达四分之一世纪，而竟教训出了千千万万的流氓团伙，反革命，这不可思议吗？这不说明这种教训糟透了吗？所以，这顶骂人帽子回戴到齐氏自己头上，看来到合适的（罗人民也正是这样判决这位暴君的）。遗憾的是齐氏至死不悟，反观东欧其他国家的党和旧领导人，似较明智，迫于事势，尚能顺天应人退让，因而得免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恶报。

　　东欧提供了两种改革形式，一种是和平过渡，新陈代谢，一种是武装起义，你死我活。前者几乎谁也没流血，物质也未遭战乱破坏；后者如罗国死伤以万计，已民穷财尽的经济，复遭重大损失。所以这既是罗国人民（包括军队）的惨祸，也是齐氏族党的悲剧。变革采取何种形式，看来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愚昧程度和如何对待人民要求的。”

　　以上述评，均属可圈可点的上乘之论，而他的这些苦口良药，显然也是说给自己曾经为之效力多年的党——中国今天的执政者们参考的。谁都知道，如果中国的89年6.4事件晚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发生，前面有过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的话，历史恐怕就要彻底改写了。在此，我们不妨替汤戈旦大呼一声：要想避免中国重蹈罗马尼亚复辙，就必须由英明的领导人自己来完成和平演变！

　　接下去，汤戈旦为谈东欧变革的国际背景，而回首东方：

　　“东欧变革之所以比较顺利且迅速，除有其本身的必然性外，也和苏联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进行军事干预，且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还采取了适度支持态度有关。反过来，东欧变革的成功也有利于戈氏，特别是激进派叶利钦等在国内进行的改革，因为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气候大变，国内保守派的反攻就更不容易了。这是整个阴阳消长，人心背向的问题。而其影响，还会波及全世界。”

　　人毕竟都是有局限性的，无论多么超脱，也不可能不受自己早年的经历及其在深层意义中沉淀的制约，汤戈旦科学地预言，作为旧制度的送葬人，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素质决定了他难以自新为新时代的开创者。

　　“戈氏现在是处于被国内势力左右夹攻的尴尬局面，如其不能与时俱进，勇毅决策，他的地位是潜伏着危机的。且整个苏联前景如何，目前也尚难预言。也许会出现一段曲折，一场动乱以致灾难。不过，从较长远的大势看，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复辟成功很难，更多的可能是叶利钦或比叶利钦更属时代宠儿的新人物崛起取戈氏而代之，再领史诗风骚。”

　　多么精辟的分析，多么英明的预见！没有历史的洞察力，怎能见微知著，在错综复杂的事态变幻中准确地断言未来的情况？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叶利钦便通过站在坦克车上挽历史狂澜而成为前苏联的万众瞩目者和送葬人。

　　今天，俄罗斯微妙的形势又将何去何从？笔者写到这里时是1993年3月13日，代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叶利钦总统正被保守的议会一再剥夺权力，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将前苏联遗留下来的橡皮图章议会变成了维持前制度即得利益者的堡垒，私有化计划被一再拖延、搁置，形势上看起来保守势力正利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变革的阵痛卷土重来！然而，哪怕议会罢黜了叶利钦，私有化的进程也不可迸转。无论民主制度如何需要防止集权，俄罗斯这样的泱泱大国也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在制度转型之后如此，在众说纷纭矛盾重重的今日尤其需要总统制的高度统一的权力！

　　针对我国内部传达的文件，汤戈旦接着说：“有人说，东欧变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说这是唬人的话，也是贼喊捉贼。因为我们如果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资本主义’科学概念，从实质而不是从名称来考察历史，那么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被打倒或消灭；马克思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未在任何地方建立起来，所以，根本就谈不到复辟不复辟的问题。”

　　虽然汤戈旦这一思想已经绝不新鲜了，但在此时的确值得大书特书。笔者1982年在法庭上也曾陈述过，正如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卡里略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一书中说过的，苏联东欧中国之类国家，不是处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是处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考察一下社会结构，人们确实不难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诸方面发现这类国家脱胎于封建社会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1991年，汤戈旦老先生已经足足八十岁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以贫民身分，在如此高龄尚能日日坚持密切观注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动态，并一再作出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公允评点之人！就在这一年12月30日，他在给后学××的信中，评价苏联的8.19政变道：

　　“8.19政变如昙花一现，戈氏有惊无险。你不大喜过望，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并断言难产症的改革婴儿已生下来了。我不这样看，当时就告知你，只能作‘谨慎的乐观’。我们的看法为什么不同呢？我之所以‘谨慎’，是深知任何历史阶段的面貌及其实质，是由该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人心及领导个人才德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联改革之始，根本就没有一个新的正面的经济基础（市民阶级势力）形成来支持；它必然要变革是由旧经济基础的日益衰败腐朽的负面作用引发的。85年戈氏上台，其根本性的失误是没抓住经济这个中心环节来创建支持改革的条件与土壤。其后有沙塔林激进的改革方案，又有雷日科夫的保守方案，而戈氏则摇摆不定，最后自己搞了个折衷方案，但什么也行不通，这样就一再贻误时机，以致经济改革不仅毫无成效，而且日益恶化。……至戈氏组成以亚纳耶夫为副总统的党政军特政权时，我曾指出：过去把苏联政治人物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已不能反映现实，而是出现了保共保苏改革派和反共反苏改革（革命）派两大派别，前者以戈氏为首，后者以叶氏为首。这时对立双方进入白热化的斗争，8.19政变不过是这种斗争的爆炸表现，而戈氏走钢丝平衡已技穷，机关算尽，垒起打人的石头反倒砸了自己的脚，因为极端保共保苏派也是怨恨戈氏的骑墙术的。戈氏尴尬地回到莫斯科，我已看到那决不是一个太阳的重新升起，而是一个夕阳的日薄西山。……现在要阐明的是：苏联大统一帝国自始至终，既无恩格斯说的‘经济上的进步性’，也非各民族真正的自愿结合。它是在军事与政治暴力下建立和扩张的（相比欧共体在商品生产方式高度发展下，经济上自然融合，并走向‘政治上的欧洲大统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的分裂是历史必然。苏联能活到古稀之年已不容易。它患的是历史绝症，加外壳形式也必须爆破。……叶利钦等激进派究竟有多大的团结凝聚力，有多大的控制局势的力量也还是个未知数。但我还是乐观的，根据是，私有化和转向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已成为各国各种改革派的共识，……这是苏联经济唯一的出路，是历史必补的课，……它的过渡是难产的痛苦而又有风险的，但从较长远看，它是必见成效，且会后来居上。其次，苏联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的大势已不可逆转……

　　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无论他身居什么高位。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联经济尚未明显恶化，经济改革的压力也就相对较小，而他看见的问题也主要局限于政治。这样，他在尚有在经济上动大手术的权力和威望时，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形势两方面的原因而错失良机（说到底，戈氏对私有化改革从未都不十分热心）。当全国经济形势糟下去，政治问题紧迫起来，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问题突现出来时，他又全面起用保守派人物（今天已知，他的副手和领导班子中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同志！）。以至先是被自己的内阁打倒，最后又被形势的急转直下抛弃。但是无论如何，戈氏一手促成了苏联帝国的和政治专制的结束，从而使民主化和私有化在整个前苏联乃至东欧地区不可逆转，就历史而言他永远功不可没。何况如果他继承前任的经济政治路线的话，这一进程将被推迟许多年是无庸置疑的。显然，如果苏联当初不是碰巧选上了他，而是让利加乔夫、亚纳耶夫、卢基扬诺夫之流当总书记，那么苏联至今仍然与85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尽管苏联大帝国的崩溃势有必至理有必然，但时间的早晚却与领导者个人的政治态度有极大关联。”

　　信写至此，又一历史性事件发生！

　　汤戈旦立刻赶写道：“以上所写，是在我尚未得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倡导建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消息时的看法。当得知后，立即感到这是旧苏联的讣告，同时又是一条新生命的出生证。只是到这时，母体去见上帝，一个婴儿才真正降生了……”

　　当然，汤戈旦深深知道历史进步的艰难，并不对这一历史性变化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新独立国及其独联体也并不是什么理想国，对之用不着怎样欢呼，我只冷静地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且其中也会有谋求独裁的野心家（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说不定就是这样的人）和卑鄙政客的，但这无甚关大局。任何历史洪流都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把十几个共和国捆死在一起的锁练已经折断，今后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而其中兴亡盛衰也可能是难免的。”

　　对俄罗斯的前景，汤戈旦评论道：“叶利钦迄今是个杰出的历史弄潮儿。他今后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他能否把经济搞好。但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他继承的是一堆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假如两三年的恢复振兴使俄罗斯连同独联体经济起飞，叶利钦也大功告成，否则，叶氏也会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这里的历史已不可倒退，人民民主事业是会继续前进的。江山代有才人出……”

　　此外，针对8.19政变的粉碎，汤戈旦还深刻地指出：“如果说苏联改革难产症，政治上已进行了一次起死回生的成功手术，那么经济的新生儿还远远没有呱呱坠地。”

　　这是两年前的评论，直到今天，俄罗斯的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叶利钦助手盖达尔的激进经济改革计划尚未全面推行，便被保守派利用人民对经济困境的不满而否决。由此也可见，当时戈尔巴乔夫要搞私有化，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即得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下，也未必能迅速取得成功。不过，从今天看来，俄罗斯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确只是时间问题和方法问题。

　　针对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思想，乌托邦也好，大同世界也好，共产主义理想可能也应包括在内，总之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贫富不均和不平等问题，使每一个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善良愿望，汤戈旦写下了这么一篇短文：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法国革命这样写道：‘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性的和谐。但是，这个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继十八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中的法国革命后的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无疑更是一次‘壮丽的日出’，它使全世界更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但是由斯大林理论建立起来的苏联的模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它和新的华美的约言比起来，竟又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因为它是金钱和刀剑相结合产生的畸形儿，不过，这是在矛盾中前进着的历史或历史的必然过程，‘理性’社会变成了荒唐，苏联模式更变成了荒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历史就是不断使人欢欣与失望，追求与幻灭交替的过程吗？”

　　提出这一心酸的人类历史问题后，汤戈旦心情沉重地回答：“漫长的过去确实是如此，未来也不会有绝对的完成了的‘至善’或‘乐园’。但是有一点可肯定，即每一个真正的历史新时期都是一个文明进步。善比恶在扩展，美比丑在增长，即使在某一阶段也确实有倒退反动，今日的丑恶甚至超过了昨日的罪恶。但是一如马克思批判普鲁东说的：‘正是坏的方面引起进步。罪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道德的愤慨既不能说明世界，仅仅是高尚的热情也不足以改造世界。道德或某种理想的原则不能代替科学，让我们用冷静的科学来冷静地看着如今的世界吧。”

　　难怪有人说，最高的思想境界是宁静！

　　但是，必须走过漫长而崎岖的心路，而且，只有以敢下地狱寻求真理的精神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才有希望达到汤戈旦老人这种宁静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