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十一）

秦永敏（武汉）

　　（以一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坎坷人生认识中共的本质，实在可悲；至死仍是共产主义者则是理想主义的体现，未可厚非。民主墙人士主持的追悼会却像是纯粹的官方仪式，可见至此一党专政还多么沉重的压在国民头上；但是，参加审判他的官方人员也到场为他致哀，则表明了他的道德和道义感召力多么巨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没有不可取代的人物，却有着不可缺少的精神。汤戈旦先生以八十余岁高龄，带着几十年的穷困潦倒和屡入囹圄的伤痕，仍然坚持探索社会科学理论，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走向实践，身体力行，无疑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崇高献身精神树立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丰碑！）
　

十一（完）、留取丹心照汗青

　　笔者与汤戈旦的文字交往始于1980年，当时，看到他气势磅礴的学术论文，便由然而生敬意，结成忘年的笔友。略知他的生平后，便提议他赶紧准备材料写自传。无疑，他传奇式的经历与精湛深刻的思想，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极好号召书。不久，中共“81?9”文件下来，彼此相隔几千里，他“赴《明夷》之会”，我成了南冠之客，就这样天各一方坐牢下狱，一晃十余年不通音讯。直到1992年，才得知老先生尚还健在，忙去信请安，于是又开始了鸿雁传书的文字交流。有感于神交已久却未谋面，一心想早日赴津亲睹容颜为快，却心为形骸所驱，暂定93年夏再前往拜见。讵料汤老毕竟年事已高，不久便突然无疾而终仙游八方之外，就这样终于缘悭一面。

　　1992年11月20日，汤戈旦给笔者来信谈自己一生治学情况，并附上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人性）自我异化的历史过程”图示及说明。事后方知，这是他一生中成百上千件论文式书信的最后一封，也是他亲笔（信由他本人口述吕洪来代笔，事后又经过他修改，图示及说明则是他本人所写）留下的最后一份文字材料。

　　永敏：

　　来信收悉，你把我列入你所崇敬的三大人物（另二人是梁启超、陈独秀——笔者注）之一，至少在目前是惭不敢当，因名不称实也。当然我也并不过谦，要是我的理论体系一旦能够公诸于世，能够一鸣惊人，我也自信在学术史上会做出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有一点要回答你的，我的观点和政见并不是旧瓶装新酒，可以说，它乃是重新挖出来的无与伦比的香醇陈年窖，我很理解并赞赏许多青年思想家和一般的思想倾向，但是就我所知，无论是中外学者，可以说我所探索的问题，他们还都没有探索过，所以，他们的观点实际上还是比较陈旧的，浅近的，并无划时代的创造思想。例如在经济学上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供应学派、新自由主义以至于计量经济学等等，多半都是一些应用经济学，即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在经济对策上，和某一部分实际经济的分析上有优越的成就，但是在基本理论上，迄今尚未有象古典经济学家亚丹?斯密、李嘉图，以及马克思那样做出过划时代的突破，而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学说，虽则仍是全球（特别是东方和第三世界）人们所追求的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但是这些学派仍然是法国启蒙大师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也并无划时代的突破，所有这些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哲学领域，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这至少还不能够满足人类追求更理想的、更崇高的真理和正义的愿望。我本人所揭示的[原旨马克思主义]就是试图更上一层楼，达到这么一个理论的新高度，并且作为实践运动的一个新的灯塔、一面新的旗帜。这是不仅在东方而且也适用于西方的独树一帜的东西，所以我的这个理论体系是继往开来的既密切联系实际，通俗平易的而又是很高深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来信说，我给你们的印象有道骨之感，这里我想顺便告诉你，我确有理学心功养生之道，我历经穷困磨难，仍能活到这把年纪，身心尚健，脑力特强，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有密切关系的。昔曾入华山，辟谷面壁旬日，华山道士惊为陈抟（希夷）老祖复生。这种心功同有气功疗养之效，但它无神秘迷信之嫌，无走火入魔之弊，故心功不同于气功，高于气功。我们以往的文字交往，从来也没有谈到这点，我常常感叹，许多青壮年，贪嗔痴爱伤神，喜怒哀乐失调，导致百病丛生，英年早逝，常令人有耄年哭壮年之痛。身体是巨大的青山本钱，以后有机会我很愿意传授你们这种养生之道。再说，我虽专攻经济学，但实际上，我最大的创造性的东西是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还是不完善的，因为它还没有与人的主观思维副为一体或合二为一，即知行不合一。我的一个雄心，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和中国的古哲学东西合璧起来。我曾花一生的研究，花二三年的时间动手写成一部书，题为《王阳明学说阐微》。不幸我仅存的一部孤稿，竟在劫难中被没收。我但愿不至于焚毁，要是仍存在档案中，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取回；不然的话，那又成一个文化浩劫。

　　附上一份记者的调查报告，让你先了解一点我的简历。至于写自传，材料聚集了很多，但是由我自己写，已感力不从心了，所以你提议由你来写，我非常欢迎和感谢，同时还有几位朋友也同样提过这种建议，所以将来你们这些有心的朋友可以通力合作。如果时来运转，我还活着，可以口述许多传奇性的细节，此事待面晤时再商议。

　　再附上一份人类自我异化，先供参考，再面谈详细。

　　祝近好！

　　汤戈旦口述

　　吕洪来代书

　　1992年11月20日

　　[原旨马克思主义]

　　人（人性）自我异化的历史过程

　　（五条马克思语录略）

　　剩余价值学说，历史唯物主义，人的自我异化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异化学说是最高的哲学，是鼓舞人追求真理正义的不断前进的战鼓。

　　以上汤戈旦先生最后的遗笔似乎表明，汤戈旦对自己的学术贡献估价或许大大超过了客观情况。他似乎认为，自己在经济理论上做出了李嘉图、马克思之后的“第三个划时代的贡献”，在政治学说方面继启蒙学者卢梭、孟德斯鸠之后创造了“又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而且，“我最大的创造性的东西是哲学”，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人的主观思维融为一体或合二为一”，即使之“知行合一”。这些说法，恐怕不仅太不现实了，而且本身就将政治、经济、哲学的数百年发展历史纳入了斯大林主义的认识框架。

　　不过，作为一个几十年里没有任何收入，在艰难岁月里，以作学问为生存价值和精神支柱的人，有这种近似疯狂的信念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应当谈谈汤戈旦所信奉的“人性复归”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共产主义实现的问题。《残生遗笔》里有这样两段话：“资本主义的生长、发展是历史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长生不死，不是永恒的。……它终归灭亡是它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了的。”“我确信，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理想迟早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而实现。”

　　当然，汤戈旦的确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旨上理解共产主义的，就是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实状态的运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能动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的社会的形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是否会进化到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

　　这个问题与人类是否会进化成一种更高级的智慧生物类似。

　　迄今为止，科学只能从比较中认识低级生物进化成高级生物的方方面面，绝不可能推理出一种生物进化成更高级生物的情况来，至于杂交和遗传工程那是另一回事。很清楚，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灭亡，新社会形态的形成，还是人类进化成更高级的智慧生物，在今天来说充其量只具有科学幻想意义，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认真对待。

　　如果用有生必有死来说资本主义，那么，既然有生便有死，共产主义后又会产生一种新的什么社会？

　　而这种社会是否又有生有死？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见这种说法没有多少道理。

　　按马克思的原意和汤戈旦的理解，共产主义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自发的结果（中晚年马克思似乎认为可借助暴力与专政，那是题外话在此不谈），也就具有非操作性，这就更没什么可争议的，如此一来，只剩下信仰问题，信仰共产主义也就如信仰基督教一样，因此，这些信仰除了精神寄托外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人类认识史上一个显著特点是，无论基本理论看起来多么荒唐，有神论也好，客观唯心论也好，甚至主观唯心主义也罢，都不妨碍学者们建立起大大有益于社会文明进化的知识大厦。同样的，每一个学者都不会不敬仰马克思对人类知识宝库的卓越贡献，汤戈旦的共产主义信念对他的学术成就恐怕也大有裨益。

　　事实上，笔者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理论探索者，也同样在很多年里走不出共产主义信仰的教区，汤戈旦作为一个青年时代选择了这一信仰，并为之奋斗了六十多年的人，将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教旨”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汤戈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结识了几位十分崇拜他的青年。

　　这些年轻人曾经非常热衷于宣传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主动提出要成立“原旨马克思主义学会”。这在十多年前，曾是他求之不得的事。然而，历经磨难，深知中国当前的法律价值之后，他已不再作此“授人以柄”的事。

　　1989年元月二十日，他在给某博士生的信中，饱含辛酸地说：

　　“来信提到搞原旨学会事，我首先表示：作为一个学派的思路体系，原旨马克思主义已活在人们心中，令人十分欣慰。我学海苦耕数十载，总算没有白费。也可以说，因有了你们这些学友，我活着才有生趣，而对你的热忱勇毅壮志，我既表钦佩，也分享骄傲。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宜待三五年后再说。因我国宪法上虽写着公民有结社自由等，但凭老经验，那不过是空头支票。现在中国上空虽也响了政治改革的雷，实际都不下雨，人民也尚无力人工致雨。相反，老百姓头上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的，目前无必要效暴虎冯河之勇。我们能作学术通信，也就感比较开放点天恩了。”

　　这样，他对后学就只能寄托另一番心意。在两年前，也正好是他出狱两年后的1987年7月21日给尚未读博士的该青年的信中，他情辞恳切地说：“书稿寄给你们，我还有一种‘托孤’的心情，希珍藏，希以‘使徒’精神，待你们事业有成，时机成熟时把它们付梓公诸于世。好在我坚信它们的生命力是很长久的，到未来一个世纪它也不会过时，相反，也许那时正是它的当令之日。”

　　下个世纪，汤戈旦的思想理论是否正值当令之时，实在是“殊堪疑问”，但是，在他生前仅仅因为政见不合时局，而一直没有发表机会，反而因此一再打成反革命，甚至在七十多岁还被当局投入牢狱，这不能说不是专制主义的历史罪过，不能不说是中国现实的悲哀，是社会精神文化发展的巨大损失！

　　作为行将就木的老哲人，反思自己生平的作为时，难免有各种感慨。

　　就在他临终前几天，原《渤海之滨》负责人之一吕洪来先生到他家小聚时，他像平素一样没什么寒暄，沉思片刻之后，心情沉重地反省道：

　　“咳，我真傻！多少年来蒙冤受辱，总还指望他们能给我平反昭雪。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不抱这种幻想了。这个党做了那么多危害人民的事情，如果他们真给我平反恢复名誉地位，岂不是要让我这个一生清白的学究，来帮他们分担罪孽吗？”

　　八在中国，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一月八日，是一年中头一个上上吉日。好人未必有好报，却偶有善终。中国人十分景仰其人品的周恩来辛劳一世，于1976年元月八日去世。十七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元月八日，汤戈旦老先生也无“疾”而逝，像他生平的为人一样，宁可委屈自己，绝不拖累亲属，在几分钟内便豪爽痛快地去与马克思切磋“原旨”了。

　　“家父突亡，我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因他一向精神矍铄，思考不断，却不想几分钟的时间，上帝就夺走了他的生命。他一天床也未躺，亦无大的病痛，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我们！临咽气前一分钟，还头脑清醒地让我给他开电视想看新闻联播，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生命终点的大门已朝他打开。”（汤戈旦二女汤津姝给笔者的信）

　　汤戈旦先生以布衣终其一生，受他恩泽者却颇不乏人。除前面曾提到过的与钱宗仁交往的感人事迹之外，还有许多后学都受到过他的提携。这里，仅录那位博士生对汤老先生情谊无尽的缅怀：

　　“一月八日，北京、天津地区普降瑞雪。当日午后，我就觉得心情烦乱，难以平静。下午三、四点钟，我实在难以静心读书，只得出去看雪。这时大雪纷纷杨杨，我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想着这一天正是周恩来的忌日，真是不知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晚饭后，我仍然无法静下心来，爱人就询问我是否因为前些天一直读书太辛苦的缘故，劝我休息一下。我只好出去和她一起走走，散散心，排遣一下心中的烦闷。

　　“第二天一大早，大约八点钟左右，传达室呼叫有我的电话。我赶到楼下，才知道是天津×××打来的。×××告诉我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消息，汤老已于一月八日在津与世长辞了。我听了十分震惊，十天前我刚从汤老家来，怎么几日过去，汤老竟与我们永别了。想到前一天自己心绪不宁，那一定是汤老来和我告别，毕竟我们有着那样深的交往和友谊。汤老，真没想到，我们12月底的那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老人家没有给自己的家人和学生留下片言只语，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我们，带着心中的希冀和遗憾，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学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思念！

　　“汤老一生正直、忠贞、忍辱负重、刚毅、乐观、自信、追求真理、忠于信仰，为拨冗扶正，弘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贡献了毕生的心血，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老人家又怀着济世之心，帮助了许许多多困境中的年青人，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帮助，这种提携后生、滋世救人的崇高品行，同样为我们建立了精神丰碑。

　　“汤老，您安息吧！”

　　1993年元月15日，汤戈旦先生追悼会在天津市某殡仪馆隆重举行。灵位两侧的大幅悼联，既表达了哀悼者对他的崇敬，也确实是他非凡生平的高度艺术概括：

　　“一生求真讴翰墨，

　　百年传奇照人寰。”

　　参加追悼会的，除了汤戈旦亲属外，还有几位他长女单位的领导。此外，全部是北京、天津地区民主墙运动的成员和他晚年交往频仍的几位后学。

　　值得一提的是，果然如汤戈旦1981年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所言：“有良心、有见识的人，即便是警察或法官，在官场上不会附和我的话，但在私下，也许会首肯和同情的——这就是力量所在”，一位当时在法庭上当差的人，出于仰慕之情，特地赶来瞻仰了他的遗容，由于和在法庭上同样的自保心理，此人对家属略表慰问后，没有参加追悼会便走了。

　　汤戈旦先生追悼词全文如下：

　　一九九三年一月八日晚六时五十分，汤戈旦先生度完了历经磨难的一生，溘然长逝。悲痛之际，我们——他的亲属、朋友、学生以及曾并肩致力于正义事业的战友，缅怀他的一生，铭刻他的遗愿，继承他的遗志。在此——悼念他，向汤戈旦先生的在天之灵致以最深切的哀思。

　　汤戈旦先生又名汤可燊、汤滨松。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他诞生于江西省靖安县一个有着读书传统的农民家庭。他资质聪颖，自幼勤学，终生不倦。少年时即被乡里誉为才子。1925年他年仅十四岁就投身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武汉市总兵委委员兼汉阳地区兵委书记，红军前敌总指挥等职。同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他坚贞不屈，慷慨悲歌。当获知将被判处极刑时，他泰然挥笔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句笑而答之。后，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三年执行。三年后转移到反省院。1934年秋被释放出狱。蒙难期间，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不渝，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拳拳之心，情同赤子。1934年秋出狱之后，他在上海找到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张执一，和张执一共同创办《新东方》杂志，刊登爱国教授和学生的文章，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揭起反蒋抗日的旗帜，同年，汤戈旦先生以上海学生抗日义勇代表资格进入广西，在南宁参与创办《新认识》杂志，并以笔名汤夫闲发表理论文章，震动广西论坛，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汤戈旦先生被桂系军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下令驱逐出广西。汤戈旦先生旋即奔赴香港参加民主大同盟，并任大同盟青年运动总干事。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自香港到西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八路军临汾学兵队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潭正领导的后方部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1939年汤戈旦先生因患肠胃病，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到西安治疗，病愈后适逢国共第二次合作，汤戈旦先生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加入国民党，先后任中校教官，科长秘书等职，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保持联系。在此期间，汤戈旦先生向国民党军政干部宣讲自己整理著述的“王阳明学说”，宣传辩证唯物主义，1942年分别在西安和洛阳出版两本著作——《人情学与伟大人物》、《从做梦说到做人》。深刻阐述了自《易经》、《大学》、《中庸》至宋明理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并以此思想争取团结国民党左派，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作用。在西安期间，他多次帮助营救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家属。在进步报刊发表文章。抗战胜利后，西安中共组织介绍他去重庆中央代表团工作。到重庆后，恰逢国共和谈破裂，代表团撤回，汤戈旦先生参加王若飞等五人追悼会后，经中共驻渝办事处安排到重庆育才中学教书。育才中学被查封后，中共驻渝办事处通过王炳南资助路费安排他回江西原籍坚持斗争。汤戈旦先生在解放前的四年中在靖安中学教书，发动学生进行轰轰烈烈的争民主，反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反内战，迎接解放的艰苦斗争。

　　解放初期，汤戈旦先生任江西省靖安县人民办事处主任，1950年调任天津市财经委员会编译科科长，并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为解放初期培养财经干部做出贡献。

　　汤戈旦先生自青年时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潜居读书，幽愤著述，几十年来，虽历经艰辛苦难，一直孜孜不倦，身居陋室，心怀世界，关注国家和社会命运。在著述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先于时代的预见性的思想观点，颇为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称誉。在几十年的困苦岁月中，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理论作品和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他的遗著一定会公诸于世，他一生的思想结晶一定会令后人为之惊叹。

　　汤戈旦先生以战士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结束。他以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一生，以他的忠诚不二，坚贞不屈，正直磊落，执着不悔，为我们展示出一颗伟大的灵魂。正如他曾写下的一句诗：“谁知肉市存真佛，应信污池有白莲”。

　　汤戈旦先生，安息吧！

　　我们永远怀念您！

　　1993年1月15日

　　因时局的缘故，完全由民主墙运动人士主持的追悼会，其悼词内容乍一看来，竟成了替执政党代办的公文。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一个微妙讽刺，也不能不令人感叹政府与执政党惊人的威慑力！

　　本来，悼词原稿中还有“1952-1955年期间，汤戈旦先生因揭发党内干部依法腐败，遭到打击报复。从此，汤戈旦先生入至死未明的晦暗岁月”。至于他为向民办刊物投稿、和民刊主办人交往而判刑之类的事，一直就只字未提。这样，悼词中的汤戈旦便不再是一位特行独立的学者和思想家，而成了每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讣告的“老革命”。然而，在中共方面，却从来不承认他的这种地位。这样，说个不恭的话，此悼词便使汤戈旦先生于政治上沦为不受其父（执政党）承认的私生子地位。更令人心寒的是，由于害怕单位领导见到对自己不利，经汤戈旦长女建议，连上引唯一微弱暗示汤戈旦后半生经历的一句话也删掉了！这真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咽，诛灭九族还要唱皇恩浩荡啊！

　　当然，用毛泽东的话说，主持追悼会者和汤戈旦长女的心态只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

　　这场追悼会，自始至终都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还有身份不明的人强行参予过来，做出一些故意让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安的事情。参加追悼会的人清楚，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些朋友为病故的民运参加者举行葬礼，中途便被警方驱散。因此，为了不使汤戈旦亲属伤心，大家只能一忍再忍，尽量降低调门以免刺激当局。就这样，才算平安地开完了追悼会，“体体面面”地办完了汤戈旦先生的丧事。

　　笔者对汤戈旦生平及学术研究所知者，恐怕充其量不过百分之几，尤其是对他哲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方面的论著一无所知，因此，许多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但我仍然认为，汤戈旦生命的光华，最主要是表现在他倾毕生精力追求真理的精神上。

　　尤其应当强调的是，他在六十几岁到八十二岁的这段时间里，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当代中国和其他斯大林模式国家的政治经济变革及其前景问题，并且确确实实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得出了一系列与同时代中青年思想家大同小异的科学结论，特别是在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转型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上，汤戈旦的一系列理论均具有英明的预见性、科学的前瞻性和实用的操作性。

　　以一个十几岁便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在耄耋之年突破斯大林模式观念，并确立系统而科学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理论，这在包括前苏联东欧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没有不可取代的人物，但是，却有着不可缺少的精神。汤戈旦先生以八十余岁高龄，带着几十年的穷困潦倒和屡入囹圄的伤痕，仍然坚持探索社会科学理论，撰写大量的作品与书信式论文，密切注视并分析研究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走向实践，身体力行，无疑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崇高献身精神树立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丰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汤戈旦先生在晚年，以一种完全不同于马革裹尸，却更艰难百倍的方式，实践了文天祥这一伟大的名言！

　　令人憎恶的精神专制主义，使他的等身著述仅有个别篇章问世，作为他的崇敬者和忘年交挚友，我们若不将其主要著作刊行于世，汤戈旦老先生将永不暝目，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一大宝藏也将埋没流失！让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出版他的遗著，弘扬他的学术精华，在他的崇高精神鼓舞下英勇奋斗吧！

　　最后，以笔者《哭汤老仙逝》结束本文：

　　耄耋犹自为前驱，

　　旷古何曾有如斯。

　　宁不呼天一洒泪，

　　巨星殒落夜阑时！

　　1993年3月16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