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八）

秦永敏（武汉）

　　（汤戈旦两女儿找邓力群说明邓力群秘书不认账，中共官方的经济理论权威人物孙冶方出面给胡乔木作证毫无效果，患难之交钱宗仁四处奔走慷慨陈词却不幸早死，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虽然没有效果，为汤戈旦鸣不平者始终大有人在，铁的事实证明哪怕官府难容，公道自在人心！）
　

八、公道自在人心

　　汤戈旦先生以七十余岁高龄罹“文字狱”，当然无论如何也没法不让他的亲属不怨愤。何况，他的亲人——妻子杨洛芳和两个女儿最清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作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汤戈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执政党的态度，充其量只是“忠言直谏”，痛陈时弊而已。说到底，他心中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在潜意识中希望执政党采纳他的激进改革方案，而自己则一跃成为国师罢了。

　　为了救他于危难，他那两个孝女真恨不得仿效“提萦救父”，一再写文章向党政各部门乃至最高领导介绍父亲的生平，将父亲的材料整理成小册子，写成“女儿代父向党哭诉”的“陈情书”四处奔走呼告，找一切可能的线索求情，千方百计地申诉。

　　得知天津市公安局曾扬言，邓力群说“天津有个老反革命”，并因此才逮捕汤戈旦后，他女儿通过几层关系到北京找邓力群，结果，邓力群的秘书代答云：邓力群从来不知道天津有个汤戈旦，更没有说他是“反革命”。不过，汤戈旦之女将此言再告天津市公安局后，却既没有人坚持说邓力群曾有此言，也没有因为邓力群声称从不知道天津有个汤戈旦而作任何反应。

　　这时，两姐妹又想起了其父的知音和笔友，中国官方的经济理论权威人物孙冶方。

　　如前所述，汤戈旦多年来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列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证的文章也基本上都是这方面的论文。本来，在法庭上汤靖姬就一再要求将这些文章交经济理论专家鉴定。法庭却拒不采纳，而汤戈旦的文章又都曾寄给孙冶方看过，并专门簦门拜访，与孙冶方进行过切磋，此外，孙冶方还亲自将其新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一书赠给汤戈旦，现在请孙冶方来鉴定，并说几句公道话，看看怎么样？

　　孙冶方不愧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白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蒙冤受难多年。虽在病中，他仍两次亲切接见了汤戈旦的女儿，倾听她们的陈述，开导她们心胸宽阔一点，并且，在临去世之前，还亲笔致书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证处书记胡乔木（此人正是决定用法律手段对付民办刊物的决策人之一）。

　　乔木同志：

　　上个月，我接到天津市汤靖姬、汤津姝来信，谈到她们父亲汤可燊（戈旦）因反革命煽动罪于今年一月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她们和她们父亲均不服，要求申诉。汤戈旦从1979年开始，曾陆续给我寄他写的经济论文，前后约六、七篇。其中只有个别篇我曾看过，其余多数是由我的助手张卓元和林青松同志阅读的。就我读过的文章和我助手读过的文章看来，文中有一些偏激和错误观点和提法。但尚未发现有反革命的煽动宣传。至于汤本人其他情况，我并不了解。现将汤两位女儿的来信和他们的申诉材料，根据他们的要求转给你，请酌处。

　　致

　　敬礼！

　　孙冶方

　　1982年4月6日

　　无疑，病危中的孙冶方以这封信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至于胡乔木如何处理这封信，就不得而知了，或者说，可想而知，他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1984年，汤戈旦案引起了两位敢于仗义直言的传媒人物——天津法制报记者赵淳、刘林山的重视。他们感到此案大有文章可做，立刻四处奔走，调查取证，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写出了一份极具新闻价值和道义力量的《调查报告》。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里，已经引用了该报告的序言和介绍汤戈旦历史的第一部分，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位有着侠肝义胆的记者在牢房里见到汤戈旦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他形如槁木，但目光矍砾，虽已耄耋老态，却仍是赤子童心。他一生当了五次‘反革命’，两次坐国民党的牢，两次入共产党的狱，历经坎坷磨难，却又始终倔强自信。这就使他七十四年的漫长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

　　两位记者越熟悉汤戈旦的经历，心情就越起伏不平，越深入了解汤戈旦的案情，就越为他的精神感动。于是，开始奋笔疾书，向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慷慨陈词：

　　“从历史上看，汤戈旦不论是在我党部门工作时期，还是在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年月，他始终做着有益于党和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他性格耿直，襟怀磊落，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信念坚定，追求执着。他关心国家兴衰，社会变革，数十年如一日，刻苦攻读，著书立说，是一位长期以来为祖国的社会科学事业不倦探索奋斗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理论先驱者，他一生有‘泽畔之吟’‘请缨之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一生完成了大量的理论著述，应该留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

　　“我们真诚地恳切地呼吁，对于这样的有用人才应当慎重对待，全面考核，对于汤的文章应全部移交有关社会科学部门进行专门复写和科学分析。如此则冤狱得平，深冤得昭，国家幸甚！个人幸甚！”

　　然而，这份《调查报告》一问世，立刻受到司法方面的严厉追究，他们严令一切新闻媒介不得刊载发表，否则当予以重惩。就这样，这份只要公布于社会，就必然引起强烈反响的优秀报导，便被窒息扼杀于无形之中。

　　接着，又有一位曾名噪一时，且怀满腔热血的人，闻讯后做了大量工作。这就是《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借以成名的《胡杨泪》一文的主人公，险遭埋没的钱宗仁。

　　说起来，汤戈旦与钱宗仁的交往，真是一曲凄婉悲壮、相濡以沫的友谊之歌，兹将其大致脉络概述如下。

　　一九六五年，尚处于中国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前夜。其时，汤戈旦正“赋闲”在家，忽然心血来潮，便回江西老家一游。这天，他正悠闲自在地垂钓于双溪之侧，乡卫生所的罗立医生找来，拿出三首七言绝句给他看：

　　“山林深处有奇才，李杏桃梅次第开。

　　更问参天栋梁树，几时留种几时栽？”

　　“学诗描画总关情，绿水青山笔墨成。

　　莫道等闲农子技，敢将心迹比公卿。”

　　“也感分离更惜时，一天宾主十年如。

　　临行记取山村礼，春雨蓓蕾采一枝。”

　　汤戈旦细细一品味，这三首诗意境不错，诗艺也颇具功力。便信口询问，这是谁的作品？罗医生答道，是一个叫钱宗仁的湖南青年伐木工刻在深山大树上的。汤戈旦吃了一惊，他想就是中老年人，能写旧体诗词的也不多，青少年而擅此道，当属凤毛麟角，何况从诗意中流露出的格调与志趣看，此人必非庸碌之辈。爱才如命且同病相怜的汤戈旦忙打听道，这个人现在在哪里？罗医生告诉他，不知道又流浪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我这里有他原籍湘乡的通讯处。

　　尽管素愚昧平生，一回天津，汤戈旦便将自己以前写的诗词等照址寄去，不料却杳无回音，只好将此事暂且放在一旁。

　　岂料十余年后，汤戈旦又听人说，针宗仁已流落到新疆某地当木工，便立刻再次去信道明前事，并和诗三首寄他：

　　“才宠诗书书宠才，从今此道为君开。

　　但看华夏栋梁树，处处春风处处栽。”

　　“学舟苦海奈何情，奇迹常从厄运成。

　　奋斗休当一人事，神州多少我和卿！”

　　“山林劫难已多时，草木荣枯应自知。

　　莫学春花怨夏雨，只期秋果满冬枝。”

　　这时，钱宗仁正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打临工做木活为生，但亦“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见汤戈旦充满热情的来信与饱含哲理的诗句，难免感慨万端，心热气促，以为汤不是高级干部便是学生教授，便尽情将自己的坎坷身世一一告诉了汤戈旦。原来，他本是文革前湘乡县立高中的高才生，多次考试、竞赛均为全县“状元”，但因解放时家庭成份被当道者挟嫌报复，将一贫如洗的钱家打成了富农。为此，在那“山欲雨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竟剥夺了他考大学的权利。而此时，虽已三十多岁，且受家庭贫困之累，钱宗仁仍准备自学高等数学，并求汤戈旦替他代寻教科书和英语词典。此时，汤戈旦也才从下放江西返回天津不久，并仍然在家里没有工作。加上文革浩劫刚过，任何科技书都买不到，英语词典更不必说。汤戈旦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尽快弄到了他所需要的书，并立即寄去。

　　钱宗仁生性聪颖，学力与日俱进，求师中又增得一位教授相助，不久便调到中学任教，继而进大学当研究生。在此前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以人才遭埋没为主是，将他做主人公写出了一篇报导《胡杨泪》。恰逢文革刚结束的彼时全国此类事甚多，又正值需要人才之际，中宣部副部长李锐遂将此文大力推荐。一时，《胡杨泪》一文及钱宗仁和人才问题成了全国性的热门话题。当事者自然苦尽甘来，成为风云人物后，钱宗仁接到全国各地成千封来信，诉说与他类似的苦衷。有感于此，钱宗仁放弃了大学的数学研究，经中宣部副部长李锐关说，调入《人民日报》当见习记者。

　　成名后，钱宗仁不忘患难之交，专程赶到天津看望汤戈旦。直到此时，他才惊讶地得知，汤戈旦的生平比自己更艰难坎坷，而且，此时还因文字狱获罪，正“处明夷之令”（汤戈旦后来为钱宗仁写的悼文中自谑其坐牢）！

　　想到汤戈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前后给自己的来信中，大力称颂中国共产党从今将走上康庄大道，英明务实的邓小平必将给中国带来政治清明的伟大时代等等，钱宗仁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样一生耿直，人格高尚，思想深邃并且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老布尔塞维克，竟会在这“拨乱反正”的时代打成“反革命”！毫无疑问，不是贼人陷害，便是错官误判。他立刻义愤填膺地主动“请缨”，当即留在天津，帮汤戈旦家属整理出一份“陈情书”。

　　《陈情书》中内容本书大都已经介绍过，在这里，只录其能表达他心情的两段话：

　　“不知则已，知者莫不义愤！认为此案颠倒了是非，凌辱了国家刑法，践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好人受冤屈已足令人怜惜，考虑到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更使人不能无动于衷。故将此人情况及案件原因简单向党中央陈情于下，以期引起调查核实。”

　　“沉冤海底的时代应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此案一定会平反昭雪……特别从当前倡导经济改革的方针大计上讲，平反此案应是刻不容缓了！”

　　由这些想法可知，钱宗仁对当局的期望多高，对汤戈旦案平反的信心多足！

　　钱宗仁不愧是一个有良心有道德的人，也不枉汤戈旦惜才扶弱一场。写出《陈情书》后，他余兴未尽，又将自己与汤戈旦的交往和盘托出，写出一份情词恳切的证词，希望以自己的人格与身价担保，对有关当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下面，请看证词全文。

　　汤戈旦不可能是反革命，他是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者。

　　——一份证词

　　七八年六月，我还在自学大学课程准备报考数学研究生，由于一个偶然的间接原因，汤戈旦给我寄来一些急需而很难买到的数学书，书内夹着一封信，说很赞赏我的自学精神，希望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国家急需人才，将来一定会得到使用。我不认识汤戈旦，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还猜想他或者是一个老教授。我很感激，回了信并希望还帮助买些书。他接着又陆续寄过一些科技书和英语书，每次都鼓励我努力学习。我那时正受到一些打击，很苦闷，曾请教他如何对待。他给我寄来一封信，鼓励我不要悲观，说国家很快就会变好，说中央领导特别是邓小平是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他有魄力使中国变好，只是由于现在存在许多乱七八糟的理论家，新的、旧的、“四人帮”的、半“四人帮”的，搞得中央下不了决心，目前最主要的是在理论战线上辩论清楚，中央下了决心，改革就会很快实行。他随信寄来一份修改得很乱的材料，题目叫《一付砭沉疴的猛剂——敬呈邓小平副主席》，全文写了经济改革的八条建议，他说他已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很快就有消息。他要我详细看一遍，所以大概记得其内容。

　　开头写了一首五言诗，大意把“四人帮”比作王莽，把邓小平比作中兴汉朝的马谡、邓禹，然后是向党中央进言实行经济改革的建议。

　　第一条提出中国经济亟待改革，并且决不是作些小改动作能奏效的，必须从经济体制上彻底进行改革。

　　第二条大意是要赶快停止大规模基本建设，迅速引进外资兴，办有直接经济效益的轻工业，缓和经济形势。

　　第三条是要立即解放农业大集体的束缚，停止那些劳民伤财不得人心大规模人海战术的水利和农田基建，放手让农民自己耕种，国家只保留土地所有权，只管收农业税。

　　第四条说工业上的最大弊病是计划经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赚钱亏本两不分，这种状况要坚决改革，要毫不犹豫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价值规律支配一切。

　　第五条说精减机构，首先要去掉那些只说空话不做事的纯政治人物，要重用那些有实业经验的实干家。说什么“八O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搞什么十来个大庆”等空话千万别再搞了，说中央说一句空话，下边就会出现几万句空话，几十万人民币丢在水里，最后以“政治收获”圆场的风气必须坚决不要搞了。

　　还有几条记不清了，只知道有一条提出要严惩官僚主义，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还有一条讲发掘人才，说中央现在也讲重视人才，便主要把眼光放在几个出了名的“大人物”上，而大多数人才都被埋没掉了，出不来，上不去。因为这一条对我比较有意义，故更记得一些具体内容。他说，扼杀人才是两个，一个是经济体制，一个是官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了，各行各业都想兴旺，都自觉去找人才，人才就有了，官僚主义猖獗，中央政策再好到下边就变样了。

　　每一条都是先从理论上论证，然后举了很多实例说明，全文大约有七八千字。我的印象是文词特别激烈，一点不注意方式方法，看上去不象给上级的建议，倒象在和什么人辩论。

　　我当时时间紧，一心学数学，对这些问题不能做出判断，也无心去探究。但只觉得说得似乎有理，要是真能实行就好了，只是觉得与当时现实差得太远。我在回信中表示不能提什么意见，但也婉转陈述说这样说脱离现实，根本行不通，至少要半个世纪之后。我还给一些同事传看了，都说说的倒是实情，但恐怕会说成是奇谈怪论。他们问我是什么人写的，我说搞不清楚，大概至少不是一般干部，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魄力。

　　六年过去了，历史证明我是没有那个水平，汤戈旦的那些建议一条一条都正在成为事实，当我欣喜地听到赵总理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的同时，却又惊闻这个汤戈旦早已当了“反革命”，我真想不通！作为一个沐浴党的三中全会振作起来的知识分子，由于研究数学，习惯于逻辑思维，对这一十分矛盾的事实不能无动于衷，迫切想了解这一事实真相。我翻阅了汤戈旦女儿们收集到的许多材料，认真思考，认为汤戈旦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他是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理论先驱者，国家应爱惜这样的人才，即便有错误，也应予以原谅才对。我也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谈过，都有这样的看法与愿望。

　　钱宗仁

　　工作单位：新疆塔里木农垦大学数学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六月

　　然而，钱宗仁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政治案（反革命案）来说，此时仍一如此前三十年，就像是物理学的黑洞，如果不保持距离，就很难保自己也陷进去出不来！

　　此时，他还在幸运的时候，就在为汤戈旦陈情前后，由中宣部副部长李锐关说，调到了《人民日报》。不久之后，公安部门知道他与汤家往来密切，并为之陈情，写证词，便立刻警告他不要再管此事。他想让孟晓云像为自己呼吁那样来为汤鸣冤，孟断然拒绝，并好心地劝他别沾政治。更为令人齿冷的是，当局一些人竟向他无知的妻子暗示，似乎钱宗仁与汤戈旦女儿有什么不正当关系，使钱妻跑到汤家哭闹一场，清楚汤家为人后，才转嗔为喜与汤的女儿交了朋友。

　　钱宗仁不顾各方面阻力，仍然一心为汤案平反奔走，遗憾的是，“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不久他便突发癌症，半个月后就离开了人间！年仅四十有二。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锐主持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悼念这位还未做出什么事业来的人才的专辑《胡杨泪尽》。刚刚刑满出狱的汤戈旦痛失知音，立刻写了“忆钱宗仁”一文和一首诗，均收入上述专辑之中，这都是题外话，在此不多说了。

　　除上述人外，许多属于社会不同层次的人，包括汤戈旦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汤案平反昭雪作过工作。

　　然而，面对中共专政工具的强大威力，所有这些努力的唯一结果，当然只能是付诸东流。

　　是的，人们为汤戈旦冤狱的所有仗义执言，全部被阻止、被压抑、被窒息了，但是，这一切却绝非徒劳无功的！

　　纵使上述情况在表明，中国人确实没有言论自由可言，甚至连在报刊上为一个蒙冤受屈的政治犯辩解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也仍然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铁的事实：哪怕官府难容，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