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依法治国首先必须落实宪法

刘有权 蒋文扬

　　一、    当前中国的社会现状堪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大力倡导民主与法治，在文革期间，以刘邓为首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要人"吃尽了独裁专制的苦头，有的死于非命，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九死一生。而今重掌大权，为了不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都迫切希望中国改革，中国开放，倡导民主与法治，与世界接轨。"八九六四"后，民主变成了专制，但法治却一直没有丢弃。在中共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的三届党代会都再三强调要"依法治国"。十七年过去，依法治国的成效如何？国人有目共睹，一言以蔽之曰："越治越乱，越治越糟，糟到快要亡党亡国的地步。"

　　谈到此，可能有不少人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指责我们"胡说八道""恶毒攻击"云云，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

　　1、中国贫富悬殊之大，世界第一，谁能否认？

　　在未提"依法治国"之前，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在第八十位左右，十七年后，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后，时至今日已排名在一百位之后，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老百姓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了！再看反映社会贫富悬殊与和谐程度的基尼指数：中国是0.55，发达国家都在0.4以内，发展中国家多在0.4至0.5之间，独有中国高居首位。

　　2、中国的维稳费大大超过国防费用，世界首屈一指

　　据两会的政协委员透露：在周永康执掌中国政法委期间，维稳费年年增加，多达每年七千多亿，大大超过了国防年费。而维稳的结果是越维越不稳。每年十多万起群体性事件，数以百万计的上访人潮，令当局寝食难安。

　　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公权力不受法律制约，无限膨胀，任意强征民田，任意强拆民居，任意欺压民众，而民众哭诉无门。中国的司法受制于政法委，既不独立，更不中立，以致法不为公，冤狱遍地，才致中国官民对立，社会动荡。

　　3、中国的贪腐是世界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

　　当今中国一切向钱看，执政者没有约束，当官的缺少操守，个个见钱眼开，侵吞民脂民膏以自肥。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总人口0.4%的富人，占有国家总财富70%，而日本是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财富的70%，美国则是占人口总数5%的富人占有国家总财富的50%。而中国这占总人口0.4%的富人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让国人大跌眼镜。

　　执政的中共，一直在"反腐"，而老百姓却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现在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

　　所有这些说明"依法治国"出了问题。有鉴于此，有人说问题出在"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答案是问题出在"依法治国"的"法"出了问题。它所依的法，既不是宪法，也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法，而是维护党权、公权，维护权贵利益集团的恶法。依恶法治国，岂能不越治越乱，越治越糟？

　　可能又有人拍案而起，斥责我们"胡说八道"了，我们不想反驳，因为事实清清楚楚，国人有目共睹，何须多费纸墨。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宪法，是母法，一切治理国家的法律，不论刑法、民法都是由宪法派生出来的，是子法。凡不符合宪法精神（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和与宪法条文不符的法都是恶法，都是应该废止。|而中国的宪法，六十年过去，尚未落实，现行法律不少都是违宪的，得不到审查纠正，却在中国大陆横行肆虐。依这样的恶法治国，岂能不糟？试以劳教为例，它和现行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背道而驰。它却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任何审判机关审判，只由单位的党的负责人的决定就可以把公民弄去劳教。从1957年反右之后，劳教出台，在中国横行到2013年，数十年间残害了数以千万的中国人。让斥责我们"胡说八道"的大人先生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二、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中国过去几十年，摈弃宪法，以恶法治国，造成的恶果不仅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执政党内一部分良知尚在者也看得清楚明白。早在2007年的十七大后，胡锦涛就号召"要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可惜当时老人干政，政令不出中南海，他的号召未得以贯彻。中共十八大后，习总书记上台不久，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公开拨乱反正，讲了一段令笔者（也许还有不少国人）涕泪交加，刻骨铭心的话。他说："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他还说："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又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他特别强调："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最后他总结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习总终于找到了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

　　笔者由此开始关注习总，并向周围的朋友鼓吹，在习总治下的十年，将是"落实宪法的十年，是启动政改的十年，是大有希望的十年"（见拙著《一位公民的思考与建言》封三）。

　　三、    依宪治国，说时容易做时难

　　上至执政的首脑，中至研究宪政的专家学者，下到普通公民，都逐渐认识到"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的道理。但要"依宪治国"首先必须落实宪法。可是要真正落实宪法，把宪法当成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却难上加难，几乎难于上青天。

　　可能又有人会斥责我们"思维混乱"，"既呼吁落实宪法，又说落实宪法难上加难"，那就让我们回顾六十年来宪法所处的困境，便知道落实宪法之难了。

　　首先是毛泽东"无法无天"，他不相信宪法，要破除宪法迷信，是落实宪法的最大障碍。

　　就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与颁布了宪法之后的1954年秋天，在北戴河一次中央全会上，他向全党作了宪法交底的话，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还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多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下，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摘自辛子陵给中共中央的信）

　　毛的话一言九鼎。这个讲话便把党内要想实施宪法的民主派压了下去，成为了中共六十年来的宪法观。于是把宪法束之高阁，谁也不想落实，谁也不敢落实。否则傻瓜和反党份子的桂冠便会戴在自己头上。毛虽然死去了三十多年，但他的阴魂不散，还在笼罩着中国政坛，使中国至今迟迟不能够落实宪法，实施宪政。

　　其次，毛从苏联搬来的党国体制，还牢牢捆绑着中共，麻醉着中共，阻碍了中共民主转型。

　　纵观世界各国落实宪法，实施宪政，首先是由执政党推动，通过国会立法而成为全国行动。能推动宪法实施的政党必须是民主党而不是专政党，要落实宪法实施宪政的执政的中共必须首先把自己从原来的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只有成为宪政党，才能真正把党的活动自觉接受宪法约束，才能在宪法的框架内允许反对党存在和监督；才能接受与其他政党平等竞争，凭选民的选票上台执政；才能保障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建立现代新闻制度以保障宪法的实施；才能保障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才能确保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福利化，从而也能确保军队国家化。

　　这些在西方世界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事，对今天的中共当政者，肯定是反对者众了，原因是：他们习惯了毛从苏联搬来的党国体制，高踞于国家之上，宪法之上，法律之上，无法无天。岂能像孙大圣一般轻易地戴上"紧箍帽"？这是在中国落实宪法相当难之处。

　　再次，庞大的党政两大官僚系统的官老爷们岂能心甘情愿放下老爷架子当民众的公仆，事事受限制受监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肯定会对"落实宪法"投反对票。或者阳奉阴违。

　　最后，新兴而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岂能够束手就范，他们绝不会让宪法落实损害自己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必定会拼死抵抗，大造声势，掀起反宪政的浪潮，千方百计阻止宪法的实施。他们甚至还会收买无骨文人为反宪政呐喊助威，企图把"落实宪法"的行动扼杀于摇篮。

　　还可以举出种种，因此落实宪法是举步维艰，步步障碍，随时有绊倒的风险，半途而废的可能，不可不慎之又慎。

　　四、    落实宪法，依宪治国是中共唯一的出路

　　1、富民强国的中国梦就是宪政梦。

　　中华帝国曾自认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曾有万邦来贺，万国来朝的光荣与辉煌。可是鸦片战争战败后，东西方列强对中华帝国虎视眈眈，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境，有识之士纷纷向先进的西方各国寻找救亡图存之道。"洋务运动"便是一例。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宣告了在中国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宪政的破产。人们从日本的崛起和美国的强大中受到了启示和教训，中国要"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所谓中国梦，非走"宪政之路"不可。所以说"中国梦"就是"宪政梦"。从那时起至今，一百多年过去，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之奋斗过，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其中光绪皇帝、康梁同党奋斗过，以谭嗣同为代表的"六君子"头断菜市口，为"中国梦"献出了第一批生命。之后孙中山黄兴和他们的革命党人奋斗过，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从1912年到1949年，无论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曾颁布过宪法，实施过宪政。特别是1912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开放的时期，发展最好的时期，给民国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共成立后，也有不少热血青年，投入中共，为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奋斗过，许多人献出了生命。非常痛心的是，中共建政后，颁布了宪法，全国上下都眼巴巴盼着实施宪政，共圆中国梦之时，毛泽东却让宪政胎死腹中，以致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十九世纪，比晚清都不如。这是稍有历史知识，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极其痛心疾首的。

　　十八大后，习总重提中国梦，首提"依宪治国"表明中共的民主派开始主导把中国引向正途。也只有此路，既可以救中国，更可以救党。

　　2、中国国民党的民主转型值得借鉴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为防止中共策反，社会动荡，台湾省主席陈诚颁布戒严令，取缔了宪法赋予人民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言论出版自由，使宪政一度中断。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面对世界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面对台湾人民反专制斗争和反对党民进党的出现，更面临大陆的改革开放迫使蒋经国晚年弃旧图新。首先完成了国民党的民主转型，而后促成了台湾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为亚洲树立了榜样。那些担心此举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国民党元老们也终于未见国民党亡党亡国，因为国民党新生了。虽然二ooo年的大选，由于李登辉的出卖，国民党失去了执政权，但八年之后，不是又重新执政了吗？

　　因此，当今中共无论救国，还是救党都可从中国国民党和台湾的社会转型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3、希望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因为中共执政几十年的未"依宪治国"，几乎人心丧尽，党内不少人担心，如果落实了宪法，实施宪政，中共会被老百姓选下台，从而失去执政权，会亡党亡国。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然。中国老百姓是最善良的，他们盼望落实宪法，过上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如久旱之盼甘霖，如真的中共落实了宪法，必将得到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再者中共真正实现了民主转型，党内有了民主，也必将得到党内几千万党员的真心拥护。如果真到了凭老百姓的选票说话的那天，中共一定会得到大多人的选票。笔者坚信：敢于在中国落实宪法，实施宪政的中共，数十年内，任何政党都不能够取而代之。希望中共要胸怀博大，充满自信。

　　4、落实宪法，实施宪政就是最大的政改

　　中国当今社会不仅乱象丛生，而且政改早在"八九六四"后停步不前，政改滞后更助长了既得利益集团对国资和民财的掠夺，更加深了社会危机。当今，现行宪法已成为各阶层的共识，落实宪法，把公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还公民权于人民，不就是最大的政改吗？落实宪法既推动了政改又完成了党和国家的民主转型，一箭三雕，真能如此世界必将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为之欢呼鼓掌。

　　五、九曲黄河终入海，谁人能阻大江流

　　百年前，孙中山便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百年过去，这世界的民主潮流更是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试看亚非拉的独裁者们大多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的独裁者们，虽然曾经使宪政潮流几度改道，但正像九曲黄河最终还是流入大海，而今强人不在，谁有胆量，谁有能力阻止大江东去？时代要求落实宪法，时代呼唤大改革家、大政治家。他们必将应运而生，站在世界高度、顺应世界潮流，改变中国，从而改变世界。

　　这不是空谈，更不是无稽之谈，试看以习近平为首的执政团队，敢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废除恶法--劳教制度；敢于一下推出几十项改革措施，敢于在三中全会之后掀起更大的"反腐"风暴，打"大老虎""老老虎"。现在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将要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笔者相信，四中全会后，必将落实"依宪治国"，必将在全国吹响"落实宪法"的进军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期年之后，中国必将新生，统一大业也必成。

　　祝福中国，全力支持中共改革派！

　　二O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脱稿

　　（附李晓斌文）

　　关于渐进改良和激进革命的争论一直在持续。渐进改良拒绝民间激烈的抗争，认为激进抗争必然引起极权的残酷镇压，这样会使变革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代价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社会得到的变革的利益，超过了社会保持极权现状付出的成本，那么变革就毫无意义。而激进革命则认为，必须尽快终结极权，社会才不必付出持续的、更多的代价。笔者不想就此作过多的论述，仅就进程及其表现作简短的探讨。

　　渐进改良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个假设是极权是可以改"良"的。如果把极权向民主的变革称为向善，那么，一个显见的问题就是：极权无疑是恶的，它向善的动力何在？极权之恶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它在持续的过程中，必然要对任何反抗予以打击甚至镇压，以便更加有效地统治。这就说明，极权能够得到的最佳结果是进一步的极权；如果进一步的极权不能实现，那么次优的结果就是维持极权的现状。因此，极权本身不具备任何向善的意愿，所谓"改良"，就是极权在压力之下的调整和维护，其目标仍然是继续极权，由极权自发地实现向善变革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假设是，社会变革会是/应是渐进的，通过今天改一点、明天再改一点的方式，达成善的目标。这个假设的基点，是把一个社会作出恶-善的评价，通过逐步地消除恶，最终达到善；如果不能维持渐进的脚步，引起社会的激烈对抗，那就会激发出极权的恶，使社会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极权维持恶的动力，来自于它占有的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不能被消解，那么极权就会持续地恶下去。消解资源的过程也就是双方博弈的过程：如果极权有能力获取更多的资源，那么它就有能力作更多的恶，极权统治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只有通过抗争，从极权手里夺取这些资源，才能有效地与之博弈，最终实现社会的变革。既然双方对于资源处于争夺的状态，那就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零和博弈。

　　如果社会博弈的零和属性没有变化，那么博弈双方的力量就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力量的增加，必然造成另一方力量的减少。在这样的持续博弈过程中，只要双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就会朝着一方以加速度倾斜，并因此表现得越来越激烈。现实地看，抗争的力量在加强，正在迫使极权剥离外围的一些障碍，集中资源实现维稳。当平衡朝向抗争一方加速度倾斜时，极权的灭亡也将会是加速度的--也就是说，不管渐进改良的支持者们管这样的变革称为什么，它一定会越来越激进，最终的表现一定会是一场激进的革命。

　　激进的革命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从内容上看，社会变革的动力来自于抗争，也实现于抗争。没有抗争，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向善的变化，更不用说社会的整体变革。以对极权力量的恐惧为由，拒绝抗争、否定抗争，就是对极权的投降。从形式上看，抗争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从极权手中夺取资源、形成力量的过程。当抗争能够聚集起社会的力量，与极权相抗衡，并终于打破力量的平衡时，不管极权当局和改良者们愿意不愿意，它一定会把革命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李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