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奖与“干涉”

温启源

　　4月3日《环球时报》刊文《获西方奖，中国罪犯嫌犯概率高》，文章认为获“西方奖”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异见人士’，处于服刑或羁押中的比例尤其高”，认为这是外国人“想为难一下中国”，是“西方干涉”，而“彻底解决‘西方干涉’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凝聚国内团结”。

　　首先“获西方奖，中国罪犯嫌犯概率高”这个题目的表述就有问题。因为这种表述通常会给常人一种感觉，那就是普通罪犯嫌犯——如杀人、抢劫、偷盗者，获“西方奖”的概率高，对于习惯望文生义、先入为主的人，有相当大的误导性。

　　其次，文章把“西方奖”当作“西方干涉”，我们不妨假设“西方奖”就是一种“西方干涉”，那么是不是只要是“干涉”都是错误的、都是要反对的、都是要禁止的呢？试想一下，大马路上一个粗壮大汉正在拳打他的老母亲或者儿女，你看到后要不要上前劝说几句？如果你视而不见，或者只做一个看客，你认为从道德对“做人”的要求来说，你是一个“合格”的人吗？可是如果你上前劝说，那个大汉却对你怒喝：“这是我们家的事，关你鸟事，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么请问此情此景之下，“干涉”更符合人类精神文明，还是“不干涉”？小到个体，大到国家，“干涉”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小小的“西方奖”也算是“西方干涉”，那么当年的“苏俄援共”算不算外来的“北方干涉”？“抗美援朝”算不算对外的“西方干涉”？如果算“干涉”，那么说明我们自己过去就在“干涉”或“被干涉”，一个小小“西方奖”的“干涉”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说那样都不算“干涉”，与之相比，小小的“西方奖”又何足道哉！其实“干涉”本身无所谓对错，其“正义”与否要视具体情况而言，然而一提到“干涉”一词，便仿佛遭遇强盗打劫似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既然“干涉”本身无所谓对与错，应视具体情况而言，那么我们假设“西方奖”是“干涉”的话，这种“干涉”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有没有积极意义呢？正如《环球时报》的文章所言，获得这些奖项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异见人士’”。好一个“异见人士”，“异见”一词，道出了问题之所在！

　　众所周知，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思想争鸣，百花齐放”本是常态。既然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可以存在，那么又何来“异见”之说？有“异见”，说明环境本身是“一言堂”。持“异见”者便被贴上“异见人士”的标签，并且按照《环球时报》的说法，这些获奖的异见人士“处于服刑或羁押中的比例尤其高”，可见社会言论自由度多么的糟糕，而持“异见”于这种社会环境中，又是多么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奖项鼓励“异见”的存在，或许对于某些权势阶层的面子未必有利，然而长远地看，“异见”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绝对有利的！古人不是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如果打压“异见”，消灭“异见”，最终结果便是将社会打造成了“泰坦尼克号”，也许表面上无比华丽、无比强大，然而终究不过触礁冰山、沉没海底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倒是应该正视这些“西方奖”，好好反思自己的不足、改进自己的不足，进而真正强大起来！

　　如若继续拒绝“异见”，打压“异见”，甚至敌视“异见”，那么来自社会底层的真实呼声又如何被倾听到？倾听不到底层的真实声音，又如何能解决好这些问题？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又如何实现《环球时报》所说的“凝聚国内团结”？因此，即便按照《环球时报》的“药方”去应对“西方奖”所带来的“干涉”，也务必先加入“言论自由”的药材，否则其效果无异于街头郎中的狗皮膏药！

　　2014年4月3日于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