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酷刑残害异议者生殖器令人发指

刘艳丽

　　魔鬼存在于细节中。看一个负面政权邪恶到何种程度，是不是已经触犯了人性极限，透过细节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统治细节中隐藏着极端可怕的恶魔，那么，这个政权的作恶已经颇具“密度”了。充斥了邪恶因子的密度乘以体积，就是一个可怕的质量，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恶魔，如放大万倍的寄生虫一样，其恐怖丑陋之态，令人不敢看第二眼，对之惊怒交加，如此，此魔鬼如何有不亡之理?

　　在几个月前，年届三十的我才得到翻墙软件，觉醒很晚且不说，对很多真相的了解也很有限。不过，翻墙久了，了解的自然便也渐渐多了。其中所了解的一些邪恶，超越了我的承受极限，愤怒难抑，我想，这样的邪恶，也一定超出了很多人们的承受极限。稍有人性者，都定会为此而震怒。这样的邪恶，就是中共残害生殖器之恶。

　　我所了解的中共残害生殖器之恶，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不过，女性遭遇此种酷刑者，没有较为出名的人。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出名的人就不足为信，不过，不出名者遭受残忍酷刑，比起来出名的人遭遇残忍酷刑，相关信息的互动性差多了，各方面反馈也少，其中也包括被酷刑者的反馈。反馈越多，越容易全方位分析事件，所以，我选择中共残害男异议者生殖器来说明中共之恶。

　　残害男异议者生殖器，是最邪恶的、最狠毒的酷刑，几乎不亚于取其性命。这是因为，人的性命无非包括肉体和精神。而残害男异议者生殖器，在摧残其肉体之际，还包含着对其精神的摧残。

　　如果用刑狠一些，生殖器被电坏死，或者功能大受损坏，对一个男子而言，尤其是未婚男子而言，是不是比死亡更可怕？纵然或许仅仅是暂时疼痛，而后痊愈，但对受刑者的精神的摧残效果已经达到。对比来说，残害男异议者生殖器的精神摧残带来的严重性和可逆转性，整体而言甚于肉体摧残带来的严重性和可逆转性。除非残害男异议者生殖器酷刑摧残是毁灭性的，不然，其中的肉体伤害必然甚于精神伤害。哪怕残害强度再小，但只要这样用刑，已经形成了残酷的精神伤害。

　　受刑者在短时间内一定生不如死，身心趋于崩溃。再坚定的人，恐怕也会在其心中留下永远的阴影和长久的梦靥。不坚定的人，遭遇这样的酷刑之后，或许精神就此彻底崩溃，疯癫而死。

　　万幸的是，我所了解的遭受中共残害生殖器酷刑的男子们，都十分坚定，虽然这件事情必定在其心中留下了阴影，但是，他们能够战胜阴影和心灵之痛，顽强地继续人生之路。

　　第一个是高智晟律师。这位面对泰山压顶一般的邪恶压力，敢为信仰团体讲话的勇敢律师，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万千律师的维权意识、激发了广大律师的正义勇气的律师，终在2006年12月22日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三缓五，此后，高智晟律师所承受的迫害越发严酷。

　　在高智晟律师2007年11月的自述文章中，有这样的文字，“我迅速被撕的一丝不剩”，“开始电击我的生殖器时，我向他求饶过”，“他们用牙签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无法用语言述清当时无助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迫害之后，高智晟律师暂时屈服过，但终究又坚定起来。高智晟律师以其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坚强、博爱和伟大！因高智晟律师坚定不屈，致使中共于2011年将高智晟律师送往偏僻的新疆监狱，执行所谓的原判三年实刑，以最大限度地避开声援者的围聚。2014年8月7日，是高智晟律师的出狱日。在此，无比激动地盼望着高智晟律师能够顺利出狱！

　　第二个是郭飞雄先生。郭飞雄先生（原名杨茂东）的事迹之壮烈，为中国自由人权之付出，不亚于高智晟律师，在此就不赘述了。2006年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起诉，在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的情况下，中共对郭飞雄先生的迫害竟然依旧惨烈，摆明了就是施以欲加之罪，一心迫害，而由广州警方将郭飞雄先生移送沈阳警方之手，更是摆明了心中有鬼：无非是让郭飞雄先生远离支持者云集的广州，并让郭飞雄先生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以遂其卑劣目的。

　　在郭飞雄先生被拘押期间，向律师自述，遭包括电击生殖器在内的酷刑逼供。据悉，郭飞雄先生两度遭受电击生殖器的酷刑摧残，终于在如此非刑压力下违心作出了自证有罪供述。“我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经历变得更加激进，也不会变得更加软弱。2011年9月，郭飞雄先生出狱，表示“我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经历变得更加激进，也不会变得更加软弱。”郭飞雄先生没有被摧垮，还是那个冷对强权侠肝义胆无所畏惧的他！

　　2013年9月11日郭飞雄先生复被中共逮捕。律师李方平在新浪微博说，“我作为酷刑受害者也有一点期待：鉴于2006年对郭先生的审讯中，存在‘电击生殖器’等严重刑讯逼供的情节，期待此次审讯，公安能够杜绝酷刑。”这也是我的希望，希望相关人员少作恶，虽然中共一定会灭亡，但少作恶可以减轻将来彻底清算时的须承之罪。

　　第三个是张世航先生。据维基百科介绍，张世航先生是一位自由派作家，曾经在网上发表不少文章批判体制、推动民主转型，2011年夏，张世航先生与菏泽公安局相关部门接触之后，停止异议作品的发表。相比高智晟律师、郭飞雄先生而言，张世航先生的知名度不及他们，在反抗专制的行为上也不像高智晟律师、郭飞雄先生那样激烈，但是，张世航先生所受的迫害之残酷，不逊于高智晟律师、郭飞雄先生。

　　据维基百科，“2006年5月，在济南打工之际，因为某宗教团体撰文鸣冤，被济南市槐荫区匡山派出所抓捕、抄家。在被抓捕期间，因拒不配合警察的询问，被济南市槐荫区匡山派出所殴打折磨，并被所内女警扒光裤子电击阴囊、肛门。后被关押于济南市看守所近一个月，而后，被劳教一年，劳教期间被关押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劳教所，2007年4月初，被释放。”

　　请注意，电击张世航先生的阴囊和肛门的，竟然是女警。写到这里，我无法自控，泪如雨下！我无法想象、不敢想象，那是一种何等残忍、何等变态的场面！虽然摧残方式依旧是残害生殖器，但异性用刑，必然比同性用刑带来的心理伤害更大！据悉，克格勃训练间谍时有一课，就是在陌生异性面前赤身露体，以锻炼承受耻辱的心理素质，因为，在陌生异性面前赤身露体，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耻辱感。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

　　此女警或许想象不到男子受此酷刑之际的痛苦。或许，只有女性遭受此类才能让她充分感受到此种酷刑的摧残。如果我在场，我宁愿让自己代张世航先生承受那凶悍女警的电击生殖器之刑！让她看看，女性被电击生殖器之后如何失禁，如何战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而为何中共豢养出如此之多的畜生王八？相对男警而言，本应温和一些善良一些的女警，竟也如此堕落、如此残忍！

　　其实，中共残害生殖器的方式不仅仅用于男异议者。如2004年2月新华网《包头恶棍警察三受处分仍升职一朝终被绳之以法》报道，“李建华私设了一处行刑室，室内有手铐、脚镣、大头针、手摇电话机等。”“2003年5月23日晩上9时许，在没有立案、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李建华等人把家住包头市东河区的刘天龙（刘有吸毒前科）带到了私设的行刑室，……用手摇电话机电击刘的阴茎……直到刘的朋友给李建华送了1500元，才把刘天龙放了出来。”

　　文章还写道，“但令公交分局干警们不解的是，这样一个有污点的警察，参加学习班的时候是个副队长，从学习班出来不仅没降职，反而被晋升为中队长。是谁在为李建华撑腰？”答案显而易见，是制度，是中共一直坚持的专制制度。制度土壤一直如此，大大小小的极恶之花，岂能不争相开放？

　　2013年10月《沈阳晚报》有报道《妙龄少女蹊跷死亡嫌疑人遭刑讯逼供电击生殖器》，“他们不仅拳打脚踢，还用电棍电我的腹部、颈部、头部，甚至连生殖器也不放过。”后来证明，这是一起冤案。如果这不是冤案的话，被冤者遭受电击生殖器刑讯逼供的事实如何能够大白于天下？我不禁要问，还有多少人被所谓“人民警察”电击生殖器而未见报道？

　　2014年3月，各大网媒报道，包括惠州美籍商人胡伟星(曾用名胡炜昇)等人当庭翻供，指控惠州警方刑讯逼供，其中有人指称，审讯时被电击生殖器、肛门。而公诉方未能提供完整审讯录像的原因竟然包括移动硬盘“中毒”。胡×容指称，遭遇刑讯逼供，进入看守所后的体检资料显示其有外伤，而惠州警方竟称被告人“同仓人员相互刮痧”所致。

　　残害生殖器刑讯的方式对付刑事犯罪嫌疑人，固然是违法之举，但有的人们会念及这是“以恶治恶”的方式，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还不至于激怒全民，而残害男异议者生殖器之恶，纯粹是无比残忍的欲加之罪，让那些善良、正直、才华横溢的男同胞们为这个民族承受了如此痛苦的摧残！人神共愤，天理难容！中共之所以尚未灭亡，是因为还没有完成罪恶的量变积累。但是，看着中共之邪恶疯狂日甚一日，那最后一根稻草，必将从天而降，彻底压垮中共！我们必然都能够看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