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炎黄春秋的信

王书瑶

导正杜老夫子大鉴：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这封信，因为这是贵刊的办公信箱，不会由您亲自掌管，管事者如果觉得您不宜看到它，就可能不转给您了。

但是，事关《炎黄春秋》的荣誉，也关系到北大右派运动的第一篇大字报作者的真伪，所以我还是要写，只要这件事没有一个准确的交待，我会死缠烂打，一直写下去，请您不要低估了我的韧性。

在贵刊2015年八月份那一期刊登了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蔡家麒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北大‘五一九运动’参加者的结局“，他自己说，1957年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写的，（责任编辑是您的爱女杜明明小姐），不仅我感到惊讶，其他的北大右派也都感到惊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写的，当时闹得风风雨雨，连许南亭的父亲许汉三也扯了出来，但是，现在忽然跳出一个叫蔡家麒的家伙，说那篇引起整个北大学潮的大字报是他写的，我们大为错諤，于是我就向贵刊写信提出质疑，结果，在贵刊第十期的最后一页上，同时摘要发表了我和蔡家麒的说法，（责任编辑变成了丁东先生，她、他们两人还都是副主编），他们以为，如此这般的处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因为正反两面的说法都有了。其实不然，真相只有一个，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只能有一个人，不会：“既是许南亭写的，同时也是蔡家麒写的”。

但是，在蔡家麒没有证据的同时，我们这些右派也没有证据，都是根据记忆，于是我就到北大去求证：第一篇大字报到底是谁写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我得到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校史性著作《北京大学纪事    1898____1997》，那里面第一次没有回避北大的五一九运动，简要地记述了整个五一九运动的主要事件，开头，那里面就说，历史系学生许南亭写了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然后就对五一九运动的整个过程大致记录了一下。

我找到了证据，《北京大学纪事》是由原校党委书记王学珍牵头写的，他们应该是查找了历史档案才写的。

   于是我又给宝刊写了信过去，标题不客气，是”《炎黄春秋》为虎作伥   蔡家麒伪造历史”。我为什么要这么攻击《炎黄春秋》？是因为，蔡家麒作为个人可以随便写，他把牛吹破了天也不要紧，他可以把它发在个人的博客上，那是他个人的言论自由，不论有什么影响，都由他个人负责。但是，出现在《炎黄春秋》的版面上那就完全不同了，《炎黄春秋》有几十万读者，而且被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看好，认为这是一本严肃的刊物，它发表的作品，关于历史的应该是信史，如果以后有人据此写五一九运动的历史，很可能就采用《炎黄春秋》的说法，这个罪过就大了，所以，我把矛头对准了《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有重大的篡改历史的责任。

这封信在11月发出，但是，到了12月，两位大编，___杜明明和丁东都没有给我任何答复，于是我就又给他她们二人与了信，全文如下：

杜明明、丁东二们大编：
我找到了许南亭是北大519运动第一篇大字报作者的证据，蔡家麒不是作者，并且也发送给了二位，我相信，本着对历史与社会负责的精神，《炎黄春秋》一定会在版面上向读者有个交待，在版面上有交待的同时，能不能也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向我知会一声？
即颂大安。             王书瑶

2015年12月09日

我想，我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他们应该对读者也是作者有个交待，她们知道我的邮箱地址。

但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于是，我给她们二位又写了第三封信，如下：

杜明明、丁东两位大编：

我这是第三次给你们写信了，泥牛入海无消息，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是不是我要直接找杜导正老先生为你们查屁股？无论如何处置总要有个通报吧，你们如果如此蔑视一个人，恐怕要遭到报复的。

到底是蔡家麒还是许南亭，还没弄清楚吗？

新年快乐，好吗？   王书瑶  2015年12月31日

   现在是2016年1月31日，她们二位仍然没有回复，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所以如上所言，我只好直接给导正老夫子写信了。

不论我在这封信里说怎样不中听的话，都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她们二人对我的无端轻视，我的报复是必然的。你不尊重别人，得到的一定是对你的不尊重，得到的不会是以德报怨，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明确地对她们二人表示轻蔑。

他们不负责任，他们作为《炎黄春秋》的副主编可能是够格的，但是，在人品上，那就很难说了，他们轻视别人是因为她们本身就不值得尊重，就没有人格。

在这篇名为“北大‘五一九运动’参加者的结局“的作文中，讹错极多，北大沸腾是在五月二十日而不是十九日；陈鸿生是劳动教养的，不是劳改的；他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

更荒唐的是，陈鸿生已经被北大开除了，如果北大还关心他的话，就该在他没有死的时候，给他一点点黄豆面吃，这样就死不了了，可是，北大没有挽救陈的生命，却在饿死陈鸿生之后，给陈的“遗子“以生活补助金”，只要用脚趾头想一想，都能想出这事有多荒唐，但是，这件事却白纸黑字印在《炎黄春秋》的版面上。

文章的题目是“北大‘五一九运动’参加者的结局“，可是谈了哪些北大右派的结局呢？只谈了三个人的结局，一位是林昭，一位是沈元，还有一个是前面说的陈鸿生，前两个人的情况是蔡家麒从网上抄来的，关于这两个人的事迹，近30年来已经写得太多了，关于林昭的书，我这就有好几本。关于沈元，随便上网一查，就可以找到很多介绍他的网文。

这两个人，都不是“五一九运动”的主力队员，她们之死，是由于在文革中，她（他）们坚持真理所致，与她他们在五一九运动中的表现的关系不大，他们在五一九之后所受的处分并不严重。

在前几年，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用传销的方式，收集到500多名“北大五一九运动”参加者的名单，这些参加者，说得明确一些，就是右派，所谓参加者的结局，也就是这些右派的结局，林昭与沈元的结局具有典型性却没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根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在500多人中，（全校划了715个右派），在反右与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26人，其中处死者8人，被打死者1 人，病饿而死者6人，自杀者10人，死因不明者1 人。

但是，大部分右派都活了下来，在“改正”之后，他们纷纷找到一定的工作岗位，（我这里说的都是学生右派，老师们都恢复了工作），其中，凡在高校教书者，全都当了教授；在科研单位工作者都当上了研究员，其中一位，还当上了中科院院士；凡在中学教书者，都当上了高级教师；凡在企业工作者，也都当上了高级工程师。他们在劫后余生中，努力拼搏，艰苦奋斗，为国家、为社会，在科学、文化、教育等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右派，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与死难者同样值得尊敬。

这些，都是右派的结局，也就是“五一九运动”参加者的结局，不要以为，北大的右派“结局”就是死路一条，他们中的多数不仅活着，而且由于努力和贡献，还很自豪。他们没有頺废，他们奋发图强，以赤子之心，对国家、对社会贡献自己劫后余生的力量。他们的生命同样可歌可泣。他们对历史是负责任的。

尊敬的杜老夫子，你不认为，对于宝刊在8月份发表的那一篇失实的文章应该在你们的版面上，向所有读者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交待吗？不是应该更正吗？

是不是应该好好教育一下您的爱女和别的编辑大人，知道首先尊重别人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吗？

无知者最勇敢，他们对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及其结局那样无知，就敢发文，无知不是可以犯错误的理由，更何况知错而不改！

即颂大安

春节快乐

            1957年北大学生右派  王书瑶

                         2016/2/1